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帝论”者的新自由主义幻想与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

做梦的学院派，造反的无产者

在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运动曾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达成妥协机制中起过它的作用，为工人争取到了相当部分的利益，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这充其量是工联主义的工会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业已衰落。

下图为1964年到2021年美国工会参与率及覆盖率的情况。[23]

可以明显看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工会是日渐衰退的，1964年美国的工会参与率还有29.3%，而到了2021年就只有10.3%了，西方的工会运动都玩不转了，还想在中国这条件更差的地方搞工会运动，亲，我还是建议你们转战晋江文学城和起点中文网吧，在那里写爽文给资产阶级整乐呵还能拿点稿酬。

在工会运动衰弱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仍然能在一些情况下组织起大规模罢工斗争呢？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由许许多多的环节构成的，劳动分工日趋复杂，一个部门有着很多生产环节才能生产出产品的某个部分，而产品又是需要多个部分组装起来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其中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关键部门上的工人进行罢工，就会导致整个生产链条的瘫痪。

就以笔者自身的经历来说，我曾经在一家配送中心工作，配送中心就类似于网上超市，运货的仓储员按照员工系统给的信息，把商品从仓库里头拿出来，其他工人则负责清点、打包等，最后再有外卖骑手将商品送出去，恰好有一天，员工系统莫名其妙的崩溃了，不再向往常那样疯狂的爆单，而是直接“死了”，那一天我们配送中心的劳动者们就纷纷停了下来，意识到是系统崩溃后，不少的工人就开始说“罢工啦！罢工啦！”大家都开始或是玩手机，或是跟工友们聊天，整个工作场所弥漫着难得的欢乐气氛，只有老板和管理人员摆着一副司马脸在那边。

因此，现在的工人斗争重要的不是一个有多牛逼的工会，重要的是工人本身能否利用资产阶级的软肋展开有力斗争，这也是欧美的工会虽然入会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都是很高的入会率了），却能够组织起大罢工的原因。

我们说回到中国来，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三权，但照样罢工，照样有枪，为什么呢？因为统治阶级拦不住，在半外围的中国资本主义鼓吹劳工三权合法化，最好的作用就是没有作用——“你向统治阶级借枪来起义，但统治阶级把你当傻子”，最反动的作用就是十年前的珠三角了——“请工人们不要罢工，先去会议室谈一谈！”

资本主义正常时期，这玩意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到了资本主义崩溃时期，那又没必要去争取小三权，因为秩序崩溃时期就是革命的前夜了，要考虑的不是合法化而是怎么夺取政权了，资本家害怕工人结社，但工人结社合法化了，那资本家会不会因此被吊路灯呢？这个问题是黑哥儿不会回答的，因为黑哥儿这家伙压根就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吧？来了最好，不革命吧？没关系，有了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我们左派也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公开展示自己的“进步”了。

那么，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斗争是能够胜利的，是能够启发工人阶级意识，是能够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无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

上图是笔者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制作的，自2011年到2022年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中以欠薪为诉求的斗争共有11033次，占总数的72.9985%，是绝对的大头，加薪为907次，占总数的6.0011%，而工会只占了0.0066%，还不如工人们针对电动车、自行车展开的斗争来的多。[24]

在这里我就得引用某个学院派组织的巨著了，《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这本书的作者们坚信中国工人阶级必将走上大规模组织工会的道路，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多少工人会真的去“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不知道是谁在无视现实呢？

资产阶级不会听任工人组织工会，工人也不会听任远航一号的说教而不组织工会。事实上，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都已经自发走上组织工会的道路。他们数量虽小，但却代表着工人自发运动的方向，只有无视现实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25]

无视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意识、团结意识与斗争意识相比老一辈工人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会意识呼之欲出，这正是启蒙工会意识、开展工会斗争的肥沃土壤。[26]

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工作经验，自行来验证一下这一“呼之欲出”的“工会意识”是否符合现实，在劳动群众眼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学院派迷信的独立工会不仅是废物东西，而且还是个危险的废物东西，迄今为止，劳动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次通过争取工会所达到的，反倒有许许多多因为触碰了独立工会，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反而遭到政治打击的惨痛例子，佳士运动正是这一高度脱离实际的斗争路线的最好证明。

公开的非法但统治阶级又无法有效压制的斗争，非法但“合法”，合法但“非法”，公开但“隐蔽”，隐蔽但“公开”，这是自中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实践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把资本家都给打死了，厂区外头数万的武装警察压根不敢跟工人直接对抗，最后资产阶级还不敢打击报复工人们。这就证明了，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哪怕“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佳士运动多体面，学院派左翼青年们多有文化，左派的舆论宣传多厉害，照样还不是连10%的工人都没有发动起来，因为极端的脱离群众而失去了与统治阶级讨价还价的本事，最终被资产阶级按在地上摩擦，啥都没得到，反倒是整出了几个知名的学院派叛徒。

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运动的另一特点就是：工人斗争逐渐由沿海向内陆发展。

在2011年发生的203场工人集体行动中，有126场发生在东部地区，52场发生在中部地区，25场发生在西部地区，而十年后的2021年，在1094场工人集体行动中，420场在东部地区，379场在中部地区，295场发生在西部地区。

