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节概述

一、一些地方动用军队、警察及挑动工农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了，有的城市，学生们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但是，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思想并没有真正跟上来，少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镇压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被一些人打伤数百人。（详情见陕西省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279名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造反，发生了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湖南大专院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批评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受到一些保护省、市委的干部、群众的围攻。

八月二十三日，长沙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提出在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官。

八月二十七日，中南局派中南局第二书记到湖南主持工作。

九月一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作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第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第三，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第四，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

第五，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

第六，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千多人到地质部要求曾经在该学院任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回学院作检查。地质部领导以“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五日，地质学院学生再次到地质部找邹家尤，找不到人就不走。

九月七日，地质部领导招来“西区纠察队”逼迫地院学生撤出，双方发生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这篇评论员文章揭露驳斥了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的种种谬论：“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捣乱”、“你们狂妄，你们幼稚”、“糟透了”。明确地宣布：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

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第四，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

第五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要用文斗，不用武斗〔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要找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区党委干部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南充市发生了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围斗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贵阳市发生压制北京串连学生事件，清晨，一百多人的队伍，手挽着手，向着南下革命串连队的指挥所门前冲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林县县委组织三万多名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围攻安阳地委机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是到林县要求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回地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

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于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原文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把党内的错误路线定性为“反革命路线”，失之过重。毛泽东审阅时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文章指出：

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说：

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

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月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考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少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