“后资本积累时代”前夜的中国与世界 —— 2023年新年笔谈

编注：在这篇新年笔谈中，井冈山卫士同志根据近年来红色中国网独立自主理论探索取得的一些成就，结合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具体分析了过去一年来国内外阶级斗争的若干重大发展。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常常会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也时不时会故弄玄虚，讲什么“千年未有”或“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然而，所谓的“历史转折”、所谓的“大变局”，其实质，到底是什么呢？井冈山卫士同志明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为目的）的历史时代即将过去了。取而代之的，也许是一种更加险恶的新的阶级社会，也许是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并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但无论如何，“后资本积累”时代正在来临，各大国的统治阶级、各主要国家政治上有觉悟的劳动阶级，都开始行动起来，努力争取在旧秩序瓦解后建立起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秩序。在瓦解与新生交替的大动荡中，唯有中国资产阶级还在忙着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积累游戏中跑在最前面，洋洋自得，而实际上却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影响世界历史未来走向的主动权。在各劳动阶级中，或许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在当前历史转折中不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主动地争取建设一个符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未来。

“后资本积累时代”前夜的中国与世界 —— 2023年新年笔谈

作者：井冈山卫士

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总会出现仿佛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仿佛阶级社会稳定统治的一切规则和秩序都在突然之间崩裂了，融化了，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似乎在群众愤怒的指责声中成为自我安慰的笑话，政治的上层建筑似乎只剩下“大白”和辅警仓皇撤退后的一片狼藉。个人的选择好像一夜之间有了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仿佛点击一次一键三连的蓝色按钮，输入一段媚乌仇俄的喧嚣文字，甚或举起一张对折多次的惨白纸张，就能在顷刻之间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东欧的纳粹狂徒、北美的帝国政客、全球的“白左”宵小都在向新生的中国左派伸出手来，呼唤着后者与他们一起走向许诺中的未来。

但也正是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历史必然性总是以最强力和最赤裸的姿态无情地碾过无数人的政治幻想为自己开辟道路。纳粹狂徒正在民族解放的炮火中化为齑粉，帝国政客正在群众的反抗中左右支绌，“白左”宵小正在迅速沦为人民群众唾弃的堕落败类。除了少数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都押宝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颜色革命上的“左皮自由派”以外，剩下的绝大多数左派都逐渐从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选择”中苏醒过来，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左派的命运取决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归根结底是中国劳动人民自己推翻中国资本主义、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

个人的选择千种万种，历史的方向只有一个。

“后资本积累”时代

2022年的中国是一个处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以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半外围工业大国。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些结构性特点决定了它需要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水平（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才能勉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同时满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劳动人民三方需要的水平。中国资本主义高速积累的外部条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霸权格局的稳定，即中国需要美国继续履行霸权国家的诸多职能。中国资本主义高速积累的内部条件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达成的“增长的社会契约”—— 即资产阶级许诺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大约每十年翻一番，大约每一代人有质的飞跃（五到六倍），对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许诺以“阶级跃升”的前景；劳动人民为了得到资产阶级的这些“许诺”，不得不提供超长时间和超高强度的劳动，并且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尝试。在2022年，上述两个条件都发生了或大或小但是相当显著的动摇。

霸权不是霸权国家单方面的榨取，霸权国家也必须向其辐射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品”，即履行霸权职能。稳定的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惠”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掌握的军事力量成功地压制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解决了民族国家安全和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秩序之间的协调问题；美国的庞大的工业能力和庞大的市场先后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宏观经济的“最后贷款人”和“最后借款人”，先后稳定了世界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美国从全世界剥削的剩余价值成功构建了以“美国梦”为核心的全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将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部分以及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囊括进了帝国主义全球社会契约中。这个社会契约的最新表现方式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中国得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护伞。美国有效地维护了中东地区稳定得地缘政治秩序，为中国保障了一条从波斯湾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的能源生命线，让石油自给率不到三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享受较为稳定的能源供应。美国在拉美和非洲维持的帝国秩序也为中国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原材料保障了稳定的来源。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及其欧亚仆从政权的稳定存在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不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宏观总需求。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秩序也为中国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政治进攻、执行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万众创新”、“灵活就业”等政策，以及有效安抚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当这几种条件不复存在时，中国高速资本积累所仰仗的外部条件也就不复存在了。

