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与共产党、新中国 这里说的运动，指的是群众运动、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简称为运动。运动如今已被彻底否定，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被当时一位新的领导人表示“发誓不再搞运动”了。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真是罪莫大焉！而且似乎已得到了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的共识。从那以后，凡中央有扶正祛邪、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举措，只要稍有声势，就会伴随着“不要搞运动”的警告，而且必有抵制的人攻击你们是在搞运动——成了极左的代名词、反扣过来的一顶大帽子。然而本文却不识时务，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要为运动正名。此举的不适时宜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真理是有客观性的，历史是有公正性的。鄙人深信自己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有两个，这便是，一个是唯物辩证法的考验，一个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检验。如今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精英们，万分欣赏于这些年的“不搞运动”，说是再也用不到“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了。有一些人，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这样认为。但广大老百姓，尤其是众多的弱势群体也是这样认为吗？多数的知识分子，他们真有这种深恶痛绝的感觉吗？非也！ 笔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1963年下半年，在一个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会”上听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讲话，有一句话至今令我回味无穷。他是在讲解“九评”，针对苏联的情况，说道：“他们攻击我们搞运动，我们说运动运动有好处，不搞运动，到头来就会有个大变动”。当时我们觉着此话生动而发笑，而领会深的人则说刘芝明同志已“炉火纯青”了，在“不经意中”也会道出“哲理”。现在看来，真是“哲理”。 要论及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叫“政治运动”、“革命运动”与“群众运动”？从字面上看，是由“政治”“革命”“群众”三个关键词所组成的运动，就是怀有一定革命政治目标的，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铺及面广，在一定时期内掀起热潮，收效较快而又影响深远的运动。要说运动“否定论”者，是在否定一切运动，那也未必。比如建国初期的“扫盲识字”运动、“婚姻法宣传月”运动、“中苏友好宣传月”运动，以及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兴修水利”运动等，这些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不带思想改造色彩的，对之并没有太大的攻击。但也有例外，如大跃进运动，主体虽是为了发展生产，但因从中出现过一时性全民土法炼钢铁的得不偿失，短暂的“五风”引发的稻田放“卫星”的笑柄与事后严重缺粮的困顿，足可成为丑化共产党、毛泽东的资源，加之又夹杂“拔白旗”“反右倾”的错误，那就断然不肯放过，必须列入“运动”罪名，加以永久性的谴责了。但是，只要以历史宏观看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范围影响里，在本国本民族的革命运动中诞生的（如“五四”运动，以及受之前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影响的铺垫）；是在运动中成长，甚至可以说靠运动起家的（如“土地革命运动”、“一二·九 ”运动，“五卅”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也是靠运动建立政权、站稳脚跟的（如“民主改革”运动，“抗美援朝、土改、镇反”的“三大”运动等）；也是靠运动来加强自身建设与拒腐防变的（如历次“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可以说，没有运动，就没有广大觉醒的人民群众，没有锻炼成长的骨干力量，没有不断充实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没有运动，也不会有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政治的群众运动，是革命的总动员，向着旧世界战略性兼有战役战术的反抗与进攻的运动；是建设新社会各个领域阶段性的大规模推动事物质变的运动；是提高党的理论、思想、组织建设并把自己改造得更加符合于客观实际、更加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运动；是建国后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方式，对于经济与文化建设、社会治安的保证和新风尚的发扬，对于扫荡社会丑恶和减少刑事犯罪条件，真是功不可没。历史地全面地看，党领导的运动绝大多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说得具体一点，“三反”运动，放到现在看也没有错，难道“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好东西？这个运动使干部队伍、社会风气清明了几十年，教育了大批年轻接班人，不是好事情？再如“思想改造”运动放眼现实也是必要，君不见当前一些高难度的制假、造假，精神污染遍及社会，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一些思想得不到改造的知识分子？难道是任有些人腐败下去，任社会风气败坏开来，害人害己的好？诚然，运动中有失误损失以至有失败，但面临的应该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的从理论上思想上提高起来、成熟起来，以使今后搞得更好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发誓不再搞”引来一片廉价的鼓掌声（注2）……。只要是革命者，只能要求在革命进程中，尽可能地少失误，错误犯得小一些，而不能没有失误、不犯错误；不能因有失误、错误或失败而从此不革命、不许革命。真正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把一切献给党的人，真正懂得革命复杂性艰苦性的人，是能够理解党的甘苦的。在革命队伍里不挨整或思想上不紧张过一阵的人，几乎没有（程度大小轻重、时间长短而已），从毛刘周朱到普通干部，毛泽东曾首当其冲。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对自己转变错误立场、克服错误思想、促使自己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当然是很必要的；再一种是整错了或过火了，受委屈以至受伤害，也应“全面历史地”看待组织，视为给自己的或考验（磨练）或警示，耿耿于怀固然不必，因个人恩怨而改向更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对“运动”只能作如是观。