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学生工”

不只是“学生工”——代工帝国扩张的秘密

正在雄心勃勃向内地扩张的富士康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9月份太原富士康发生骚乱，接着郑州厂区发生数千人停工；近日，其位于烟台的工厂又被爆出大量违规使用学生工，许多学生工年龄未满16岁，为名副其实的童工，富士康也于昨日承认这一事实。

其实使用“学生工”对于富士康来说早已不是新闻，早在两年前，由两岸三地二十所高校联合调查组所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就已指出富士康存在大量滥用学生工的情况，也使得这一问题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这一调查团队又曾先后两次发布调研报告，重点关于这一代工巨头扩张过程中的用工问题，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但对于社会舆论和媒体的指责，富士康保持了其一贯的高傲立场，对于调查所揭露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富 士康似乎有足够的理由来保持其高傲的姿态，因为对于它来说，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低成本、快速生产、品质控制。而要做到这些，关键的因素也是三 点：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严苛的管理，土地和税收优惠。在这些方面，富士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地方政府几乎无底线的支持。

富士康从沿海向内地的大规模扩张始于2007年，这一进程随着2010年 的“连跳”事件而开始大大加快，从重庆西永微电园的保税区到成都的“一号工程”，再到郑州“三个月投产”的奇迹，再到近日高调宣布山西晋城千亿元工业园的 庞大投资计划，富士康的每一步扩张背后都能看到政府的全面参与。各地新厂区从土地征收到厂房、宿舍的建设几乎全部都是由政府一手操办，然后低价租给富士康 使用，其建设速度恐怕连当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都自愧不如。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主动地扮演了劳务公司的角色，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的为富士康招兵买马，而滥用学生工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愈演愈烈。

在“用工荒”的背景下，要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招募到数万人的工人，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招工的优势再次凸显，因为后者的手中有着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并掌控着大量资源，比如各级学校。对于这些学校来说，它们一方面受到利益驱动，因为提供学生工会得到来自政府和富士康不菲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巨大压力，除了服从行政命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于是，在用工成本不断上涨、“用工荒”不断弥漫的情况下，富士康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充足、年轻、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代工帝国的神话正是建基于此。

在这一包括企业、政府、学校和学生的四方关系中，富士康以低成本获得了劳动力供应，地方政府成功了实现了招商引资的目标，学校获得了不菲的奖励；而学生，则成为上述三方利益合谋的牺牲品，在本该接受良好教育、提升职业技能的年龄就不得不到工厂里从事高强度且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这样所谓的“实习”既无法锻炼 他们的职业技能，亦严重违反了关于学生实习的相关规定，比如不能从事夜间工作、不得加班、不得在有危险的岗位上工作，等等。这种公然的违法行为长期存在，地方政府对此也是听之任之，公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无过于此。

富士康首次承认自己存在违法使用学生工的情况，不过是因为这次的学生工当中出现了未满16岁 的童工，严重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乃是无可掩盖。然而这不过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除了年龄之外，大量涉及到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实习岗位、劳动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依然被刻意规避和否认。对于富士康的学生工来说，“实习”不过是一套迎合法律的外衣而已，在实际的工作中则与普通的合同工人无异，并没有因为他们实习 生和未成年人的身份而得到任何保护；而富士康这种看似“避轻就重”的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在掩饰更为普遍的违法用工问题。就在昨日，富士康信誓旦旦地宣布使 用童工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烟台的厂区，其他厂区绝无此类现象，这种自证清白的说法如果为真，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准许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或媒体进行公开调查， 而非玩起自说自话的游戏。

无论是滥用学生工的事实，还是迫于招工指标公务员“顶缸”进厂的闹剧，都揭示了资本和权力的紧密联姻。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2011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达到2.5亿 人，这种背景下出现“用工荒”值得深思。“人口红利”的终结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靠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者 理应从经济发展中分享更多的成果。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基于劳动力市场变化而可能发生的转变被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给粗暴地打断了。招工难说明劳动力市场供不 应求，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满足自己的用工需求，只需提高员工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即可，整个劳动力市场也将因此回归平衡，招工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不仅 是缓解用工紧张的根本之策，也将是走向良性劳资关系的必有之路。

作为iPhone、iPad的主要代工厂，虽然富士康一再表态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但苹果不可能置身事外。9月14日，iPhone5S预定首日，订单即超过200万台，苹果专卖店前再次排起了长队。而对于许多富士康的工人来说，iPhone的热销则意味着疯狂的加班和被压缩的“十一”假期，他们可能要在2号甚至1号的时候就要返回工厂上班。一边是排队购机的狂热消费者，一边是排队打卡上班的富士康工人，而苹果公司则坐收渔利。2011年美国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一部iPhone的销售额收入中，苹果拿走了其中的58.5%的利润，而中国工人仅仅得到了其中的1.8%；但是为了这区区的1.8%， 数十万中国工人必须牺牲他们的休息甚至健康。流水线的机器如同被苹果制造出来的消费主义所驱动的欲望一样，永不停息地转动，使产线工人精疲力竭。苹果产品 的每一次更新换代，就意味着一次疯狂的“赶工”搏命。品牌商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使后者翘首企盼，而这些都将转化成对速度的无节制追逐，而数十万工人的休 息、健康权利则被忽视，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务来自郭台铭一下管理层的命令，没有回旋的余地。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分得这份盛宴中微不足道的一点残羹冷炙。

全球产业链下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揭示出中国工人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他们无力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对抗强大的资本，尤其是当这种资本背后有着同样强势的公权力的支撑。在对中国“世界工厂”的批评质疑声中，富士康似乎一直作为一个守法的典型存在，诸如不签合同、不买保险、拖欠工资等现象在这里鲜有发生。对违法使用 学生工的报道再一次击破了这一“神话”，然而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法律层面上，违规加班的情况依然存在，大量的实习生依旧没有依法得到合理保护，瞒报工 伤的情况仍然存在，诸如张廷振式的悲剧还在上演，工会形同虚设，诸如此般，不一而足。而在超越法律底线之上，问题更多，严苛的管理仍在剥夺工人的自由和尊 严，两年前的加薪承诺时至今日都仍然没有完全兑现，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征地、拆迁、招工等问题依然在由百姓和公共财政买单，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行为受到诸多限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