美国霸权自从越南战争失败以后就进入了“衰而不落”的状态。一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像二战刚结束时那样有效履行上述三种霸权职能，其他民族国家在美国霸权之下能够享受的“互惠”利益正在逐渐消失，这是其“衰”的方面。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能够通过经济制裁、颜色革命、武装侵略等方式给不服从其霸权的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就形成了当今世界霸权格局最近一个阶段的特征，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有限互惠变成了单方面榨取，其他国家“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不得不继续屈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这是美国霸权仍然能够“不落”的方面。这种“不落”的状态会逐渐随着“衰”的加深而不再稳定，这体现在美帝国主义的相对实力逐渐缩减，同时其行为却愈发具有侵略性和不确定性。对于那些拥有经济自持力的大国而言，当美帝国主义既无法提供有利的国际秩序，又无法有效颠覆其政权时，脱离美帝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俄罗斯是第一个明确宣告要脱离美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大国。作为美帝仆从武装集团的北约不仅失去了维护欧洲地缘政治均势的意图，也失去了在常规战争中有效遏制俄罗斯地缘政治企图的能力。俄罗斯统治阶级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如果服从美帝国主义，就不仅要放弃新收复的克里米亚，放弃其在东欧、中东和中亚的影响力，而且要放弃近二十年来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的成果，放弃能源市场定价权。就算放弃这些，也很有可能无法避免战争，因为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武装集团的最终目的有可能是肢解俄罗斯，消灭俄罗斯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也被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明斯克协定》是为了准备战争”的言论所证实）。如果不服从美帝国主义，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在核战争中同归于尽，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俄罗斯在常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地缘政治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对于美帝国主义而言，打垮俄罗斯是形式上维持帝国秩序的斗争，本质上是衰落霸权撤退过程中的反复，输了无非是帝国加速坍塌，但是美国仍然有作为民族国家的本钱。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是输不起的。

战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统治阶级团结一致，拥有本国民众支持，能够承受持久战争和较大伤亡，拥有充足军事物资储备，拥有充足的经济自持力，拥有世界人民的同情 —— 这些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已经逐渐被各界认识清楚，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战争目标也逐渐清晰了起来。俄罗斯最直接的目标是解放“新俄罗斯”地区（原东南乌克兰），推翻深度法西斯化的基辅傀儡政权，实现乌克兰中立化，粉粹基辅政权的民族压迫。俄罗斯的长远目标已经明确写在了其2021年底向美国及其仆从国提出的“安全保证”草案中，即将北约的实际作战能力限制在1997年的边界，将俄罗斯的直接势力范围推进至原苏联边界，充当美国退出欧洲之后的欧洲安全保护人。俄罗斯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战争、外交和经济斗争将欧亚大陆相当大的一片区域剥离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的直接目标是让其退出乌克兰，放弃对俄罗斯搞颜色革命的目标；俄罗斯的的长远目标是让其放弃对欧洲诸多仆从政权（包括欧盟）的支配；俄罗斯的根本目标是让其放弃全球霸权，促其和平转型为两洋之间的民族国家。

俄罗斯上述地缘政治谋划的本质是寻求美帝国主义崩溃后“后资本积累”时代的世界秩序。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以来，资本积累就是驱使其扩张的根本动力。为了维持资本积累，进而也是维护资产阶级多数成员的自身利益（即确保资产阶级的成员作为资产阶级而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将世界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囊括进来，迫使或诱使其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协调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的利益，核心国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就必须担负起霸权国家的职能。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地理范围的扩大和直接参与资本积累的人口的增加，这个霸权国家的职能就越来月复杂、愈来愈艰巨，对霸权国家总体实力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苛。到了今天，就连美国这样一个大陆级别的强国都无法继续有效履行霸权的基本职能。换句话说，资本积累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需要更加强大的霸权国家来履行越来越复杂的霸权职能，而要供养这个霸权国家国内阶级妥协和履行霸权职能所需要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多，这就会进一步刺激资本积累向前推进。当进一步维持霸权格局（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结构）所需的额外剩余价值显著超过世界体系资本积累所能提供的额外剩余价值时，资本积累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否定自身的力量。到那个时候，资本积累本身的崩溃便是可预见的未来了。

在“后资本积累时代”，将不再存在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代替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格局到底如何，却仍是未知数。第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如比尔·盖茨和英王查理三世）和组织（如世界经济论坛）支持的“大重启”格局。即保留资产阶级上层以及直接为他们生产奢侈消费品的奴工人口，将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口消灭或是将其消费压制在极低的水平。要实现这一目的，第一步就要从政治上彻底打垮、在经济上全面窒息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核心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衰落都与此有关。

