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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史前史“?

2023-3-2 06:05|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3325|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之所以敢以“中国史前史“为这套书的总标题,是由于她确实实现了管子、老子以来历代爱国学者整修三皇五帝三代史,以填补世界史前史关于中国记载之空白的心愿。
写在《中国史前史》第一卷英文版德国出版首发之际 ...
本书系原为《中国科技与文明的起源和进化》8卷32册,是直接对应李约瑟的《中国科技与文明》7卷34册而命名,为破解其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撰写。为其适应中国读者 ,李约瑟这套书的中译本总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史》, 与其相应地,我这套书也命名为“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发展先秦史”, 意在还原中国秦朝以前的科技与文明史。后来考虑到学界已习惯用“先周史”、“先商史”来概括周朝、商朝先王、先公的历史, 就感到“先秦史“作总标题有不准确之嫌, 便最终以国际学界通用的”史前史“范畴,将本书总标题定为”中国史前史“, 以填补世界史前史关于中国记载之空白。
之所以敢以“中国史前史“为这套书的总标题,是由于她确实实现了管子、老子以来历代爱国学者整修三皇五帝三代史,以填补世界史前史关于中国记载之空白的心愿。远的这里不说,就说现代西方人类学、考古学引进中国以来的一系列爱国学者为建设新古史的相继探索,就为此书系如此命名开辟了道路。其中贡献杰出者,如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 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及其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目标和原则, 上世纪八十年代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上世纪八十年宋兆麟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秉琦等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学勤等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等, 正如孙祖初(1997)所说,这些都是”重建史前史的艰巨工作“、都”代表了中国史前史学的进步“, 但都不能独当一面代表整个中国史前史,迄今只有通过本书系的系统综合才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史前史。其理由是否充分?自有各位读者评说,这里仅略述三点。
一.本书系实现了李济提出的重建上古史的三大目标
近百年来,不少学者为重建上古史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甚至有学者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新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有: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集中国神话传说之大成,对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作了最系统的文献学研究; 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三位先生的《中国远古时代》,集中国百年来考古学研究之大成,对各地史前遗址出土材料作了最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尽管他们两方面的研究都力求结合起来,但终究是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尚未达到破解重建上古史之重大课题的目标。这目标就是著名学者李济(1990)所归结的:“(1)如何把考古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人类史联起来。” 如何实现这三个联系的目标?是攻克重建上古史老大难课题的关键。
为何实现这三大联系目标是关键?譬如,数十年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把五帝时代作为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重点,展开了空前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推论的性质,距将其还原成信使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没有解决,正如许順湛(2005)所指出: “过去相当多的学者都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研究五帝时代,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这实在是一大损失”。有关五帝时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对其正名、定位、定性的问题,都需要在二者的密切结合下才能解决。如解决五帝是谁的问题,就要有证据确定五帝与哪些考古学文化能具体对应, 明确五帝时代那些著名部族分别是哪个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要给五帝定位,就得有材料证明五帝部族及其有关部族活动的具体地域和年代;要给五帝时代定性,就得证明以他们命名的这个五帝时代究竟在传统历史和考古学文化进化史上有何地位和作用。在古籍材料与考古材料的具体结合中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使夏史成为信史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许宏 2005),关键就在于发现能够解读五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这类材料与文献材料和常规考古材料有何区别?如何从考古材料中发现、发掘、整理和应用它们?这些是力争实现重建古史之“三个联系”的目标,所必须解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本书是继这些先贤之后作出的新尝试。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不仅摸索到了将这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认识进化考古学,而且找到了将这三者有机结合的钥匙——三皇五帝三代行用的“书契”(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作为认识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考古出土标记材料,是先民刻划在各种器物上来帮助其记忆的标记,其进化谱系直通文字系统;其记录、传递和贮存的信息,既反映各地各期物质文化的发展动态,也将各地各期精神文化的成就积聚起来流传到文字系统。因此,各种标记材料的进化谱系正好是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信息媒体和联系纽带。作为史前中国标记材料之精华,数字卦和卦象文字(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即古人所说的“书契”)由其最简数字组合进化为甲骨文的万年过程,为三者的精确结合开辟了新前景!为此,我希望本书的新尝试能尽早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我相信,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人来做这个新尝试的!
