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目标主要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发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北京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的两个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最近上海、蚌埠发生了停车事故，这是严重的问题。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麽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後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麽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 蚌埠本来分两派，影响了市的工人运动。造反派支持市工人造反派，保守派反对，打伤三人。本来市委能解决，但市长不出面，被打的工人当然义愤填膺，造反派就把车停了。这一下子南北就停了，旅客们给我打电话提抗议。三十一日市委才出面解决。停车后再解决就难解决了。领导有两怕：一怕见群众；二怕群众包围起来什麽都叫签字。两派都签字，这没有立场。造反派停车是公民行动，让市长签字这不能同意，责任由市委负，行为不能同意。造反派义愤，但不是革命行动。中央向他们呼吁复工开车。现在已经开车了， 刚才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是关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 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50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 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 （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 （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还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江青讲话： 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 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 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 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一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 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 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 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一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帅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 周总理讲话：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 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 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在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通知指出：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小学教师应在本校所在地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急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有些小单位，从全国看一个大学，也是一个小单位到其他单位夺权，你要夺我要夺，不是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之间互相夺！看谁先夺就先夺到手，没有夺的也夺它，这样成了内部斗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想想，我有一个想法，在全市夺权应当是象巴黎公社那样，工农兵学商召开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夺权，是不是请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要跟工农、革命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商量考虑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北京市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店员、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哪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他夺过去来得好，大家看怎么办。 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小团体主义，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要总结经验。现在夺权那些是好的，上海，山西。毛主席说：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二种形式，一是进城军事接管，自上而下的派人接管。现在出现新的形式，群众自下而上的接管，这比巴黎公社经验更多，我们的接管应比巴黎公社接管的更好。现在过渡时间，建议北京开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席会议。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现在北京落后了，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不要让全国学习北京的接管风，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不是有这些缺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这样就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你们现在考虑一下。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大家考虑搞一个筹委会，筹备代表全市的筹委会，包括军队、工人、农民、革命师生（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那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我夺过去，要好一些。大家觉得怎样？ 有些机构，有些单位，都属于全市性，甚至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市特别是有许多全国性的。那么一个小团体还不能代表一个学校的大多数，比如占领或选举一个全国性的单位，叫谁去承认呢？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不然一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的单位机构，或者是全市性的单位机构，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一个小团体就又要来夺权，还是搞大联合。你们机关的革命派，各机关的革命派和不同的机构，要总结一下经验，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夺权形式。有的是本单位本机关为主，外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外边帮助，不同的情况有的可搞临时代表会议，全市性的代表会议，各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学习上海的经验，山西的经验，这样比较好一些，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也可能是各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那个地方应该夺权，提出方案大家讨论嘛！还可以提出一般的号召，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夺权的新形式，合理的新形式，本身是代表无产阶级权力的，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了许多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好好说一说，总结经验，现在这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是很好的，不仅把本市的经验，上海的，山西省的，也是要总结一下。你们这些战斗团体开小的会议，作战要以联合的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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