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惊人”冤案扳倒薄熙来所掩盖的政治斗争(第六章) 《胡逆温贼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欺世之谈》 作者:大度胖子 自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于 然而,任何违背人民利益的团伙,不管其一时把控了多大的权力,无论其鼓噪多么响亮,说辞多么动听,都难逃失败的下场。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党内外一片反对声浪中,在党内健康力量的主导下,《毛泽东思想》这一带领全党走向胜利的光辉思想的地位,再次得到了确认。以一代革命志士和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所树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次闪烁出应有的光辉。而以胡逆锦涛被迫交出了所有权力为标志,自3.14公开上演的反革命政变,妄图架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在人民的呼声中,在党内健康力量的主导下,在中共“十八大”上,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得到重申。这就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就职演说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光辉宗旨上。将改革的方向定义为正确的治国理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两句话,九个字的再现,使这个具有九十余年历史的党,在路线的方向和组织的纯洁这两个层面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但要冷静、清醒的看到,这个胜利仅仅是初步的胜利。对胡逆温贼十年来四处兜售“科学发展观”,伪装的“普世价值观”,冒牌的“民主”等说辞,来置换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党的宗旨和治国理念,所造成的中国思想的大混乱,还没有得到澄清。对错误的路线方针还没有清除。这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仍然以含混不清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来煽动不明真相和没有深入思考的人们陷入幻觉,妄图破坏中国的政治构架,进而实现日本鬼子所期待的肢解中国图谋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当今中国的思想领域,存在着来自“极右”和“极左”两个方面的扰动。虽然他们的观点对立,但同样希望搞乱中国,甚至摧毁中国,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对此,人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从极右方面来说,这十年来,胡逆温贼与境外反华势力遥相呼应,集中在中国是否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利用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相混淆的手法大做文章。将改革的失误和因他们推行“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归罪于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来愚弄、蒙骗民众。目的有二:一方面掩盖这十年来因推行“权贵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类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混淆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制造思想的混乱,歪曲了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来实施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图谋, 从“极左”方面来说,不顾中国建政六十余年以来的实践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现实。不是客观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来完善没有搞好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教条主义的形式,搬出不切实际的理论教条,将自文革后所推行的“经济改革”,无论对错,一概否定。这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利益所在的主张,与胡逆温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虽在两个极端,但同样不得人心。 这两种思潮在推行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时手法相同,即将各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混淆视听、愚弄民众。进而推行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需要将不同层面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说明矛盾所在,才能逐一予以揭穿。达到以正视听,理清思想,团结国人,共同奋斗,强我中华的根本目的。 一,建党立宗旨,治国竖理念 一个国家具有完善的政治体制十分重要。但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之上,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 政治体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它的作用只是贯彻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的工具之一。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无论你搞出什么花样的“政治体制”都是徒有其表的花架子。说穿了只不过是政客愚弄百姓骗人的把戏罢了。 中国需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答案很简单:需要!绝对需要!!! 从广义上说,人类社会的每个层面,每个环节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相对于前期层面、环节的改革,从而带来的改变,从而得到的进步。否则就不存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需要进步,因此需要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对前期层面、环节的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推倒重来那叫“革命”。是否需要革命,那就要看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中国就是要看是否真实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则仅需要完善。不是,则必然会引发革命,无论是叫《中国国民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都将被推到重来。 凡事有利必有弊。别说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即便是一项小的政策出台,都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生活。如果不能依据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来寻求切合实际的方法加以实施来寻求进步,达到目的,就不能区分事物的轻重缓急,就不能尽量减少社会的波动和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即便所推进的是再美好的理想,再有利的进步事业,也会影响到民众对立党的宗旨和治国的理念的信任。