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农村文革运动的部署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中央决定伊黎、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和工矿文革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看了江苏文革小组9月8日来电和上铙红卫兵总部筹委会9月7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强调了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江青的信

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将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批阅。二十日的信中说；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城市企业文革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大会的主题是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开会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曾多次邀请曹荻秋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这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豹来到大会，对工人们说：“我不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工人们决定游行，并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条件要求。十点四十分，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

七千工人冒雨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等候。曹荻秋始终不肯露面! 造反的工人们向北站涌去。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这时候，已有人从上海乘汽车赶来车站，围攻工人。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只到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他说：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他们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直不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王力说：解放以来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产（陈伯达同志插话：否则说话就不起作用了）。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王力同志插话：以前你们一来，他们就说串联了）。

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十二时，张春桥来到安亭。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步行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麽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与工人谈判。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3，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说：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时说：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

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说：

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戚本禹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

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由北京市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宣告成立，号称有三十万人，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三、召开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6一定要搞好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会议在陶铸的主持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里，不要怕打乱旧秩序。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2－3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周恩来草拟的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四、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十二月四日，谷牧在会上讲了《汇报提纲》，

他说：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