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那些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区别，恐怕也就在这里。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艾青诗句）。“发誓不再搞运动”，貌似“安民告示”，其实质却是宣告了执政理念的改变，代表了一股社会思潮的兴起，而以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看，这种错误的执政理念、错误 的社会思潮，对于中国继续革命和社会不断进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无可估量的。谓之“一言丧邦”也不为过！ 那就是这一代领导人既然对搞运动要“发誓不再搞”，如此“深恶痛绝”，可见得过去的运动都搞错了，大错特错了。中国共产党靠运动起家、立足，不要说“光荣、伟大、正确”的政治身价成了问题，就连合法性也值得可疑了（确实有人说：共产党没有做过几件好事）；对于曾经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历次运动作出贡献的广大积极分子如何看待，对于在运动中涌现与锻炼成长的各级干部而今已是离退休的千百万革命老人如何评价？他们究竟是有功、无功，还是有错以至有罪？现在社会上，对幸存下来的年老体衰的离休老同志渐渐失去崇敬感，和这股错误思潮形成的思想混乱分不开的。这就是这位领导人貌似讲话直率豪爽，实为自虐自残，自损党的形象，自毁革命的家当！对历史运动彻底的否定，贬损党的执政成绩的同时，势必要上账到毛泽东的责任，贬损到毛泽东的人格，从而掀起“非毛化”的恶浪，最终折损党和人民胜利的旗帜——毛泽东思想！伴之而来的便是刮起一股翻案风。正确的“平反”，是体现党的“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十分必要，而“翻案风”的区别，在于违背了“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几乎无案不翻，大搞一刀切，“鱼龙混杂”加“泥沙俱下”，真叛徒真特务也给平反，实实在在的错误一律一风吹更不在话下，连到1959年的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叛军司令大受重用。这位领导的个人获得了一片歌颂声而却把党处于被告的地位，对他怀有好感而对党对毛泽东却是出不完的气。其中某些人岂止是谴责，而是反攻倒算，没完没了的控诉（注3），欲推翻共产党而后快！与此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失去了进攻与反攻的手段，面对错误思潮给放了闸，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被缴了械，面对有可能腐败的公仆缺失了“金箍咒”……。什么叫机会主义，危害有多大，过去不太懂，这一回可以深刻领悟了。 运动的否定论者，剖析其否定的特点，大致是：①把所有运动说得一无是处，把运动与“失误”、“犯错误”相等同，毛时代运动不断，因此很糟糕，甚至描绘成灾难，无视毛时代的“人民有理想，国家有秩序，社会有正气”，更无视这般优良的整体形象与曾经的运动有着因果关系……由于所说的有些也是事实，既迷惑了一些好心人，也为恶意攻击者提供了口实。②不讲产生运动的客观原因与历史背景，说成都是共产党和个别领导人的主观主义的产物，如“反右”（扩大化）运动，不讲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匈事件对我国内的影响与震荡，不讲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整风之际确实遭到了右派分子进攻的事实。③不讲运动的正面效应，对负面效应则任意夸大，不惜歪曲真相，编造数字，如对思想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莫不如此，“三年饥死四千万”便是最荒唐最典型的一例（注4）。④只讲运动的开头或只讲某一阶段，不讲运动的全过程，不讲最后的结果。而事实上运动中的偏差大多数不是从一而终的，有的一露头就迅即纠正，有的在中间阶段得到克服，有的在后阶段得于扭转，有的在结束后的“回头看”时落实政策（如1959年的反右倾），总之是力求抓住“实事求是”这根搞运动的生命线，使得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如“大跃进”期间，首都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体现“土洋结合”在短时期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造起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工人文化宫、民族宫等十大建筑辉煌于今，更不曾听说有“豆腐渣工程”的遗留——固然短时间的出现过土法大炼钢铁、稻田亩产放万斤“卫星”等的“浮夸风”，但也正是这时的群众运动大造了成千上万个中小型水库，城乡受益至今（注5）；乡镇的大办工业固有浪费，但经过整顿留存大批集体队办、社办后来成为乡镇企业，使2800多万农民在家门口当上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如果至今能保持集体性质，这种亦工亦农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就明显优越于抛幼（留守儿童）别老（空巢老人）、背井离乡地进城当农民工；讲公社化运动，就只讲开头的“一大二公”、“大办食堂”，不讲后来调整落实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⑤对于运动的负面效应，不讲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作具体分析，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向毛泽东。运动中有错误，毛作为一党之首、一国之主，理应负领导责任或主要责任，但不能全推在他身上（注6）；有一些固然是毛出于主观主义负有直接责任，但在讲责任时却不讲毛不“文过饰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力排种种业已形成的阻碍，领导全党纠正错误，更好地前进（注7）。 历史是这般的明白，却又如此的蒙尘。一方面，无产阶级整个革命史，是凭籍一个又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运动推向前进的，如同火车头与车轮的关系，不仅有其重要性，而且有着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凡对毛时代有抱怨，一般都拿运动说事，凡非毛反共都拿运动为切入口、为话柄、为载体。所以，趁当事人与当时人还健在，把这个历史命题搞清楚，无论对于今人，对于后代子孙，说多重要就有多重要。 运动与毛泽东的民主观及人民的评说 对“运动”的彻底否定，势必涉及到对党的主要缔造者和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因为毛就是建国前后这些运动的倡导者，是运动的舵手。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着毛“极权”、“专制”、“独裁”的流行语，但令人深思的是，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反而认为毛主席最为他们着想，最相信与依靠他们，与他们最亲，也就是最民主。他们觉得解放以后那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翻身感受，是享受了世世代代穷困祖辈不曾有过的民主。在毛时代若发生世界500强广达集团下属电脑有限公司那样，要对下班女工在众目睽睽下解开裤腰带接受安检，是绝对不可能的。