2020年，广东省荣获全国劳资关系最和谐省份的第一名，2021年则是由河南省夺得，2022年陕西以115场工人集体行动领先全国，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心正在中西部地区转移，那么为什么斗争中心会逐渐由沿海向内陆转移呢？

在中国走上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资产阶级依靠对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建立起来大量的沿海血汗工厂，成为了在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中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就使得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人运动将会集中在沿海地区，伴随着资本积累的高速进行，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规模也扩大了，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中开始学习战争。

对此，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造成工人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总的历史趋势，在这个总的历史趋势下，工人阶级必然要把现实存在的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经济斗争的成果，这种加强了的工人力量，也必然将会导致资产阶级无法如过去那样“顺利的”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用资产阶级的话来说便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为此，资产阶级开始将血汗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内陆地区。

对于生于内陆、长于内陆的大多数劳动群众而言，当他们工作的工厂、工地从沿海转移到了内陆，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将主战场搬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下图为中国农民工输出地情况：

下图为中国农民工输入地情况变化：

2016年，在28171万农民工中有36.92%来自东部地区，32.94%来自中部地区，26.85%来自西部地区，在这些农民工当中又有56.65%是前往东部地区打工的，20.40%前往中部地区，19.47%前往西部地区。

到了2021年，在29251万农民工中有35.15%来自东部地区，33.25%来自中部地区，28.20%来自西部地区，在这些农民工当中又有52.78%前往东部地区打工，43.93%前往中西部地区。

2021年，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量占全国农民工增量的49.8%，而27%的农民工都是从事制造业的，这大致可以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部门逐渐向内陆迁移，过去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逐渐回到内陆，资本积累重心的地理变化也为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不同。

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由于巨大的城乡差距，农民工大量的涌入城市，直接冲击了城市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极大的提高了对于资本家的劳动力供给，在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小于整体劳动力供给时，将会导致失业率提高，由此随着产业后备军的扩大，无产阶级的实际平均劳动收入是降低的，因为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会导致工人斗争条件的恶化。

根据魏下海在《外来移民是否真的损害本地人工资报酬？》中对农民工进城的研究：

本地劳动者工资水平（去除城市效应）与外来移民占比这两个变量的确存在负向关系，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图2给出了外来移民占比与城市劳动力工资的散点图，也可直观看到两者呈现负向关系。

经过他的一番暴算之后，他得出结论：

当大量的农民工进入沿海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原有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工资下降了：

外来移民对本地劳动者的月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来移民占比每增加10%，本地劳动者月工资就减少2.07%。

农民工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本地人教育、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变量的情形下，农民工每增加10% ，本地劳动力市场工资就会下降3.58%。

平均而言，移民每增加10%，本地劳动力工资就下降2.8%。

因此，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大量雇佣外来“农民工”的特点，在沿海各地方的无产阶级与当地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以地域矛盾为表现形式之一的诸多次要矛盾，除了刚刚说的外来农民工压低原有沿海本土工人的工资外，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使沿海地区有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关键执行者之一，它们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劳动群众队伍的分化，更意味着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在沿海地区的力量相较于内陆更加强劲，政权能力相对完善，这些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负面因素阻碍着沿海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血汗厂逐渐转移到内陆，上述负面因素均得到了相当部分削弱。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大多数劳动人民生长于此，当他们背井离乡去沿海打工时无法把自己在家乡的社会脉络带过去，许多公司都喜欢招聘外地的单身青年，因为他们初来大城市，远亲帮不上忙，他们无依无靠就不敢那么有底气的跟资本家做斗争，因而是新手村后孤身单刷BOSS。然而在他们回到老家的郑州富士康时，他们原有的社会脉络将会为他们的斗争提供更加有利的支持，你的亲戚朋友都在你的身边，你罢工了，你还可以打个电话过去：“上单哥，借我点钱应应急呗。”主场作战，自然是比在客场更有利。

同时，内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相较于沿海地区并不发达，内陆地区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所能掌握的剩余价值是更少的，这就造成内陆地区常常出现财政紧张，甚至是财政困难的局面，统治的基础更加薄弱，那么统治的稳定就更容易被打破。

下图是2021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财政赤字情况。

不难看出，中部内陆地区的财政赤字显著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就意味着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进行，资产阶级所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足将会直接造成地方官僚的财政危机，地方出现诸侯化、割据化倾向，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加严重，派系纷争更加肆无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的阶级统治。

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向内陆地区迁移，越来越多的工人斗争将发生在中西部地区，我们越来越强大，敌人越来越衰弱，那么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就将在中西部地区这一薄弱环节率先突破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

就比如最近的重庆药厂工人讨薪斗争，大渡口的工人们压根就没有什么工会，什么罢工合法权，什么言论自由，什么结社自由，照样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形成了来自群众、受群众拥护、善于领导群众的工人积极分子，照样在与专政机关的暴力冲突中获得了胜利，战胜了敌人，拿回了自己的劳动报酬，谁管你有没有罢工合法化，只要咱们工人撸起袖子干就完事了，打赢了就笑着拿钱回家过年，打输了就认了回去总结经验教训，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这个道理是学院派们永远也不会懂的，因为它们笔挺的西服实在是太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