第二种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关键的半外围大国中国爆发，革命民主政权在避免官僚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提下削弱并最终击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残余，最终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革命左派要争取的结果。

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则是当今世界体系崩溃之后形成数个小体系，如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等。在小体系中可能存在较低水平的资本积累，但是这些小体系将既没有能力各自维持强大的霸权国家，也没有能力进行体系间的争霸。小体系内的领导国家最多能够就本体系内的民族国家利益进行有限的协调。在不存在支撑资本积累所必须的霸权格局的情况下，这些小体系唯一的稳定格局是长期的低积累乃至停滞。但是由于低积累环境下不需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这些小体系中的劳动人民虽然未必会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但也并不存在广泛的革命潜能。这样的多个小体系在停滞和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共存，或许就是俄罗斯资产阶级正在追求的“多极化”格局。

无论世界将以何种方式进入何种“后资本积累”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都相当尴尬。服从“大重启”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要么被消灭，要么不再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服从“多极化”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中从事出口加工制造业的主流部分将注定先是被隔绝在现存核心国家市场之外，然后被欧亚大陆体系中其他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挤出现存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市场。相比较而言，向中国革命投降反而有可能是较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当世界其他主要资产阶级集团都在思考和准备如何以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式进入“后资本积累”时代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还在继续致力于在资本积累这种“过时游戏”中获得优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资产阶级在俄乌战争这种重大问题上既不敢公开支持美国，也不敢实质性地支持俄罗斯的尴尬现象。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稳定极度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中国资产阶级对斗争双方的依赖要大于斗争双方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依赖，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受着夹板气也要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尴尬姿态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继续支撑全球资本积累呢？答案是否定的。要成为世界霸权，首先要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即在世界市场的不平等交换中获取大量净剩余价值的国家。如果中国加入核心国家的行列，核心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会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成。加上现存的上层半外围国家，世界上直接或间接“剥削”他国的人口将会超过一半，形成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的世界。古往今来，还从未有任何阶级社会能够在这种格局下取得哪怕是暂时的稳定。中国要成为核心国家，并且维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唯一的出路是把现有核心国家中的绝大部分赶出核心。中国显然永远不会具备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做到这一点。同时，如果凭借当今美国的能力都无法有效履行霸权国家的三项基本职能，更不用指望一个体量与美国相差不大的中国在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体系中充当有效的霸权。换句话说，中国的体量远超过了和平进入核心国家标准的上限，中国太大了，太肥硕了。同时，中国的体量又远小于通过不和平的手段成为霸权国家的下限，中国太小了，太虚弱了。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增长的社会契约”

支撑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秩序的“增长的社会契约”是中国革命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退化解体后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指的是劳动人民服从官僚集团主导的劳动纪律、收入分配和政治结构；官僚集团许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提高到“四个现代化”的水平，在某个未来时间点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在整个历史时期适当控制“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官僚集团背弃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之后，由官僚集团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打败了国企工人阶级，并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在农村半无产阶级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背景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身份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在这个时候，中国拥有一支数量庞大，受过相当教育、身体健康，又吃苦耐劳的劳动力队伍。快速的资本积累也保证了中国工人收入的迅速增长，而出口加工制造业的简单重复劳动又随时可以被刚进城的农民工迅速取代。在这个时候，摆在中国工人面前的，是一条只要努力工作就有饭吃、只要长久地努力工作就能在未来为自己的后代提供美好生活的道路。相反，如果不主动接受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当时的历史条件就宽松多了。只要资产阶级将大多数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且大体上维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功能，他们甚至不需要特别注意收入分配问题，就能够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四十年“战略机遇期”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自身财富的积累。

长期宽松的历史环境让中国资产阶级实现了数量和财富的增长，同时也让其政治代表失去了在残酷和复杂环境下才能培养出来的思考和决断能力。这个“战略机遇期”越长，中国资产阶级就越会将其当成是历史的常态。在关乎国内资本积累秩序的问题上，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显然已经认定，中国工人的高强度和长时间劳动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给定条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到了几乎耗尽的地步，以往城市工人可以被大量农民工轻易取代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世纪出生的农民工早已不愿意像其父辈和祖辈那样拼命劳动。中国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的最大规模的“阶级跃升”机遇，即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从农民变成工人的机遇，对于目前主要以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劳动人民来讲已经完全不具备任何吸引力。同时，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中低端出口产品的半外围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和能够支撑的“高技能”劳动力是有限的，中国经济能够提供的相当于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工作岗位占人口比例的总容量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今天绝大多数抱着成为小资产阶级梦想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一出校门就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甚至更绝望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危险。中国资本主义一度为劳动人民提供过的 —— 只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就能实现的 —— 向现代小资产阶级甚至统治阶级跃升的道路也基本封闭了。