给工农大众于主民，这是毛泽东搞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如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会议上讲明的：“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回顾历史毛所领导的运动，从来不主张整群众，若要说毛搞运动是“和人过不去”，也只是和“老爷”们“过不去”，“四清”中他极力反对整群众这才有前后两个《十条》（整群众与整党内走资派）之争，“文革”初期反对派工作组也是因为镇压群众与依靠群众的分歧。毛历来的态度是对上严、对下宽，对干部严、对群众宽；毛从来不整群众，不但不整，还要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毛领导的运动特征（或曰：宗旨，本质）就是“为了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锻炼群众”，从而改造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战胜敌人、创新世界。要不然，毛就不会有这样高的威信，对他的号召不会这样积极响应，运动也搞不到如此轰轰烈烈。毛的民主观是以奴隶史观为基础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信“六亿神州尽舜尧”，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唤起工农千百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可以说是共产党战胜一切的法宝。满清、北洋军阀虽握有重兵，压迫人民、背离人民，垮台不说；康梁维新，辛亥革命虽一个比一个有所进步，但终因没有与人民结合，或遭失败，或起不到质的变化，这在鲁迅的《阿Q正传》、《药》，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都有深刻的反映。正因为毛领导的是群众民主运动，与运动的否定论者不同，人民群众是拥护的。唯有独具毛泽东这样民主观的党，运动才能践行得成。别样的党“运动”得起来吗？国民党在大陆的晚期，蒋经国奉乃父蒋介石之命，到上海搞过一次所谓的“打虎运动”（惩治官商勾结的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打了一只“猫”和几只“苍蝇”便大败而归——就是一例。要说如今对待运动（包括“四大”）谁最恨最怕？决不是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和普通知识分子；说白了，最恨最怕的正是那些官僚特权阶层、暴发户阶层，以及在利益分配上导致感情上背离工农大众的小部分（仅指小部分）上层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工农大众原有地位失落的同时，得益最大的一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不要说搞运动了，就连摆事实讲道理的“争论”也说“不”，真是专制得很！有人说现在真民主，过去对毛泽东对共产党说不得反对意见，现在什么话都能骂；有人进行反驳，工人失了岗、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受了苦、知识分子有了想法，你骂得最多最正确，没有理你，上面有权照样干自己的，这种民主何用？再说，那时只要不反对毛主席就成，如今工人对厂长、员工对总经理、单位对第一把手、下级对顶头上司，敢批评敢反对敢骂么？奴隶主义大行其道，更不敢说贴领导大字报了。 群众路线也就是大众型的民主路线，是共产党应有的办事特征，失去了这一条也就失去了固有的优势。以当前的反腐败为例，为什么官员的腐败之势屡禁不减，越演越烈，“出生率高于死亡率”？就是因为只靠专门机关冷冷清清的办案，群众的举报或处之不理，或转至原地，或官官相护大事化小，甚至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专门机关一旦失去群众基础（群众支持与群众监督），也不会是认真办案。诚如一名县委纪委书记对同事们说的“我们不要去惹事，不要树敌过多，每年抓几件重点案子就可以了，怎么叫‘重点’？就是经县委常委集体讨论交办下来的，单是从下面揭发、举报的统统不要管！真不好对付，就把材料转给分管这部门这行业的县委副书记。”也就是说，只对上负责，不必对下负责。这样，一个县（市）的腐败不是“出生率比死亡率高”那才怪呢！最后，连说这话的县纪委书记本人也进了监狱！回顾毛时代的反腐（含其它政治思想运动），放在首位的靠自上而下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靠群众的检举揭发和调查，纪检部门和司法机构通过群众路线办案的同时，依据法规作出惩治。多次的群众运动，保障了革命队伍基本纯洁和社会总体健康（如犯罪率低，黄毒现象、黑恶势力绝迹等等）。因犯罪分子和潜在的犯罪，最怕群众运动，为的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更是巨大的，为扶正祛邪起到了深远的作用。当然，弄不好也会出现负面效应，比如个别的人会自杀（不论是畏罪自杀或无辜自杀，均属不幸），但却是可以挽救当时一批人和防止将来更多的人走上绝路；反过来，群众在运动过程中受到了教育锻炼，今后倘若他们当中有人或子女中有人参加了工作岗位，也有了一定的抗腐免疫力。这就叫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同在，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共存（注8）。发人深思的是，如今的老百姓，每遇到凭借特权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明知很黑却因势单力薄奈何不得时，就会拼出一句：“如果毛主席在世，他敢！”，再有一句是：“如果搞运动，用不到一年半载，保证可以全面、彻底、干净地扫清腐败！” 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不是广大工农、城市平民、普通知识分子、一般干部们的观点；我党大多数高层领导也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找不到这样的依据。因为毛确实奉行大多数人的民主。他曾经说过，“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对于人民，给予民主，这是目的。通过民主，确保人民政权不变质，这又是手段。这个“手段论”，可以说是他的一贯思想。早在延安时期，与远道来访的黄炎培先生的一席谈话中，黄问到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在取得政权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反面，成为压迫人民的腐败政权，你们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性政权后有什么办法防止这种“周期律”呢？毛答道：办法我们已经有了，这就是搞人民民主（毛黄问答，均非原话，大意如此）。毛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每次解决革命中的重大问题，都不只是依靠政权机关和专业的职能部门，而是大搞群众运动，做到专业和群众相结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张的政治运动乃是属于一种民主的形式，寓手段与目的于其中。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和拓展，或者说是这种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质的飞跃，当然，由于诸多原因而失败则另当别论。然而透过这场运动，他为群众更广泛的提供了“大放，大鸣，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的民主形式，最放手地发动群众来造自己政权阴暗面的反，同时又深信广大工农群众不会推翻共产党，并且十分自信地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自上而下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试问，谁能做到这样的民主？