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照相机厂——折翼的“海鸥”

上海照相机厂：折翼的“海鸥”

1989年是一个分水岭。倪先生1981年进入上海照相机总厂（以下简称“上照”），历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副主席（改制后）等职，2009年退休。倪先生见证了“海鸥”的辉煌和衰落。他说1988年公司利润3800万元，达到顶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相机产销达到顶峰。但上照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剧：体制弊端、技术薄弱、产品单一和人才流失，再加上国门敞开，竞争激烈，在进口和走私相机的夹击下，下坡路无以避免。1990年美国和东南亚订单为零。“海鸥”的国内市场份额开始锐减，占有率降至10％，1992年累计亏损1700万元。1989年前国内有43家品牌，到1996年，国产品牌只剩下“海鸥”和“凤凰”。

1958年1月，“上海”58-Ⅰ型照相机在上海四川中路惠罗公司的一间阁楼上研制成功，为我国照相机工业开创了新的纪元。同年3月，上海照相机厂成立。上照的历史始于仿制。“上海”58-Ⅰ型、“上海”58-Ⅱ型、“东风”、“红旗”及“海鸥”DF系列等均以德国、瑞士等国相机为蓝本。“人家能够办到的，我们一定能够办到，人家不能办到的，我们也要办到，”这是举国体制下上照人的光荣使命。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上照的辉煌期：年产相机50万架，市场占有率50％，被誉为中国相机产业的龙头。70年代初，“海鸥”牌相机紧俏到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时任上照总厂总工程师的孙先生也曾受亲戚朋友委托，裹一件大棉袄，晚上六七点钟去排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拿票买。这一时期，国家投入近1亿元。1978年9月，上海照相机厂及二厂、五厂从市内迁出合并成立了上海照相机总厂，厂址位于距上海市区50公里的松江县（现松江区）中山东路70号。职工主要来自市区，且2/3是青工。开始厂里将两辆8吨 的大卡车改装成客车，周末往返松江与上海，但是很多职工不满枯燥的郊区生活，也给当地带来了治安问题。后来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负责承运，“天天车”开 通，六十多辆大巴每天上下班时间往返，蔚为壮观。“第一辆已进市区，最后一辆还没发车，”时任总厂团委副书记和客运调度的俞先生说。作为市级八类国营大 厂，上照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工人社会地位高，待遇好，工作环境优越（光学仪器等车间都是恒温，配备当时罕见的空调），当时松江县委书记的两个儿子都是该厂 员工，当年与其同为工友的顾女士说。80年代初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民生大为改善，摄影随之发展。改革开放带来对外交往，上照成为中国向外宾和外商展示国家轻工业发展成就的窗口。1986年上照引进的日本“美能达”X-300型生产线开始投产，经消化吸收，研制出DF-400和DF-500型号，使中国的相机技术上了一个台阶。1987年，上照产值过亿，居全国同行业之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为该厂题词：“海鸥展翅，飞向世界。”上照又与其他几个厂合并组建上海海鸥照相机公司。

破产似乎来得太突然。1996年初上照厂宣布出口大幅增长，成绩可喜；同年10月即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11月，法院发布民事裁定书，这起破产案宣告结束。申请破产时，该厂共有职工1496人，离退休422人， 破产财产只够支付一半职工安置费和离退休职工安置费。此前，它已转制为上海海鸥照相机厂，原海鸥公司转制为上海海鸥照相机有限公司。倪先生认为“海鸥”折 翼的技术因素是：相机制造开始只涉及光学技术和机械技术，中国大陆在相机制造业起步早，这两项技术在东欧和南亚领先，而在国际电子技术中心由美国—日本— 台湾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大陆错失良机：没有自主研发。1986年引进的日本“美能达”X-300型代表60年代电子技术的世界水平。两年的艰苦谈判，日本仍旧不愿出售最新技术。对上照的衰落，倪先生十分痛心，他说这是技术和民族工业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上照是中国相机技术和人才的“母厂”，自1969年起，根据国家计委指示，上照二厂将200名职工及“海鸥”205型照相机的全部生产技术，包括设计图纸、工艺装备及专用设备等，支援内地建设筹建江西光学仪器总厂。在这36年间，“海鸥”的图纸远赴哈尔滨、广州、成都等地，“孔雀”、“珠江”、“熊猫”等相机品牌先后诞生。此外，上照还是松江区大批地方干部的培训基地，当年的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已经成为本区处级公务员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