这些“阶级跃升”途径的封闭只是资本积累秩序崩溃原因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劳动人民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利润挤压趋势，即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出于上面解释过的原因）无心也无力挑战美国霸权，中国无法获得大量的海外剩余价值，只能依靠在较低技术水平上反复追加固定资本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造成了产出/资本比的下降。两方面趋势重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已经下降到了大约12%，即相当于2009年高峰时期的一半，只是略高于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产出/资本比的下降意味着资产阶级需要占据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份额才能维持同样的利润率。换句话讲，劳动收入份额只要保持不变，利润率就必须下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各安其分”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

阶级斗争烈度的增加也对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与安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要想有效履行其职能，就势必要占有和使用国民收入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从而同时挤压劳资两方面的收入分配。在中国无法通过成为核心国家、获取海外剩余价值来实现阶级矛盾“破局”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所掌握的剩余价值将会越来越无法同时实现（暂时）安抚部分被统治阶级、维持利润率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三重任务。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在逐渐陷入这个死结的过程中继续减速，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也会随之减缓。如果这个增长速度从7%下降到3%，实际物质生活水平“翻番”的速度就会从十年拉长到一代人。如果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与美国类似的1.5%，那么在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无法取得肉眼可见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到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将无力履行“增长的社会契约”中的“契约义务”。失去了“盼头”的劳动人民也不会再继续接受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躺平”会迅速成为常态，劳动纪律会发生不可遏制的松弛并最终进入总崩溃。正如我们前文所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统治的条件是高速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资本积累长期停滞的环境下继续存在。“增长的社会契约”的瓦解会敲响中国资产阶级的丧钟。

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

在某种程度上，2022年美国阶级斗争形势的进展不如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在一年前的预期。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民认识到了拜登政权的反人民本质，但是美国人民力量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群众政治动员。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中，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全方位的破坏，共和党内特朗普派的候选人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共和党勉强取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却没有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建制派首先是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他们来讲，宁愿让本党候选人竞选失败，也决不允许特朗普派的候选人取得胜利。

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亚利桑那、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州长职位仍然由民主党人把控。所谓“摇摆州”指的是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以往选举中既有可能倒向民主党也有可能倒向共和党的州。总统选举的结果基本取决于这些州的投票结果。民主党人担任这些州的州长意味着实际操纵民主党的美国全球化资产阶级的主流得以掌控这些州的选举程序，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计票造假、假冒选票等方式将选举舞弊系统化、制度化。如果美国大资产阶级需要在2024年总统选举继续搞类似2020年甚至规模更大的选举舞弊，那么掌控摇摆州州长的位置将大大减轻其舞弊的制度阻力，减少舞弊的政治代价。

中期选举后，美国大资产阶级开始积极扶持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试图塑造一个所谓的“温和派”候选人来分裂特朗普派的群众基础。由两党共同组建的“一月六日调查委员会”继续捏造伪证，将由大资产阶级谋划、联邦调查局组织、国会山警察全力配合的国会“骚乱”嫁祸给特朗普，试图阻止其再度参选总统。在六年前特朗普的“通俄门”被证明完全是捏造之后，联邦调查局还闯入特朗普的住所，搜罗和捏造特朗普将核武器的秘密文件泄露给俄罗斯的“证据”。美国的行政和司法机构继续对支持特朗普的群众进行从搜查到拘禁等一系列迫害。大媒体公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在强制冻结和删除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迫使这些人“社会死亡”。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以至于美国大资产阶级正在动员整个的美国国家机器对其实行压迫。但除非未来两年美国的阶级斗争局势出现巨大变化，以至于美国大资产阶级自身发生某种深刻的分裂，特朗普想要重新当选将遇到巨大的困难。上述事实还表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如古代的雅典奴隶制民主、罗马奴隶制共和国那样，曾经是整个阶级社会政治史上的一个宝贵成就），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如果没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群众运动代表想要通过正规的选举渠道发挥政治影响已经几乎不可能了。特朗普运动或者与其类似的美国人民力量在未来是否还能够再度登上正规的政治舞台，从而加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腐烂，加速美国霸权的衰退和民族国家的重建，并在客观上支持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就要看美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了。