如今，有人一面批判毛的大民主，一面又攻击毛的独裁，说穿了，毛的“大民主”对他们这些人的独裁（或霸道）不利。现在看来，真正不想给人民民主的，是“文革”的对立面——即那些领导人中少数逐渐官僚化、安于既得利益、革命目标短浅、居功自傲追求特权的人，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干扰和误导。比如“文革”的本意在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的明确规定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为什么会一开始就发生矛头对准学生群众，一时间的出现所谓“红五类”与“黑七类”的划分，打击所谓“三名三高”的文化人，冲击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导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既转移了目标又败坏了运动的名声，最终也将本应是民主的运动被推向了反面？——民主不成倒反残踏了民主与法制！一缸水就是这样的搅混了。毛泽东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斗争大方向，可就是把握不起来，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发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天安门广场接见空前规模的红卫兵，排除了障碍，把民主运动迅猛地推向全国的高潮。所有这些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本质上是一场民主运动与反民主运动的较量。总之，民主有不同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开展的运动是多数人制约少数人的民主，因此被少数人说成“独裁”、“专制”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人索要的民主，决不是在替人民大众讨民主。改革开放了多年的如今，最需要民主的是工人、农民、城乡居民、普通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而那些有钱有势有特权的人则掠夺了别人的民主，早已享够了世上最大的民主，而且有的已大大超越了民主的范围，甚至超越了特权的范围、法律的范围，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对运动的全面否定，主要论据是由于出偏差或失误，尤其是在扩大化当中伤害好人造成的损失。这里面还有着优秀的人士，有个别事例是很惨的。历史上的运动，往往出现“左”的扩大化偏差，屡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三令五申告诫也无法避免。这是为什么？深思起来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参加中国革命的主体是旧社会的广大贫苦农民，特点是苦大仇深却没有文化知识，即便成了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队伍，也一时难于改变盲动性格。笔者从开国大将徐海东身世的个案上获得了意外的感悟。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告诉我们，徐海东从童年、少年、成年，从失地农民到世袭窑工，受尽被剥削、被歧视，过着极端贫困、屈辱的生活，打下了很深很深的“阶级烙印”，成为“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绝对化的却又真心实意地认为“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在他经过种种曲折，参加了共产党，组织起革命队伍，部队由小到大发展到六万人的四方面军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徐海东本族66个人被国民党军官杀害！当斯诺不相信自己耳朵而拷问时，被采访的徐海东肯定地回答：“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县到了礼山县。但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砍了头，女人和小孩被枪决。”徐海东对着吃惊的斯诺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堆”。斯诺写道：“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比这还要惨。……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思想深处永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总之，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及其亲属与同情者，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围剿反围剿、各个时期的拉锯战，对我根据地血腥清剿，土地革命的回乡团残酷报复，使得生存下来的胜利者，在骨子里很难不受这种阴影的影响，心灵里很难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对这种源自阶级压迫的反弹，一旦为了革命前进，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便会发生在革命队伍中的“左”的情绪。但是，这又正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总目标相违背的。除此以外，参加革命队伍的还有一部分是小知识分子，其特点是有革命激情，但又有着狂热性与左右摇摆性，好表现，加之私心杂念，易走极端，即便内心存右，行动也会出“左”。这就是毛泽东领导人民在向旧世界革命中，为了进攻或为了反攻就必须搞运动，而在运动中又必须时时克服“左”的干扰的由来。具有无产阶级的最充分的民主观的毛泽东，领导这支忠勇双全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打仗，固可指挥若定，但要建设成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却要艰难得多！不革命，广大老百姓就永世不得翻身。要革命就得付出这样（敌人的进攻）、那样（自身犯错误）的代价；革命的实践既有胜利也有失败，既是在胜利中前进，也是在失败中提高。我们若要正确认识党在历史上的政治运动，有必要研究如述的深层次的原因——运动中所犯的“左”的错误，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而不全是哪个领导人的主观因素。唯有这样的“运动观”才是全面的。 客观地说，比较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搞的运动，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取得主要领导地位之前的运动偏差要大得多，失误要严重得多。无论毛以前或毛时代，所有运动中犯的偏差，分析起来，除了少数指导思想、政策本身的偏差，多数则是贯彻中的偏差，贯彻中的偏差又可区分为理解上（认识水平）的偏差与思想不纯、态度不正所犯的偏差（如好表现自己，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恩怨，等等的作祟）；除此之外，出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党的历史上几乎每个运动都会有坏人混在其中，进行恶性的破坏，尽管这种破坏有的是短暂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或是偶然性的，可是已在当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论是出于哪种原因，其损害性却是不可忽视的。