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远远不止由于防控所带来的中短期冲击，更有长期以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矛盾的叠加。甚至，疫情本身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东西，它只是使固有矛盾更加激烈。而要理解这些固有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首先要理解过去四十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它是如何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而这种模式在当前又遇到了什么不可逆转的问题。 笔者将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纳为两个基本点：具有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土地财政（金融）。 （一）出口导向型经济 中国在1993年之前工业体系未调整完成，贸易盈余很少，也较不稳定。参与了国际大循环，但却常年逆差大，顺差小，1993年还出现了-7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高企。 在此背景下，中国于1993年开始建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资源管理体制，着手于宏观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转型和稳定物价，与国际大循环匹配。1994年新的宏观体制逐步开始建立，这包括人民币汇率并轨，贸易盈余稳定向上；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进行工业化并与中央分成；而后推出商业银行法，央行货币供给转型为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供给方式；产业和贸易政策上积极推动招商引资；从而形成了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管理体制。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则标志着中国彻底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中国能够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以此推进工业化进程，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技术模仿和扩散完成了动态赶超，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国际价值链缺少也需要这样一个环节，中国有能力填充上这个环节。那么，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我们讲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会缺失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陷入了长波下行期（Mandel，1995；Shaikh，1992），这往往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其本质就是有机构成提高、产能过剩和技术革命动力不足引致的利润率下降期。在这种经济趋于停滞的情况下，实体部门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再加上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放松，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资金流入金融领域，推动金融部门不断膨胀。而金融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下降和长波下行期，这往往被称为是资本积累的“金融修复”（financial fix）。不过问题在于，金融化本身具有不稳定性，易发生金融泡沫扩张。个中原因是，其首先会挤压生产性投资，进而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从而爆发系统性的内需不足危机。但现实是，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化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是“掠夺性积累”，也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先进技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重振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抵消生产性投资不足对资本积累的负面作用。 这就是中国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国际价值链（GVC）的外部原因，也即需求的一端。 而除了需求端，我们还要问，为什么中国有能力进行供给，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答曰，因为“人口红利”，因为在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纺织工人时薪超过10美元，港台工人时薪5美元，墨西哥工人时薪2.75美元，而大陆工人时薪30美分，中国具有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人多是不会达到“人口红利”的效果的，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环境进行支撑，而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所诞生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农民工。 关于这个制度结构具体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来概括。所谓拆分型体制，就是指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空间上的分离。农民工一方面在城市从业得到工资，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笔开销，例如建房、婚姻、子女上学都发生在农村。而由于工资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其可以还原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一揽子生活资料，也就是取决于生计水平，这就使得城市工商业资本可以只给农民工支付极低的工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基本只有城镇职工的一半，哪怕是在控制了性别、学历、行业等变量之后，二者差异依然显著。造成这一差异的核心，就是中国独有的户籍制度。有人认为，户籍制度只是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古代王朝的遗留物；还有人认为，农民工工资低是因为人们存在户籍歧视的观念。其实，这些说法都远远没有触及到户籍制度的本质。与现实相冲突的事物早就会消散在历史长河中，而人们的观念也是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户籍制度长时间未进行根本改革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在当前资本积累的模式中，已经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与公共服务绑定的，而不仅仅只是一张户口，它决定了谁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公共资源。一个简单的例子，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养老金分为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个人账户可以异地转移，但统筹账户却不支持。这样的话，一个外地人年轻时去北京打工，中年后被辞退，在北京也找不到工作落不下脚，只得返回老家，那份统筹账户的养老金就会收归北京市社保局，不会跟你一起流动。这样，大城市就只享受了外来务工者的贡献，而不必提供相应的公共资源回馈。而更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是拆分型体制的关键保障。由于户籍与公共服务挂钩的制度存在，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是无法在大城市落脚的，所以就出现了上文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空间中的分离，这就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可以进一步被压低，人口红利也就更加红了。举个例子，有人说，我在大城市挣钱攒钱，可以回老家花销。