人们不禁要问:你这是怎么发现这种方法和“书契”钥匙的?开始我只是在深究:前人为何不能将“三皇五帝”神话还原成信史? 王国维大师用甲骨文证据将商代传说还原成信使的古史新证法,对我解决这问题有很大启发。他是用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汉文名字与他们的甲骨文名字对上号的办法,来将他们的传说加以核实的。他由此得出的经验是:学术的进步要靠由新发现来创建新学问。他的经验告诉我:要将三皇五帝三王的神话还原成信史,就必须把他们的汉文名字同他们当时文字的名字对上号。这就要首先设法认识他们当时的文字。自孔子以来的学者一直连甲骨文都没见过,更不用说认得甲骨文以前的文字了,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和夏代历史“缺乏文字材料”的状况。这就是近2500多年来,即使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发展近百年来,历代学者都不能填补这些古史空白的根本原因。
在找到这个根本原因之所在的关键后,我就来探寻打开这个关键的方法和钥匙,一边学国外考古学的前沿学科,一边自费收集整理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的考古材料,用来以百万年的时间跨度和全球视野,对中西原始文化进化到成熟文明的过程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在学习西方考古学前沿学科的方法中,逐渐摸索出将他们的认识考古法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法相结合的认识进化考古法,用来将所收集考古材料中的标记材料,即古人为帮助其记忆而在器物上留下记号的材料集中起来,按其类别和时空分布顺序加以梳理而显现出由低级到高级以至成熟文字的进化谱系,从中就发现了中国境内近万年来数字卦及卦象文字(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由二进制到五进制、到十进制、再到前甲骨文字直到甲骨文的进化谱系。一旦掌握了数字卦到甲骨文的进化谱系,我就将三皇五帝和夏禹的甲骨文名字同他们的数字卦名字相对号,从而发现了他们部族的族号,并初步解读了伏羲、神农和黄帝族团及其后续的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祝融、共工、夸父、有夏等部族乃至唐尧、虞舜、夏族、羌族、夷族、商族和周族历代留下的原文字记录及其他内证性材料。掌握了每个氏族和部族的族号文字, 就可用来实现“三个联系”的目标:
1. 将考古材料联系起来: 把富集的考古材料,按各氏族和部族族号的时空分布联
系成各氏族和部族从起源到迁移、发展到鼎盛直至衰亡的历史发展轨迹,就实现了考古材料的系谱化的有机联系,比目前通行的按陶器形制和纹饰来联系考古材料的办法精确的多。以特定古数字组合的数字卦或卦象文字构成的族号或族徽,就像现代商家的招牌和名片一样,是每个氏族、部族同四周氏族、部族结盟和交流的凭证,对每个氏族、部族的生存繁衍至关重要而必备。如通过将其甲骨文名字与其数字卦名字相对号,就可发现古籍所载的“伏羲以龙为官”的传说原来是以象地虫(地龙)的“Z”形纹及其图案画“之”字纹为名号,神农氏炎帝的“农、火、山神”传说原来是以数字卦名字“∧∧”(古数字六六组合)及其图案画“连山纹”为族号,蚩尤被贬为“灾害、邪恶”之神的传说原来是以数字卦名字“××”(古数字五五组合)及其图案画“卷虫纹” 为族号,黄帝族团被赞为“以乾坤垂裳而治天下”的传说原来是以数字卦“∧∨”(古数字六九组合)及其图案画“旋纹”为族号,共工所谓的“双手拱拜”原来是以数字卦名字“十十”(古数字七七组合)为族号等。一旦发现他们之中的某个氏族、部族的族号,我就在所有考古材料中找出标记这个族号的所有文物,并将它们按时空分布顺序排列成序,以掌握这个部族起源、迁移和活动的历史轨迹。
2. 在发现各部族进化谱系和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将有时空定位的考古材料同有
文化主体定名、定性的古籍记载相对照,就可实现考古材料与传统史实的有机联系,进而按其轨迹把相关考古实物证据链和文字证据链与古籍相关记载在对证核实中结合起来,得到重建史前史的实物证据链和当时原文字及其相关内证性证据链,将三皇五帝三王的神话传说返朴归真成以他们部族为首之族团的兴衰演替信史,其中包括三皇五帝三王时代的文字、历法、科技发明、产业发展和社会组织及其相关部族的来龙去脉,如伏羲时代的大昊、女娲、葛天氏,神农时代的炎帝、蚩尤、夸父氏,黄帝和五帝时代的轩辕、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有夏、共工、祝融、夏族、羌族、夷族、商族和周族等部族的起源、迁徒、兴衰存亡的历史,从而在考古材料与古籍记载的对证中系统地证实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这样,我把三皇五帝三王历代主要人物的传说,都在考古证据与文献证据的结合中、在逻辑与历史顺序的结合中基本上还原成了信史。
3. 本书系依据的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凡处于同一时间坐标轴的遗
址都有其跨文化的可比性,由此中国史前史演进的每一步动态都有相应的国外遗址的考古证据相对照,从而把中国史前史与整个人类史联起来。因此,在证实中华文明于十七世纪之前一直持续发展领先世界的同时,也证实了中华先民对全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作出的前所未知的伟大贡献,除了远古中国的四大发明——多种计算器、窑火制陶术、新石器制造术和自循环农业之外,还有许多重大贡献:如中国史前流行的数字卦为古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古彝文和甲骨文等世界各地古文字提供了共同来源;中国的羌部族移民帮助欧洲先民创建其文明的基础——巨石文化;中国的鸟夷部族移民与地中海边的腓尼基人融合创造了腓尼基文字和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中国的蚩尤部族移民与西亚犹太祖族融合发展出犹太文明;距今2万至3千年间中华先民向美洲和澳洲的三次大移民开创了那里的古文化和古文明;中华先民创作的十字纹、万字纹、五角星、六角星、八角形、十角形、太极图等一系列符号和几何作图,流行世界各地成为各地宗教和各国国旗的标志;中国的羌部族发明青铜冶铸术为世界青铜文明奠定了技术基础;中国的周部族发明生铁和钢铁冶铸术为世界进入铁器时代奠定了技术基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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