关于这一层，毛泽东有着亲身体会、切肤之痛。他在取得党的首要领导地位之前，一路过来深受“左”的排斥与打击，因此建国后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却能在历次运动中敏感地发觉并不断地纠正“左”的偏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有他判断失误而操之过急的偏差，但他仍能及时觉察并下决心予以纠正——这方面的例子在本文前面的正文与相关的注文中已有祥述。因为毛自己有着在运动中多次受挫的经历，他深有体会，能对在运动中受挫的同志做知根知底、通情达理、以心换心的开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差不多相隔五年，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甑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如果毛没有切身感受，是说不到这一步的。一切革命意志坚定的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同志们，对于自己的坎坷经历也正是这样面对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党的政策的阳光。是真犯错误只要改了，相信党不会抛弃自己；是蒙受冤枉的，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因此不会改变对党的信念。出身名门、留法女博士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学昭，在错划右派开除党籍后，仍私下按月积存党费，二十年后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给了党组织——就是感人的一例（不像“大变化”后，有些官员、学者，抛弃党籍跑向欧美的已屡见不鲜，至于贪官跑向国外甘做白华的更不知其数）。至于那极少数混入革命队伍干了坏事的人，或者确有这样那样严重问题而不在内心认错不肯改的人，受了处理与批判，在毛泽东逝世后，在机会主义者的鼓动下，统统赖帐翻案，甚至反攻倒算，那就是斗争的继续，当另作别论。 公正地说，党内要算得上毛泽东最正视运动中出现的失误状态，最善于纠正偏差、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逐渐完善指导思想，形成政策系列。如：搞政治运动“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肃反运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严禁逼供信”，“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于内部矛盾则强调“和风细雨”的方式，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借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不能一棍子打死”，“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一时想不通的，可以等待”，“在思想上允许有反复”；即使真正犯有反革命罪，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只要不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于平民愤的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对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人采取的总的方针政策是“改造成为新人”，“给予出路”、“不给出路，就不是无产阶级政策”。……等等，试问，除了毛泽东，还有哪一位能规定得这样好啊！？当然，这里面还有着周恩来等同代革命领导人的共同实践和集体智慧。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毛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把运动的所有偏差——包括下面搞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借机党同伐异，包括下面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打击报复等等，全部责任都归结到了他的身上！这样公平吗？ 对运动的质疑，多半是出于缺乏全面、深远的估量。对于运动的必要性，我们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而不考量辐射性和长远性的效果。以“三、五反”为例，不仅仅是反出多少金额收缴国库，处分与挽救若干个犯错误的当事人，警示所有党的干部保持了多年的廉洁，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通过广泛发动，全面激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深深的教育和锻炼了大批参与运动的不脱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骨干，使得他们世界观的“破旧立新”，确立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为新的社会风尚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确保了建国后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关于这一点，笔者体会极深。新中国建立之初，笔者年少无知，根本谈不上马列主义的学养，正是通过投入“三、五反”运动，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此前的国民党领导的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国民党领导的各级政府几乎无官不贪，官员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投机倒把，是公开的秘密；而共产党的“三反”运动，切实宣告了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即便资格最老、功劳最大，也要交给人民群众审查和批判，虽然一开始也有短暂的过火行为，但在全过程（特别是中后阶段）是健康的，对被审查的干部最后的处理是妥当的，群众骨干也随之总结了具体做法上的对与错从而提高了认识水平，尤其是运动的总精神是体现了共产党的“光明正大”。——笔者正是在这种新思想、新生活的强烈感召下，觉着应该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永远交给伟大的党，于是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笔者深信，自己的这种感受绝不止是个案。对于“三、五反”的理性认识，又要说到黄炎培先生。黄在1952年8月4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务会议，，当晚餐后向毛表示：“三、五反胜利的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律是正确的。”历史地看，当年已年逾74岁的黄老对情况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能作出这般真诚的表达，必定是从群众民主政治运动中看出了解决“周期律”的曙光。 对运动彻底否定的论调，并不代表所有老干部对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的正常认识。