不信任的蔓延,会动摇社会的稳固。 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首要的是,要在有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的前提下,分清不同层面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寻找问题所在,再来适时、适度的进行改革。就像是分清对房屋的内装修和房屋框架的改动一样。如果一个房子的内装修脏、乱、差,不适于人的居住时,你只需打扫或是将内装修搞好,令其适于居住就可以了。如果仅仅通过打扫或内装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你却把房子拆了。那不叫“改革”,那叫做祸国殃民。 所以,客观实际的分清问题的性质,找出矛盾的所在,实事求是,符合客观规律地进行改革,才能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进而推进完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 ㈠,汲取历史的经验看清治国理念和政治体制的轻重关系 胡逆温贼发动3.14“倒薄”反革命政变以来,与内外各色祸国者遥相呼应,大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来愚弄百姓。然而在立党与治国的根本上,到底是立党的宗旨,治国的理念为重,还是体制为重的问题上,颠倒次序,混淆视听。对此,我们只需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我们民族走过的历程,即可清晰地看清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1,五千年来治国理念之演进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分分合合。一百多年来各种观点林立,争来吵去。但细察之,能够立得住的治国理念只有四个: ⑴,“师法自然,实事求是,顺势而为”的“法家治国理念”。 ⑵,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确立的“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儒家治国理念”。后演化为禁锢思想只能遵循“圣人之言,先师之说”的“腐儒治国理念”。 ⑶,以“儒学思想”为本吸纳“西方民主理念”形成的《三民主义》为纲领,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中华民国》的治国理念 ⑷,以法家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加马列主义为基础,吸纳“西方民主理念”形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国理念 (注:1,对笔者这样划分的理由,将在《中华文明的精髓与糟粕》章节中,按中国文明之演进的过程予以详细说明。) 其中: ⑴、⑵两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儒法之争”。 ⑶,⑷两种就是“国共之争”。 从时间上划分: 大致自有史以来至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数时间实施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尤其是秦代是彻底的推行法家治国理念。 自汉武以降至民国诞生实施的是儒家的治国理念(其中,自宋以降主要是自明朝至清末逐渐演化为,腐儒的治国理念)。 自孙中山推出《三民主义》,得以建立《中华民国》至1949年。 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党”,推行实施《新民主主义论》,得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 2,是治国理念,而不是“政制体制”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 自有记载的陈胜、吴广反秦暴政以来,历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胜枚举。由低层民众发动暴动得以建政的汉、明两朝,最终仍然是回到了原点,换汤不换药的回归到了帝制的社会形态。没有因是低层民众的造反而建立起一个人民的政权。 从漫长的历史中,各朝代的兴衰和众多的农民起义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别说是目的不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推翻前期王朝的成功造反,如果没有在治国理念上的更新、进步,即便是推翻了一个旧政权,再造了一个新政权,同样达不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 历史的经验究其根本,关键就在于治国理念。这才是我们的社会应汲取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目前的中国如果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治国理念的支撑,进行任何“花样翻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完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只能是回归到“权贵当家”的老路上。如是,就会令一代革命志士不惜流血牺牲为之奋斗所创建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果,化作青烟、成为泡影。 在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上: 不是“不改革死路一条”。而是改了,人民的政权就会必死无疑。 不是“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而是改了就是面对人民,面对历史,你罪责难逃! 3,不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搞徒有其表的改革,只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导致错过历史给予的强我中华的机会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大清王朝的惨败,令中华民族在满清的奴役下,又蒙受了更大的外来列强侵略的屈辱。这一惨烈的事实,一方面令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屈辱,一方面由于外来侵略打开了久闭的国门,使国人看到了中国农耕社会与新兴的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强国之差距。自此,各种思潮涌入,使得只会提笼架鸟,手搓核桃的国民大梦初醒,激发了各种观点的碰撞。 这种思潮的碰撞引发了清朝上层的《洋务运动》。然“甲午海战”一役“北洋水师”尽丧,使得“武备护国”成为泡影。 大清王朝转向对体制的检讨,促成了清朝上层有识之士的“戊戌变法”,和下层民众“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然而,八国联军涂炭京师,及慈禧专权囚禁光绪,使得这场变革依旧无果。 两次探索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腐儒的帝制治国理念不能适应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潮流。对此,虽有不改革无法维继的认识,但死抱着腐儒的帝制治国理念,没有明确的,鲜明正确的治国理念,只作徒有其表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难逃失败的结果,浪费了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中国虽经过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了。可没能构建一个健康的,能够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大规模的投资,只是把国家的财力糊在地球上,盖出数不胜收的,华丽的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和豪华住宅。这虽取得了“鸡的屁”的表面数字“成就”。而这个“成就”的利益,只是成就了权贵集团的财富积累,而没有构建出有利于人民生活,有利益国家发展的经济模式。