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学习园地 查看内容

读懂《资本论》(四十)

2012-11-6 00:36|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3438| 评论: 1|原作者: 余斌

摘要: 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存在一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容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但是我们决不能像一些博学家所鼓吹的私有化那样放弃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去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 ... ... ... ...

12章 自由人联合体

重建个人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主流经济学鼓吹私有制,但却有意不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即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那时起,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就逐渐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1]

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金融欺诈和金融危机是加强这种资本集中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总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

为什么要在公有制基础上来建立个人所有制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比如一座炼钢炉,不是一个个人可以独立操作的,其生产的产品也不可能被某个工人拿来说,这是我个人的产品。对于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被否定了,因而只能采取自由劳动者相互协作,共同占有土地和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

那么,在公有制下,“个人所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认为,这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毕竟任何一种所有制下,每个人吃到自己嘴里的食物都不再可能被别人共享,因而都是个人所有的。实际上,上面所说的个人所有,如果仅从消费资料来讲,它指的是个人直接占有消费资料,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占有。但是,这种个人所有的更深刻的含义是与劳动者的自由分不开的。

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而在新的占有制即在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的支配,同时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3]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在过去的手工业中,一个鞋匠通常终身是鞋匠,甚至几代人都是鞋匠,使用的都只是制鞋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炼钢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失业而被迫另谋出路,他就会一直做炼钢工人,而且基本上在同一个岗位一直做下去。但在新的占有制,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下来经营。[4]这样,不仅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为联合所代替,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

当然,今天也有不少富人可以随他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比如开开飞机,爬爬雪山什么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这些做,而且富人们要这样做,还必须以其他人不能随自己的心愿为前提。同时,这也造成极大的浪费。因为富人做批判者时,他的私人飞机和爬雪山的工具,全部闲置起来了,别人无权使用。如果别人要开私人飞机和爬雪山,还得另备一套工具。而在公有制下,一个人不使用的生产工具,别人可以使用,同时他也可以使用别人暂时不使用的东西。

马克思主张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指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只有将个人联合起来才是可能的。[6]由于个人拥有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由于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因而个人能够摆脱偶然的特殊条件所导致的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境地,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从而个人能够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得到全面的发展。在这种自由下,民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真正的。

显然,只有在集体中,每个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属于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在过去的私有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统治阶级的个人。因此,那些撇开公有制来鼓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只不过想成为或者想以此宣布自己已成为统治者或其附庸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中国过去的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劳动者的岗位轮换不够。当然,这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底子薄、缺乏大量的专业人员有关,于是尽管教育和培养了不少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但每个人的岗位还是相对固定的,从而形成了等级制。各个生产部门的管理虽然是按照总的计划来进行的,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计划制订和管理的程度不高,计划经济陷入僵化。而等级制的特征必然是人身依附和官僚主义。试图摆脱这些不利局面的改革如放松计划的承包制改革又形成了个人对工业的管理,其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的复苏,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

因此,当前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完善公有制,而不是象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竭力主张地那样退回到落后的私有制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从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相比,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是因为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7]

国有企业公有

过去中国国内的人们通常把国有企业视为公有制企业,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国家,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只能是国有制,尽管它也曾被称为全民所有制。因此,虽然国有制并不必然是公有制,但在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只能是国有制。

实际上,看待一个国有制是不是公有制,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工人劳动者是不是处于雇佣劳动状态。如果工人们是企业的主人翁,那么这个国有制就是公有制;如果工人们是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个国有制就是非公有的国有制。

既然经济危机已经暴露出资产阶级无力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最终不得不出面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8]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如铁路等。以私有化著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把国有化的铁路私有化,但运行数年后,由于事故不断,而不得不重新把铁路收归国有。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通过一个案例揭示了私有铁路存在的问题。一次惨重的车祸导致几百名旅客的死亡,而列车长、司机和信号员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为自己辩解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而陪审法庭的陪审员们将他们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9]

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是无产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形式管理的生产力。

有人因为恩格斯曾经批评德国俾斯麦政府的国有化为“冒牌的社会主义”[10]而反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这样一来,他就倒退到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上去了,而恩格斯所要求的自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化的国有企业。在反对冒牌的社会主义之后,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它们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发电机和家用电器中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有计划的社会调节。[11]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及当前的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国有企业,而是政府所有的企业。虽然工人,甚至农民,对企业的国有资产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并没有落到实处,工人仍然处于一种被雇佣的地位。有所改变的只是,对工人直接粗暴的压迫方式被取消了,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但工资依然是很低的。接近政府的工人,比过去接近资本家的工人更多地走上了代理人的位置,甚至直接进入了政府。传统国有企业的这些特性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被迫下岗和买断工龄就充分地表明了工人事实上的被雇佣地位。而各级政府可以不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而随意出卖国有企业,也说明这种企业的国有地位甚至还不如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要这种做,还得经过议会批准。

正是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企业,才使得其再生产过程难以完成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反而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传统国有企业的否定。那么,传统的国有企业如何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实行政企分离,明确和落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