新四军老战士、黄源夫人巴一熔老人，曾因黄源（鲁迅的亲密学生）被错划右派，家庭受累多年，但她在年过九旬时谈到运动中的遭遇，仍撰文持黄老在世时的观点：“……革命前无古人，无现成经验可学，好像开路先锋一样，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左边试试、右边试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后人不知前人的困苦，享受前人牺牲留下的成果，对待前人应该首先是崇敬他们的流血牺牲、勇敢奉献精神，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当然，也可以研究他们的不足之处，但这是饱含深情、谦虚探讨学习的态度，不该蔑视、责怪、埋怨。”（09年第3期《古今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至于建国后从群众积极分子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一般都不会把短暂的运动冲击恨在心里。笔者一位亲戚从泥水匠学徒到入党提干，先后任厂长、厂党委书记，照例在“革命”中经历批斗、靠边、解放的冲击过程，但他分得清东西南北，他说若没有毛泽东时代，自己按现在的标准，只能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哪有现在的一家生活，受一时的冲击就忘恩负义了，不要说是经不起考验的党员，就连一个人的良心也没有了！——老新闻工作者王学沛，坚持认为要历史地看待，不能以个人恩怨来评价，历次运动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毛主席强调“有错必纠”。王学沛还特别指出：不能仅仅通过某些名人“回忆录”来评价历次政治运动，很多工农群众在毛时代受益了，却没有“回忆录”，他们的声音得不到表达，否则那些名人的回忆录就会淹没在亿万工农声音之中。王老说得很实在，笔者偶尔从网络内刊披露一位老人的口头回忆录，就觉得又朴实又生动：“小元子，你不能忘本，解放前你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只剩二个。到你出生时，虽然生活苦，但已经可以依托公社集体经济，农村医疗网建立起来了，乡里有了卫生院，看病很便宜；你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很难想在解放前能活下来……那年你得了重疟疾，是合作医疗免费把你救回来了，解放前疟疾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家门口建立了小学校，我去学校交了二角钱，你就上学了。你知道解放前上学堂代价吗？一个学期三担米，可度贫苦农民一家一年的命了。”老人还能对儿子说出人民公社的许多好处来，比如水利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等等（08年×刊第2期张德元文章），可是，这样的回忆录主流媒体会得刊登、会得出版书籍、会得举行图书首发式吗？……说真的，工农大众只有上不了文字的口头回忆录，那就是：从前群众和领导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不是“猫鼠”关系，企业高管和工人是阶级兄弟关系，不会“顺我者留，逆我者滚”的主奴关系；从前国企，工人家庭发生困难，如成员生病、子女老人抚养多、火灾洪涝意外灾难，有工会出面补助，连夫妻婆媳类的家庭纠纷，厂工会也会出面调解，工人视工厂为革命大家庭，退休了也把工厂当成亲爱的娘家；从前的干部绝大多数廉洁奉公，难见有中饱私囊；从前的分配是按劳取酬，没有两极分化，不会收入相差几十、几百、几千倍……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口头回忆和某些人及其后代们的文字“回忆录”，多么的不一样呵！ 论运动，六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否定正确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革命，因噎废食不利于人的生命健康。一般否定者们的理由是：1、毛泽东不抓经济建设，只管搞运动，使得国家大大落后于人，老百姓生活十分贫穷；2、搞运动就是折腾，日子过得不安宁；3、运动使得人的精神太紧张，生活太死板；4、搞运动，改造思想，是迫害知识分子，浪费知识，糟蹋人才；5、运动使人不敢讲真话了；6、运动伤害人多，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一共六个问题。关键在于怎么看，看得正，看得明，看得准，看得深。 我以为这些观点有些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或在生活中不乏实例。但是看法很不全面、结论很不确切，或者只看现象忽视了本质，陷入了认识的误区。我们不妨就这六个问题逐个的加以梳理、研讨。研讨的原则是实事求是，研讨的途径是“多分析，大有益”，研讨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 １，毛泽东不抓经济建设，只管搞运动，使得国家大大落后于人，老百姓生活十分贫穷？ 经济建设发展快慢，人民生活改善与否，其发展的速度、改善的程度，确实是考量党和国家重大方略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运动也是。如果真是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那么运动就难脱干系。其实，这种不实之词，已经被大量的文章用铁般的事实所澄清。 说毛泽东不抓经济建设，这是文不对题。毛一贯重视抓生产，从井冈山开始。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通过大生产运动，把荒芜之地的南泥湾建设成“小江南”。建国后，领导了三年恢复时期，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农业“八字宪法”是他提出来的，工业有对《鞍钢宪法》的批示推广。“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这些口号都是针对经济建设的。在他主持下不断的修订、完善《农业发展纲要》、《工业××条》。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粮食生产“过长江”、“过黄河”，改变“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等等。毛泽东对生产不是不抓，而是抓得具体，还因此背上刮“浮夸风”的冤名。比如1958年钢产量定为1070万吨，开始他不十分相信，经过6月份钢铁协作会议，华东提出400万吨指标，东北、华北、华中各地都提出了指标，表明1070万吨能完成的，但毛还不放心，总感到有问题（指标过高），又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了钢铁生产基地的市委书记和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座谈，大家都保证能完成任务，这才通知胡乔木把1070万吨钢的指标写进了决议中（参引陈明显著《晚年毛泽东》第193页）。“四个现代化”是通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到了发动“文革”，还把“抓革命，促生产”作为“文革”纲领性的《十六条》中的单独一条。后来又提出 “把经济搞上去”的号召……。怎么能说毛只抓运动不重视经济建设呢？“大跃进”更是急于要把生产搞上去，直接针对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群众运动，只是由于开始时操之过急，才出现了偏差的。 要知道中国当年要是不“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会得打破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的经济封锁？