对，但这也正是你的工资他们只给开这么多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商品内嵌于这种层级式的制度结构当中。首先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进行的制度安排，例如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与户籍绑定的城乡二元制。然后是这些制度所具体发生的场域，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而最内层则是家庭，表现在农村就是老人或女性在家务农和进行家务劳动。这种制度安排通过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空间中的分离，通过家庭分工、女性的无偿劳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口红利”的效果。 有人还会使用城乡对立这种古早范畴去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在当今，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已经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买房，成为了城市户口，但依然需要去东部沿海大城市打工。拆分型体制往往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大城市之间，或者超级省会与其余地市之间的拆分，而不仅仅是城乡之间的拆分。还有人会用“半无产化”、工农对立等概念来分析，但这也搞错了方向，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权属关系不清、流转制度不完善、权益保障制度不到位，所以农业经营收入或者说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农民工实质上和美国的墨西哥工人、欧洲的非洲工人是相同的，其本质是有财产（取马克思意义，非日常口语意义）群体与无财产群体之间的对立，也即阶级矛盾。而在此意义上，无论原籍地如何，所有前往大城市工作但无力取得当地户口的人们都是广义上的农民工，同时也是人口红利的一分子。 至此，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并阐述了其所依赖的制度结构。有人认为，此地发展不同于欧美列强在十九世纪所进行的以对外殖民、贩卖黑奴、三角贸易为特征的原始积累。的确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是对内的。 下面我们再讲讲这一模式遇到了什么危机。 先来看农民工的工资趋势，根据相关测算（余小琴&马梦挺，2021），1993年至2004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在最开始的阶段，农村劳动力相当于无限供给。而2004年至2015年，农民工的开始上涨。这是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耗尽，并且这种拆分式再生产本身并不可持续，它的存在是以农村社会结构的存在为前提，但它的运行又会不断地破坏农村社会结构，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迁徙至城市，最终使得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上涨。而在2015年至今，农民工的工资又开始趋于停滞。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另一个则是由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LTRPF）造成的。关于这一规律，可参见：科技发展与去技能化趋势——从AI作画说起 和 【科普】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 如今，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曾经的人口红利已然不再。第一，中国人口面临总量矛盾，已达刘易斯拐点，2014年开始劳动力人口进入负增长，并有加速负增长的趋势。第二，中国人口面临结构矛盾，202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3.5%，已进入老龄社会。第三，中国人口面临性别矛盾，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在此情况下，继续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目前外资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美国也对其全球供应链进行了系统性调整。 而长期以来对出口导向的路径依赖导致了粗放式和低质量的经济增长，缺乏核心技术和产业创新。并且，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也会造成严重的对外依赖。每一次外部冲击都需要国内进行相应的结构性改革来应对，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土地新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使中国开启四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而当今中国又面临着第三次再平衡调整，唯一出路就是重心从外循环切换至内循环，开启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内循环。 但这种切换绝不简单，甚至风险重重。例如日本曾经也有过通过出口导向而飞速发展的阶段，而八十年代广场协议后，日本通过使日元汇率升值的方式强行从外循环切换至内循环，从而引起了九十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化和社会震荡，并导致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经济停滞，至今三十余年仍未见到尽头。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过程：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通过加入国际大循环从而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再到近年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而无力继续支撑这一模式，于是中国对外部经济体的依赖程度降低。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从九十年代一直到10年代，鸽式外交非常非常受人诟病（年龄稍长的人应该记得），但近年来外交方式和态度的大幅转变想必也不用我过多介绍。我想，这种转变或许不仅仅是由几个政治人物所决定的，而是历史浪潮中的一窥。 关于具有成本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就讲这么多。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是其一，但还要靠另一条腿走路，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条。 （二）土地财政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城镇的社会结构以单位为基本单元，形成了“国家行政权力控制着单位，又通过单位控制着每一个个人”的“单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政府难以向使用土地的单位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城市规划和管理部门也很难从城市整体的角度对单位的土地进行再安排。因为土地在事实上是归单位所有的。 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称：“积极推行城镇住宅商品化，加快民用建筑业的发展，使建筑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一观点承袭了邓小平1980年的一则讲话：“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建设起来的住宅，当然是为人民生活服务的。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把它当作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则讲话定调了住房改革的商品化方向。 于是，自80年代起，随着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准出让、转让，土地出让收入逐步成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此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图示如下。