“清而不零”与中国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冠“清零”政策在2022年12月仓皇结束了。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的清零政策直到2021年都算是“成功”的。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讲，清零政策有力地维持了中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在新冠病毒杀伤力极强的早期阶段避免了大量人口发病而造成生产停顿。但只要新冠病毒在中国之外还在流行，只要中国还在继续维持大量的国际人员和物资往来，就势必需要在某个未来时间点上放弃清零。这一方面是因为病毒本身的传染性会增强，势必冲破清零政策体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病毒的杀伤力通常会在演化过程中减弱，对资本积累的冲击也会削弱。在这个时候，过去成功的清零政策就会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

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清零政策既是其利益的反映，也是被病毒传播性打败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是放弃清零政策与军事上“敌前”撤退的行动类似，是对决断力和组织性的巨大考验。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放弃清零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真实的国家能力。

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集团一直把清零当成是其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当清零政策较为有效时，当权集团尚可将清零视为本集团“优越性”的一个证据。但是当2022年清零政策失去效果，“清而不零”，徒耗国帑，搞得天怒人怨之时，清零政策就成了当权集团的重大政治包袱。在这个时候，当权集团既想甩脱清零的负面影响，又不希望付出放开的政治代价，其进退维谷、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窘态暴露无遗。在经历了数次小的政策反复、拖延了将近一年之后，当权集团错过了放弃清零的最佳时机，把自身和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面对新冠时的脆弱无力彻底展现了出来。

就整个资产阶级而言，执行清零政策的将近三年时间是他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理私营医疗资本集团、充实公有制医疗力量，建立起符合资本积累长远利益的医疗卫生体制，并为停止清零后的新冠流行做准备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具备得罪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资本集团的能力和胆识，这个整肃医疗卫生行业进而维护资产阶级长久整体利益的政策空间又被白白地错过了。

从清零和放弃清零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既不具备为某项重大计划进行长期周密准备的能力，也不具备有效协调内部各集团之间局部利益和冲突的能力。中国资产阶级的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以某人连任为代表的形式上的“胜利”，但其仍然在台上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在绝大多数短期和直接利益问题上满足其他派系，而不是因为它可以说服或迫使其他派系来服从资产阶级长期整体利益的“大局”。

当权集团的政治空间和政策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在放弃了清零政策以后，当权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在短期的最尖锐矛盾已经得到缓解，原本在反对清零旗帜下结成短暂同盟的部分工人、小业主和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些人心心念念的举起白纸就能一呼百应，乃至引发“宫廷政变”甚至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梦想正在被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彻底击碎。

但是，新冠及其相关政策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仍然可能有长期影响。第一，清零期间中国资产阶级通过健康码建立起了虽然杂乱低效但是仍可堪一用的社会监控体系，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动人民的斗争能力，这种压制在后清零时代是否还能持续？第二，劳动人民在新冠和清零期间形成的健康意识，比如感到不舒服就要休息并要求资本家提供方便，能否在后清零时代得到保留，进而永久性地成为劳动力价值的追加部分，并成为资本积累的永久性“负担”？第三，在清零期间，资产阶级的冷酷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无能充分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是否已经认识到了，继续主动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就等于为一个完全没有未来可言的资产阶级殉葬？劳动人民在封城期间是否已经探索出了在降低工作努力的同时降低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摸鱼和躺平能否成为后清零时代劳动者“工作”的常态？第四，放弃清零后的新冠大流行会对劳动人民的长期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后才能得到初步的结论。

总结起来，2022年的中国资本主义处在一个极度需要霸权保护，但是无论是别国还是其自身都无法成为有效霸权的时代。这种格局越是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外部环境就越是无可挽回地恶化。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中国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在外交政策上做出重大的调整。在面对未来越来越不利的两难抉择时，中国资产阶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做选择，直到其内外局势完全糜烂到不可收拾为止。2022年的中国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既无法维持“增长的社会契约”，又无法承担不维持“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后果的时代。这种僵局越是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腾挪空间就会越狭窄。无论中国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它都无法重建在所谓“战略机遇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跨阶级的“共同利益”。

在这个意义上，正在中国劳动群众中开展着的“躺平运动”既是在资产阶级背弃“增长的社会契约”之后劳动人民十分自然、完全正当与合理的反应，同时又是对高度依赖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半外围中国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从而一步一步地缩小中国资产阶级内外妥协的空间，破坏其统治的条件，直至其土崩瓦解、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