会得迫使美、日诸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会得有经济实力援助非洲、拉美国家，从而被拥进联合国、并为目前“改革开放”的经济交往建立信谊？ 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靠什么发展起来的？那就是，一：旧中国的“一穷二白”。真如建国后毛泽东坦言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造桌子、椅子，能造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还不能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5页）。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说法是：“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但是到了毛去世时的中国，已经能成批地生产喷气式飞机、拖拉机、火车机车和现代海船。1970年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基础上又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轨道。1976年氢弹试验成功，中国成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二：我国的外交环境形势严峻。要被迫与以美国为首的和我国为敌的国家，打一场国力极不对衬的保卫战——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结束后，战争的危机依然存在，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方针只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然后再逐步调整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建设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的发展。对内不能付出丧失耕地、破坏生态环境、过度消耗资源、蔓延疾病、贫富两极分化等方面的代价，对外不但不能掠夺别国，还得无私援助友好的弱小国家。在这三种情况下搞经济建设，试问：容易吗？倒是莫里斯·迈斯纳看得明白，作了公正的评价，他说，新中国“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主要工业大国”。现在某些“精英”站着讲话不腰酸，认为当初国家积累用在再生产上少一些，改为给老百姓改善生活多一些，工业化慢一些，消费品生产快一些，老百姓生活何至于这么清苦？这种想法该由明智的学者来回答。有一位学者说得好：“我们建国后为什么搞了一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比重高的国民经济体系？那时候我们虽然不能搞电视机生产线，但却能搞‘两弹一星’。没有电视机顶多是生活中少了点乐子，没有两弹一星则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根本就混不下去。”有人说，有些国家没有“两弹一星”照样生存下来了。但不想想，若不甘心做附庸，不拱出军事基地，不任其掠夺资源和摆布经济环境，强势帝国会容许你安生吗？即便低头称臣，稍不顺心，就插手搞得你国内动乱不息、政变不断。有人说，我们只要和美国和好就是了。可是，我们若没有实力，美国肯和好吗？巴拿马、阿富汗、伊拉克并没有去侵略美国，连侵略的迹象也没有；古巴、朝鲜、委内瑞拉，态度再强硬也不可能侵略美国，还不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不会放过。只要看看，中国后三十年已经和他们相当友好了，被说成“中美国”了，许多人亲啊媚啊跟啊了，快要一条裤子两条裤腿了，还面临中国驻外使馆被炸，外交官被抓，战机在自己领空里被撞，包容民运分子、疆独分子、藏独分子，挑起与介入南海争端而唯恐天下不乱，四周对我形成U型军事包围圈，“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这时候，我们还能抱怨毛时代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地搞工业化，搞“两弹一星”是错了吗？ 中国本是落后的农业国，搞工业化是拓荒工程。轻工业的日用品、饮食品生产线，更要靠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来装备。当几十年后，消费品生产上去了，市场供应充盈了，就有理由来抱怨当年的“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对吗？恰恰是当年那一代的生产主力军——工人和农民，始终觉得在毛时代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了，他们和无依无靠的旧社会对比。但是，比比他们以后的两代人生活，确实差着了。这是因为他们那一代的经济基础太差，国家统一掌握的劳动剩余价值用来改善民生的不多，绝大部分用在工业化再生产，这才有了后来的消费品工业、日用品工业、饮食品工业几何级的全面大发展，使得后来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和“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打井，后人饮水”是一个道理。现在毛时代的第一批建国老工人（也即是末代的企业主人翁），在不缴纳社保医保基金的情况下，每人按月还能获得一、二千元的退休金，能报销医药费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就是当年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时的“多贡献，低工资”的补偿，故世早的人就永远得不到补偿了（没有工作的遗孀有一些补助），后来的人不缴社保医保基金的就没有这份福利了；相比之下，那时代过来的农民更亏，集体经济一解体，他们成了最孤苦的病弱无助的农村老人，前三十年的斗天改地的花力气支持工业、支援国防、支援国家，算是白贡献了，近几年有些农村实行老农民每人按月补贴六十元上下，算是开了大恩，但实际上还是亏大了。——如今的村主任、村支书们，乡镇长、乡书记们、由集体公有改为个人私有的乡村企业主们，你们可要善待这批老人呵！ 有人说，既然毛时代物质基础差，自己老百姓生活还相当苦，可为什么还要大力支援第三世界的国家呢？是“打肿脸孔充胖子，还是牺牲了老百姓利益谋取当国际头领？”。此言真是糊涂之极。支援世界各国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固是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更实际的是牵制了与我为敌的国家向我进攻的图谋，破解帝国主义对我们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毛泽东一贯头脑冷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看就知道是防御性的方略。中国对外的任何支持，都是双向的，要是没有支援第三世界这一条，若干年后会有这么多的世界穷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吗？中国能迫使美国让步，打破美国对我的封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全世界有如此重要地位吗？ 有人最喜欢拿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说事。三年困难不假，但我们与之的分歧是：一是“三年”岂能覆盖近三十年，二是这三年的困难并不像有些人夸张、渲染得“水深火热”那般的严重（“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已在注文中说清）。