图中所谓“实物地租”，就是指购买商品住房的单位，需要代建小区商业网店等配套设施，以及道路、管道等市政设施。 但随着九十年代以“抓大放小”、“关停并转”为导向的国企改革，单位体制走向终结。而1995年新劳动法发布，城镇职工对单位的依赖也失去了法律依据。于是，除了少数能够购买单位存量公有住房者外，其余人只能进入房地产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中国房地产起步阶段结束。接下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自九十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模式。 这个概念是指，地方政府为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与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结成非正式联盟，共享房地产发展的收益，并将其它社会群体排除在外。
这一模式转变还伴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央所汲取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则将项目审批权、投资决策权等权力下放地方，形成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倒挂”的独特模式。此外，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制度，也为地方政府垄断一级市场提供了前提。而1999年实施的《土地管理法》则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将耕地改换为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并获得土地出让收入。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城镇土地一级市场唯一的供给者，并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出售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下面笔者简要解释土地财政的具体运转逻辑： 首先地方政府通过住房与户籍、公共服务绑定，限制每年挂牌拍卖的土地数量，以及学区房制度等等方式，来刻意抬高商住用地的价格，从而形成制度垄断租金。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居民的储蓄被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政府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于是，这笔租金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这里需要强调，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之间存在一个剪刀差，商住用地的价格一直在快速上涨，但工业用地的价格在过去几十年变化是不大的，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会负价出让土地来招商引资。 而在经济活动中，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但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例如产权保障、公共产品等，而且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地方政府首先在商住用地等金融资产上取得租金与税收，转而补贴工业用地的低价出让与招商引资中的成本，以此刺激投资率。而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性支出，花费之后所产生的是一个不断放大的价值创造与分享流程，最终以税收增长、股权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种方式回流到政府财政。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性财政支出是为了未来预期收益的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具有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企业会受到更大的政策优惠（实质上成为了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如制销补贴、土地廉让、建厂贷款等等，这也更加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生产性投资。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双重竞争模式：企业间竞争与地方政府间竞争，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双重投资主体。此外，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寻租（传统寻租+反向寻租）过程：在传统的寻租过程中，设租者是一个可以管制市场进入的政府，身边环绕一群渴望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的企业；而反向寻租指的是设租者是一个可以创造大量经济效益的企业，身边环绕着一群寻求投资和争夺政绩财税的政府。下面我们通过几段材料来更直观地理解这种“双重竞争”和“双向寻租”：
我们在此进行一个简单概括：地方政府首先取得土地出让金，而后生产性地使用这笔租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营建环境，为企业入驻提供物质结构基础（当然基建另一些作用是缓解过剩产能和带动就业），并使用租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吸引投资。地方政府所获得的回报则是更多的税收，以及土地由于工商业繁荣而进一步地升值（地价决定房价），当然还有地方领导的政治晋升（下面就会讲到这一点）。企业则会由于诸多政策优惠的激励，而奋力提高效率、产能和创新能力，与其它企业进行中标竞争。 同时，地方政府不仅卖地，而且利用土地价值的未来增长作为抵押而取得信用，在融资意义上说，土地财政同时也就是土地金融。由于这种土地金融体制具有极高的融资效率，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能对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倾销。这也呼应了笔者在前文所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只人口红利，土地财政所支持的政策优惠也在吸引着外资，同时，由于土地金融的高融资效率，对外出口的销路也十分畅通。 关于土地财政的具体内容，就讲这么多。它的本质逻辑是通过动（tao）员（kong）整个社会的储蓄，通过双重竞争的独特制度安排来强力拉动经济增长。 但现实往往不会这么理想化，由于此地政策法令的变动性强，并且产权不明晰，司法对协议的保护不足，于是外资常常会高估政府所允诺的权益，资金汇入后政府反而单方面变卦，造成外资口中的“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最终很多外资企业名存实亡、资金烂尾。更重要的问题是，地方官员易被利益集团“捕获”，并不会通过双重竞争这种曲折的方式获利，而是直接利用权力在灰色地带进行操作，从而破坏双重竞争的标准程序。这其实也就是诺斯悖论的内容：国家同时具有互相冲突的两种目的，一是歧视性地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从而使其租金最大化。二是努力降低社会的各个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统治者的税收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统治者面临两种选择，既可以通过纯粹榨取使得租金最大化，也可以通过发展经济使得税收最大化。这与地方官员的两种行为相对应，那么，如何确保官员选择后者呢？ 这就引出了与土地财政相配合的政治制度安排：晋升锦标赛。这是对于官员的一种强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s）机制，指上级根据经济发展指标（GDP增长、财政收入、出口创汇量等等）或其它可度量标准决定下级官员升迁。梅赐琪（2018）使用Ordered Probit的回归方法，收集了1982-2011年中国16个副省级城市市长的晋升情况以及他们任期内的经济数据，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结论为市长的经济绩效与晋升之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当然，经济指标不可能是官员晋升的唯一参考，但这也说明了的确存在一种以经济数据为考核的政治激励制度，从而保证土地财政模式的顺利运行。