首先,共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和转让的。因此,必须废除政府部门随意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力。有关部门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发,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委员会提出国有资产重组或出售的建议,但此类建议的实施方案必须先经过所涉及的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全体大会的批准,再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才能实行。其次,共同所有权的收益是不分配的,只能用于企业的积累或创办新的国有企业。国家对于这种企业的权力和义务与对于非公有制的企业相同。第三,企业内拥有共同所有权的劳动者有按一人一票制选举和罢免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权力。董事会有任免经理层的权力。第四,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劳动者全体大会负责。第五,除非劳动者全体大会决议,个别劳动者不被开除。第六,因违反法律等原因被开除的劳动者,自动失去共同所有权。

在这里,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劳动者对企业高管层的监督权和任免权。马克思在谈到工人议会时就曾提到,“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诉时,工人有权撤换管理人员,选举新的管理人员,但是需经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12]当主流经济学家把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时,他们倒是注意到了资本家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冲突。但是,如何解决这个资本家的烦恼,却是苦无良策,因为这是明晰私有产权和实行激励机制都不可能加以解决的。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来自监督,特别是来自劳动者的监督,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这是因为,资本家不仅与他聘用的经理对立,更与工人对立。因此,在资本家与经理人之间的狗咬狗的冲突中,工人不会帮资本家的忙。而在真正的公有制国有企业中,工人自然地具有监督企业高管层的积极性,只要保证他们的建立在任免权之上的监督权,就能够切实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并撤换无能的管理者,使国有企业经营得更好。

相比之下,在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强调下放权力的结果是,权力都下放给了管理层,而几乎没有下放给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工人。例如,有的厂长,高价购进劣质原料,工人一使用就很清楚;有的厂长,将闹市区的门面超低价地租给亲友经营,眼睛雪亮的工人心知肚明;但工人没有拒绝使用劣质原料和弹劾厂长的权力,只能眼看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承受国有企业亏损带给他们的下岗和低收入的痛苦。

 

按需分配的真正含义

听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大都听说过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则是按需分配。我曾经问过几位大学教师,他们如何理解按需分配,是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回答就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想的乌托邦,因为譬如每个人都有一艘豪华游艇是不可能的,批判过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决不会给出这样的回答的。

实际上,在谈到这个原则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13]

因此,这个按需分配主要是满足“胃和肉体”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实际上,当前一些不以活动上和劳动上的差别为标准来分配的东西,比如人人享有的某些津贴和消费券也可以看成是按需分配。因而,这个按需分配并不是一个空想的、做不到的东西,而是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到的。实际上,也只有在按需分配仅限于满足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时,才能做到恩格斯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14]

按需分配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这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过渡不到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一些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而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在相对贫穷的基础上过早地鼓励下海,放开了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于是黄、赌、毒等陈腐污浊的东西也就死灰复燃了。

同时,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现代生产方式把各个分散的工人组织在一起从事互相依赖的劳动,这就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现代工厂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16]在流水线上,如果出现一个懒汉,那么,要么其他人跟着他一起懒,要么他就不能懒,只能按照其他人的节奏一起工作。因此,过去说什么大锅饭养懒汉,那主要不是大锅饭的问题,而是生产力的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没有使生产协作起来。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通过商品的交换或出售情况来确定私人劳动时间如何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计划经济就要依靠这种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来使得迫使每个工人的私人劳动时间一开始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面提到的个人所有制下的工人的岗位交换也有利于根据不同工人的不同劳动情况确定每一项工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得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调节生产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既然按需分配只是按照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那么实行这一分配原则的生产力水平也就不是高不可及的。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指出,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17]

绝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按需分配这个原则隐含了两点含义:一是反对无限制的消费,从而要求可持续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二是反对无限制的生产。要满足无限制的消费,就只能进行无限制的生产,而这样就会把人们的所有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产上,从而没有足够的时间使人们做其他非生产性的事情,就会妨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领域内所能达到的自由只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围绕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的,从而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在这个领域之外,并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即真正的自由的发展才开始。因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8]实际上,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生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直接的需要,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就不会造成对工作日延长的需求。

而要普遍地缩短工作日就要实行劳动的普遍化。这是因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19]这也表明,按需分配的一个辅助原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可以做到的平均分配原则不是收入的平均分配,而是劳动本身的平均分配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按需分配本身也意味着对生产的调节。有些事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在这个时期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内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同时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而按需分配必然要求,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另外,前面提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而按需分配自然不会容忍这种浪费的出现,因而就必然要求在生产受到社会的控制的地方,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

 

落后国家也能率先进入新社会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20世纪初期相对落后的俄国而不是相对发达的英法等国取得胜利,让很多人感到十分意外,似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从发达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不符。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俄国和中国这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得以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获得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权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20]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他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并明确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1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刚表态过的朋友 (1 人)

相关阅读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血色中国 2013-1-11 11:10
后面5章怎么还没贴出来啊

查看全部评论(1)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8 23:43 , Processed in 0.019795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