笔者一家是过来人，那时成年人每月定粮28斤，油糖肉蛋少得紧，凭结婚证书只能领到两斤猪肉、一斤糖果、三丈布的票证，至今对“缺吃少穿”的苦日子记忆犹新。但那时老百姓的医病、上学、找工作，依然有保障，做人心里踏实。除了及个别地方，在全国范围没有恐慌感，对党领导克服暂时困难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始终充满了信心，大家本着“人穷志不穷”，“艰难志不移”，极少听到（几乎听不到）有偷窃抢劫、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被污蔑“毛灾”（袁腾飞屁语）的三年困难时期，依然保持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社会新风尚。这般千古未有的奇迹，讲给当代青年人听，胜似“天方夜谭”。为什么能这样？首先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历史荣誉，在人民中有高度的信任感。同时，依靠了在现实中完全、彻底的做到“公平、公正”。这种“公平，公正”的表现方式，就是如今被人当作耻笑式的谈资——发给各种各样限额定量不含货币的购物券（或称票证）。请不要耻笑，这正是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表现，虽然困难，但政府全部包了下来——不像国民党统治大陆的1948年，不管老百姓死活，强者中饱私囊，富者囤积居奇，穷者逃荒，狠者做盗做匪，弱者为娼为丐……。新中国的三年困难，做人保持着尊严，社会保持了稳定。政府发票证限额到人，就粮食定量一线工人、在校成年学生超过国家干部，井下、高空、野外作业的工人定量更高。只有工种的区别，没有级别的特殊。从毛泽东开始，一切领导干部及其亲属都不会多占配额。笔者到家乡县的当了县粮食局长的朋友家做客，亲见他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去买豆腐渣、剪瓜叶片作为口粮补充。彻底的“公平，公正”，使得全国人民“上下一条心，满怀信心度难关”。敬请某些人不要耻笑前人广发票证的历史环境，还是多学学前辈人的那种精神吧。同时也不要忘了，这种精神，正是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深入人心的教育分不开的。 讲到经济建设，有人特别爱拿“文革”中几亿人当中偶然冒出个别人的一、二句错误口号——“宁要社会主义误点，不要资本主义准点（火车）”、“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农田）”作为“文革”的标志口号加以调侃。其实这种错误口号在当时就上不了台面，一露头即被唾弃。那时的真实情况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江浙一带提倡种粮三熟制、亩产争“双千（斤）”。至于“经济濒临崩溃，工厂机器停转，大片农田荒芜”等等，都是不实之词。 然而，大家毕竟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供应逐年丰富了起来，随之络续取消了各种票证，只凭人民币就能买到各种生活必需品。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要归结于改革头几年的见效。那时只是逐步地纠正了以往一些“左”的偏差，却还没有“走上邪路”（邓小平语）。就“三农”而言，落实了自留地、十边地的政策，保护了农户自产自销的家庭养殖业，扶持了有特长的个体手工业，集体经济也克服了单一化种植而提倡多种经营，减少了征购部分增加了自销部分，放宽了远途运销，发展了农贸（自由）市场，特别是乡村集体工业企业的兴起……。也就是说，给予了集体经济较多的自主权，对农户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偏差中转向了正确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替“三农”松了绑，增加了活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该说，农村在“一刀切”强行解散集体经济，强迫走小岗村道路之前，头几年的改革是对头的（注9）。头两年的工厂改革，克服了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纠正了单一的无私奉献，建立奖金制度，把“按劳取酬”落到实处，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像后来的改革到承包制、股份制、企业领导收购、外资兼并、党委靠边、工会附庸……第二个原因，就是国民经济建设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就是前三十年人民节衣缩食多作奉献发展了重工业，武装了轻工业，生活日用品工业、食品工业、消费品工业得到发展，在后三十年发挥了作用，开始了由播种与培育季节向收获季节的转化。一些引进项目，也络续发挥了作用。比如吃饭穿衣的脱困，直到取消票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73年国家“四三方案”，引进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化肥”生产设备13套，以后又继续引进与我们自己生产的设备配套，总共达到了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一斤尿素增产4－5斤稻谷计算，可增产6500万－8000万吨，加上“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科学实验”，袁隆平等科学家“十年磨一剑”的粮食研究的巨大成果，也在这个时期体现了出来——于是粮票自然取消；再如穿的问题，也是由于当年引进设备建设的化学合成工厂，在1978年前后络续投产，产出大量的涤纶、晴纶、棉纶等合成纤维纺织品进入商店，解决了我国的服装鞋帽供应问题——这才告别了布票；各种日用品供应的改善，凭籍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几个大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化工原料，大量的塑料制品进入市场……。这一切，使得各种购物票证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了“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历史纪念品和文物收藏品。这就是历史的延续与继承。承认“因果”关系，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好比是一个人吃了第一碗没有饱，吃了第二碗饭觉着饱了，就责备第一碗饭的不起作用，同样的荒唐与可笑。若把后三十年取得的成果，看作全是对前三十年纠偏以至经济制度颠覆的结果，更是别有用心！ 本题行文致此——关于毛泽东不抓经济建设，只管搞运动，使得国家大大落后于人，老百姓生活十分贫穷的问题，已经作了客观的耐心的回答，似乎可以作最后的归纳了。归纳先用表格数据来显示——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中国（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是二战胜利国）比较，1951年至1980年（三十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中国 工业 12.5% 农业 4.0% 一 苏联 工业 8.6% 农业 3.1% 二 美国 工业 4.0% 农业 1.6% 五 英国 工业 2.3% 农业 2.3% 四 法国 工业 5.0% 农业 2.5% 三 （引自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续集第1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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