于是，通过这种激励模式，地方经济发展与官员个人前途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但只有激励机制依然是不够的，因为仍有很多感到晋升无望，或者认为晋升的诱惑比不上地方利益集团为其提供的好处的官员，这就还需要相应的惩罚制度。这个我想就不必展开讲了，看新闻即可。本文所解释的是政治现象依托的本质逻辑究竟是什么，如果脱离经济关系，仅仅使用“纯政治”的视角观察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 此外，还有另一些与土地财政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或现象，简单再讲几个。其一，“压力型体制”，这个概念指上级政府对下发布行政任务，如果下级未能顺利完成则易被一票否决全年工作，于是上下级之间处于压力状态。最初，这仅仅被用于经济领域的招商引资，属于确保土地财政顺利运行的配套政治制度。但由于这种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模式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动员能力，从而被沿用至所有社会治理领域中。因为每一级政府都只考虑自己需要全力完成上级任务，为了不因完不成分派指标被追责，于是就对下级办事机构下达更为严厉的指令，也就造成了“层层加码”。这归根结底是只对上负责，而缺乏同级和大众监督造成的，但也是由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衍生的。再例如，晋升锦标赛模式导致地方官员偏好大兴基建等周期短、见效快、能够快速产生经济效益的、可以作为“政绩工程”的速效型项目，而较不重视医疗、教育、社保、文艺等难以量化考核的指标以及非“立竿见影”的长期科技创新项目。再比如，很多路明明没有异常但却修了又修，这并不仅仅只是规划失误那么简单。读者可以根据本文内容，自行推测一下这种“反常行为”可能包含多少层面的动机。 现实中不存在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经济与政治的截然二分（马克思主义也部分接受了此错误假设），而是多种制度彼此纠缠连结在一起，同时，同种制度形式在不同场域中也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不是教科书上死板的教条，希望本文能够使读者更为具体地理解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结构）是如何制约上层建筑（行政机构、法律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等）的。 前文讲了“理想中的土地财政”与“现实中的土地财政”，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还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但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地方官员不存在“掠夺之手”的行为，即使土地财政完全按照理想程序运行，它也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最终走向崩溃。 这是因为： ①地方政府获得的最重要的“第一桶金”，来源于商住用地的制度垄断租金，而这以不断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为前提。房地产繁荣会吸引大量资本转入虚拟经济循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金融化，从而挤压生产性投资，破坏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虚拟资本具有两种增殖方式，其一是G—(G—W...P...W′—G′)—G″，即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其二是G—G′，也即“脱实向虚”，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但实际上是利润率决定利率，而非反过来，地价实质上也依托于工商业的发展。经济脱实向虚，大量资本转向投机，只能导致“虚假的繁荣”，最终会使平均利润率更加走低，加剧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这就是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正反馈机制：房地产与金融部门的快速膨胀会导致实体部门更加无利可图，于是更多的资本流入虚拟经济，但由于虚拟经济的利润来源却是实体部门创造的新价值（谢富胜&匡晓璐，2019），最终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双双走向崩溃。 ②房地产行业的高周转模式不断推高杠杆率，地方债务高企。但随着城市化放缓，地区房价没有预期上涨，高杠杆率难以为继，最终资金链断裂导致房企违约，而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贷款也成为不良贷款，并且地方债券83%被商业银行持有，这种单一持有结构更加放大了金融系统风险，极易引起债务爆雷，酿造金融危机。同时，由于税源急剧萎缩和税收减免政策的推行，财政收入下降；而在财政支出方面，由于公共卫生和经济刺激计划等支出的额外增加，财政支出随之增加。财政收入端缩减、支出端增加，收支矛盾加剧。这就意味着，土地财政模式尽管在过去四十年强力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酝酿着财政与金融双重叠加的危机。 ③房价不断上涨会引起居民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这深刻影响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不但会对几乎所有行业造成利润挤压（profit squeeze），也会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应上文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且，由于房地产的金融和投资属性，早期拥有房产的居民和早期没有房产的居民，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造成阶级更加固化，社会矛盾更加激烈。 土地财政在近几年已经从中国经济的最大增长点变成了最大隐藏炸弹。这也是近期频频“调控”或者说打压房地产的“本意”，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化解其中风险，理想情况是既要房地产不过热，又期望它也不要一蹶不振。但事与愿违，在没有找到、也没有构建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基本点的情况下，频频使用笨拙方法打击房地产，导致如今既没有有效化解风险，还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尴尬局面。而今年1月份以来，央行、银保监会不断推出结构性工具，例如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住房租赁贷款支持计划等等，全力支持房地产发展（但不会使房价迎来新一轮上涨期，这一点我们在下篇具体分析），颇有些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之意。 本篇小结：总的来说，伴随2001年加入WTO，中国企业以生产模块组件的加工贸易形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投资、出口联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内外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需表现为城镇化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外需表现为对外出口扩张。内外需求和投资相互强化带动下游产业繁荣，下游产业透过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上游产业扩张，为国有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支撑了本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一方面，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劳动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加剧，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以致于外需萎缩后，面对内需的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级化的细分市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并沿用至今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能为力，由此导致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在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变困难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的双重削弱，导致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从而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外资流出。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使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趋于停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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