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史》捍卫和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

2023-3-26 03:51|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2677|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恩格斯（1884）说：“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本书系依据国内外空前富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两百万年来中国境内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三大维度上捍卫和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

一．以两百万年来中国境内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在与西方同期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捍卫和更新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劳动创造人的原理; 人类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基本矛盾及其决定社会发展的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原理；氏族发展到民族和国家的学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文明三要素标志文明起源理论，成文史书连续记载历史时期之开端的时代背景理论等的一系列原理的普适性；还证实了创造性理论思维是科技领先世界之前提的理论在中国的特殊适应性。

二．应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迄今富集的考古材料、人类学调查和古籍记载系统化，整合成实物证据链和文字证据链，重建起三皇五帝三代信使；充分证实了体现这些原理的中华文明三要素早于西方起源和发展而持续上下五千年发展的历史；充分证实了中华多民族由同祖共源原生发育成世界最大民族共同体及其组成世界最大疆域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充分证实了中华文明在17世纪之前持续发展史和其内在机制“集体协作加易学“的贯彻过程及其与西方文明断续发展机制 “宗教加治水”的根本区别；充分证实了由奇、偶数字表达的阴阳观随数字卦起源而构成以阴阳八卦为范式的易学，指导先民搞发明创造，创建起不断进步的民生实用科技体系，使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持续发展，到夏商周三代易学被神化成以乾坤为主要矛盾的易经后，进而哲学化成阴阳五行为范式的有机整体哲学，继续指导中国传统科学领先世界到15世纪后，被新儒学强调“易本卜筮之书”的理学奴化统治所替代，而陷国民于黑暗之中达四百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思想史；……。

三．以历史唯物论原理为指导，依据空前大量而系统的实物证据链和文字证据链, 验证了中华文化两百万年根系和万年文明起步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验证了中华文化培育出世界唯一持续发展而延续至今之文明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验证了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从而以如山铁证及历史内在规律和逻辑，彻底颠覆和驳倒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附庸的新老疑古思潮百多年来散布的虚化、矮化和妖魔化中华文明的种种自欺欺人之谈，使之只得照搬当年欧美学界对付莫尔根《古代社会》的办法，以沉默为守来挡住历史真相和真理的阳光照亮它们黑暗统治的学术界和舆论界。

同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生计器具的发展状态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用来划分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一样，上述人类认识进化史论证中依据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出土标记材料数据库归纳出的体外符号、即人工记忆系统的发展状态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要标志，用来划分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将中国境内人类精神文化连续进化二百万年的过程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及其间发生质变的过渡期：

(1)距今200-100万年间偶发而非连续地借用物件作三维符号的阶段，其中70-50万年间能人二步打制出真石球，标志著随能人向直立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一次过渡;

(2) 距今50-10万年间连续地借用物件作三维符号的阶段, 其中20-10年间多步打制出的石球越来越多且成组借用来作三维符号，标志着随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二次过渡；

(3) 距今12—6万年间借用作三维符号的石球和模仿物象的雕像及简单临摹物件符号的二维符号组合，被逐渐连续地使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和阴历的阶段，其中在10-6万年间非石球物件符号和简单临摹物件符号的二维符号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和原始阴历，标志着随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第三次过渡;

(4) 距今6—1万年间多种物件三维符号组合、临摹物象的雕像和岩画及临摹物件的二维符号组合用来表达原始物候历、原始阴历及其他原始思维的阶段，其中4—1万年间抽象数字符号用来记录具体计数，标志着随晚期智人向现代人转变，发生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四次过渡；

（5）距今1万—4,000年间, 复合的、成组的或抽象的二维符号日趋广泛地用来表达、传播和储存原科学、原艺术和原宗教思维的阶段，其中公元前8,000年前后，数字组合符号——数字卦及其相关的象形符号，被逐渐广泛地使用来表达理性思维和语言，是原文字起源的标志，是随野蛮人向文明人转变，发生的人类认识能力第五次过渡之质变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文明起步的标志；

（6）公元前4000 —前200年原文字转变为成熟文字而日趋广泛使用来发展原科学、原艺术和原宗教的阶段，其中公元前4000 -前1500年出现数字组合文字和图画文字向成熟象形文字转化的趋势，标志著随初级文明向成熟文明转变，发生的人类认识能力第六次过渡。

可见，就像生计器具的状态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起决定性作用一样，体外符号的或人工记忆系统的状态、即信息处理手段的形态，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工具，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起决定性作用。

既然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及其用来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方面，还是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随之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那么，作为生产和生活用具的人造器物与作为认识工具的符号系统之间就必然存在一定相互作用中的协同进化关系；且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各种人造器物之间存在协同进化关系的同时，各种符号系统之间也会存下相应的协同进化关系。因此，在符号系统之间的协同进化研究，与人造器物与人类认识的协同进化研究的相互结合中开展认识进化考古学研究，能解决认识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使解读一类标记所表达之文化内容的假设得到充分验（Hodder 1982)。凭借这样能做充分验证的实证研究方法，我们就能依据以上述体外符号6种形态和6大过渡期的概念框架系统化而成的考古数据库，对中国文化起源和进化二百万年历史过程及其培育出中国科技和文明的起源和进化过程，开展人造器物 — 人类认识协同进化研究，从中发现对这个过程作断代分析的标准，找到回答其艺术、科技、宗教、礼制、哲学等各种精神文化要素的主体是谁、何时何地、为何、如何起源和进化的一系列问题的直接证据，从而对现有的相关假设作出检验，并对其真相及其内在规律作出充分验证。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在追溯到古代文化和科技的每个分支和古代文明的每个要素的起源和进化历程，将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返璞归真而还原为信史，以经过充分验证的史料来重建古史。

既然物质文化与人类认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生计器具和社会组织革新中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的创新思维 (Mithen 1996), 那么，人造器物与人类认识的协同进化研究，会给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带来新的前景。它能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生产工具的协同进化研究（唯物史观主导的物质再生产的历史研究），与人类社会制度与生产工具的协同进化研究（唯物史观主导的人口再生产的历史研究）综合起来，对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与精神再生产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作最全面系统的跟踪研究。

在历史唯物史观看来，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再生产；另方面是人口再生产。这就是恩格斯（1884）所说：“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和莫尔根业用其所收集的人类史前和史后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史料，证实了他们提出的这种唯物史观。可是，其中没有提到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补充和丰富他们历史唯物论的一种尝试，人类认识与人造器物的协同进化研究将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物质和人口再生产拓展到包括精神再生产在内的人类社会整体再生产过程。在这样完整的历史唯物论构架下，在将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的考古出土材料、人类学调查材料和传世文献材料系统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化二百万年的历史过程开展认识与器物的协同进化研究，就能跟踪所有这三种再生产所组成的整个社会中人类认识与器具协同进化的全过程。随着考古材料的富集，这样的研究将不断扩展我们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不断地逼近中国文化二百万年进化过程的真相，在实现各地考古材料的联系、考古材料和传说史材料的联系和中国史料和世界史料的联系中重建和充实中国史前和史后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