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二）空中运输线

为了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抗战，自中苏间的陆路国际交通线建成之后，两国间开通空中航线的工作也在积极地筹划和恢复之中。

早在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就与德国合办了欧亚航空公司，其航线是：由南京起飞，经洛阳、西安、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哈密、迪化、塔城、阿尔泰到苏联，实际上仅飞行到兰州就终止了。直到1932年，才飞经酒泉进入到新疆，并在酒泉城南重修了飞机场。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为了一举剿灭红军，也曾下令扩建了西安和兰州两机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在嘉峪关修建了一军用机场，还扩建了酒泉城南飞机场。这些机场的修建为后来的抗战开通空中运输线奠定了基础。

1938年11月，中国交通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商洽开辟哈密——苏联阿拉木图航线。1939年3月，渝哈（重庆至哈密）段航线先正式启用，不久就开通了哈密至阿拉木图段航线。9月9日，中国交通部与苏联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签订了哈密至阿拉木图的定期飞行合约。合约规定，哈密与阿拉木图之间承担双方旅客、行李、货物及邮件等运输。为此，中苏双方还在伊犁、乌苏、迪化、奇台、哈密等处设置了五个航空站。哈密至阿拉木图开航后，全程实现联航：即飞机从重庆到哈密后，转中苏航空公司，经迪化、伊宁到阿拉木图，再与苏联阿拉木图至莫斯科航线相接，全程只需五天时间。这条航线的开通不仅方便了双方人员的往来，保证了急需的抗战物资能够及时的运抵中国，也成为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

【新疆航空队旧址】

1936年1月，当时驻在延安的东北军王以哲部，为了便于张学良私人座机的降落，在延安修建了简易飞机场。这个机场虽然简易但基本具备能起降小型飞机的能力。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秘密飞到延安，同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人会谈，商讨双方合作大计。之后，中共还积极地与西北军进行谈判，终于使三方达成了合作协定。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7日，张学良就派自己的飞机从延安把周恩来、刘鼎等人接到了西安，与宋美龄等人谈判。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18日，延安机场便由东北军移交红军接管。之后，中共便以此着手建立与外界联系的空中通道。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随着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增加，中共就积极地筹划和准备建立与共产国际空中通道的各种准备，不久便开通了延安、兰州、迪化至莫斯科的航线。由于受飞机续航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有时需先从延安飞到西安再到兰州、迪化，最后到莫斯科；有时则直接从延安到兰州，经迪化到莫斯科。飞行路线基本上与两国政府间航线重合，主要担负的是人员往来的任务。1937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就是乘坐苏联飞机经这条航线回到延安的。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先从延安乘坐汽车到达西安、兰州，后又从兰州乘飞机到迪化并在此住了几个月之后，才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于1938年10月到达莫斯科。1938年3月，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山西抗战前线，被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误伤，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及路途遥远，年底，不得不坐飞机去苏联治疗；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去莫斯科治病和疗养，及经中共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在遵义会议上被敢下台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也与周恩来一起同机回到苏联。不仅中共许多领导人，如任弼时、王稼祥等人，而且越南、日本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曾先后通过该航线，来往于莫斯科与延安之间。1942年5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携带无线电台等设备，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也是通过这条航线飞抵延安的。苏联派遣来华的医疗、通信、卫生等相关专业人员也大多乘飞机到达延安。

1943年初，随着苏联对华援助物资和中苏贸易的停止，两国陆路通道寿终正寝，由重庆、兰州、哈密、迪化至阿拉木图这条航线也从此中断。五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经延安、兰州、迪化到莫斯科的航线也被迫中断。

由于中苏间国际通道的中断，及后来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突然反苏，中国政府酬答苏联的约有三千多吨的钨、锡、茶叶、羊毛等物资，不得不滞留在星星峡和哈密两地，难以运往苏联，至抗战结束仍在那里，直至1947年6月才交付苏方。

连接内地与苏联的西北陆路和空中国际交通线的建立，是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同合作的见证。苏联政府不仅将大量援华物资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内地和抗日前线，还派空军志愿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许多苏联飞行员还永远的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给了中国人民极大地帮助和鼓舞，也增进了两国间人民的友谊。即使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格局的变化，乃至其他原因被迫而不得已而中断，但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