别说没有构建出引领世界经济走向的经济模式。即便是在某一个领域也没能形成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整个出口产品仍然停留在为他人加工的水平上。这种模式在世界经济整体向上时,虽“成就”了“鸡的屁”表面数字的增长,但实质上企业只能收取到微薄的加工费。而当世界经济走向衰退时,却要蒙受剧烈的经济波动影响,致使民营企业逃债,跳楼事件屡有发生。胡逆温贼当政十年在经济结构上没能使中国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而是在任期内,尤其是将要结束其任期时发动3.14“倒薄”的反革命政变,造成中国政局的大震荡。如果说把这吹嘘成“黄金十年”,只要将他们的“成果”放入历史的发展轨道上即可看清,胡逆温贼的十年执政,是懈怠政务的十年,是浪费中国走向强国机遇的十年。 从满清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到现代改革大规模的投资的结果是大盖政府华丽的办公大楼,豪华住宅,而没能构建出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都说明,任何改革如果不能针对问题的根本就不能抓住要点。这样的改革实质上只是重复满清没有先进的治国理念,致使“改革”的目的只是立足于维护权贵集团利益的错误。这种改革只能是浪费历史给予我们走向强国的时间和机会。 4,进步的理念虽能取得政权,但丧失理念同样会再次丢失到手的政权 大清王朝徒有其表的改革失败后,国民革命的仁人志士觉醒,由 然而这一成果在民国初年,即被袁世凯复辟帝制所摧残。虽《洪宪帝》制仅推行了八十余天即告失败。但随袁世凯去世,各军头拥兵自重,导致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不仅没能强国富民,反而使国人深陷战乱的苦难。 其后,因内战绵延,导致国力日衰,引来了日本的侵华。自1931至1945年的十四年间的抗日战争,我中华半壁江山沦为焦土,三千五百万同胞命赴黄泉。(虽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这个“胜利”实属“熬胜”而非“战胜”。日本侵华之罪行未能彻底清算,日本侵华所造之损失还未赔偿。今倭寇不知反省,反而觊觎我钓鱼岛,图我东海之资源。此国家之仇,民族之恨,如鲠在喉,积郁在胸。待,卫青再世,武穆重光,挥师东进,踏平四岛,根绝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机,方能告慰我三千五百万游走冤魂!捍我中华之利益!保我中华万世之江山!) 十四年艰苦抗战中,蒋公中正功不可没。至1945年8.15抗战胜利,蒋公作为民族英雄,其声望可谓如日中天。然,一场接收,腐败蔓延。中 抗日期间,“中共七大”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带领的一代革命志士团结全国各阶层爱国的仁人志士,在短短的数年之间,由陕北一隅走向了建政的光辉。 无论是从历史长河中多次的农民起义,还是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成败,从最高层面上说,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能否树立正确的立党宗旨(且能以一贯之的贯彻这个宗旨),继而形成正确的治国理念。立党的宗旨和治国的理念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的根本之所在。 如果没有正确的治国理念和正确的立党宗旨,再完美的体制也是个花架子,是政客们骗人的把戏。希特勒的德国是宪政,西班牙的佛朗哥也是宪政。结果宪政的体制没能阻止德国和西班牙走向法西斯。最终导致德国走向战败而崩溃。就是最好的明证。只有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才能有适合时宜的相应政策,继而才能确保让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这犹如盖好了的房子首先的问题是让权益所有人住进来,还是让他人住进来一样。若盖的房子让他人强行住进去,房子改造得再漂亮,照样会发生权益人与获益人的激烈矛盾。这样不合理的事例规模大了,就会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这就是薄熙来同志要先明确怎样分蛋糕和汪洋没有分配前提,只管做大蛋糕的根本差别之所在。举的例子是蛋糕,但核心的问题所触及的是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服务于谁的大是大非问题。 ㈡,分清宗旨、理念和政策与政治体制三者的不同作用 由于在文革之后,改革之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压的问题众多,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和改善经济,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很多问题没能说清楚。因此,在“改革”的理论上准备不足,致使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在改革的三个时期(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时期,江泽民同志时期和胡逆温贼乱政时期)逐渐变得含混不清。使得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由改革之初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而结果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尤其是2012年3.14胡逆温贼制造冤案扳倒薄熙来同志的乱政,给中国的思想领域制造出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令国人原本期待的通过“经济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的愿望,逐渐落空。造成了中国思想领域的大混乱,致使人们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产生动摇。 这个混乱主要表现在,在党的十五大上在党章和宪法中加入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本意可以理解为针对当时对改革的阻力,来加强改革必要性的份量。但这种做法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为什么要对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建立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这种做法只是利用党章、宪法的权威性,硬性的规定了必须进行改革。结果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没有说清楚,反而被胡逆在党的十七大上利用。你可以塞入,我也可以依法炮制。结果是在党章,宪法中强塞进他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既不能展开来谈,也不敢公开说明其内涵的,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说辞。脱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因此,导致胡逆温贼执政十年,越深入改革,中国贫富差距越大,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民怨越积越深。这现象说明,胡逆温贼所推动的这种‘改革’,实质上是将中国导向“权贵资本主义”。胡逆温贼的改革越深入,富裕的不是这个民族,而是他们的家族。强大不是这个国家,而是强悍了他们的团伙。 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针、策略。但一个政党只能有一个立党宗旨;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治国理念。党章、宪法不是立贞节牌坊的地方。不能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样如同儿戏般的并列。这种排列之法实际上是将党章、宪法这个明确治国的理念和立党的宗旨的圣殿,演化成为,为了当政一时者立牌坊的场所。致使本应具有鲜明性、一言以蔽之的立党之宗旨、治国之理念,演化成为庸俗化了的大话、空话、假话、废话。致使民众对党和国家行进方向的信任懈怠,乃至动摇。 在人类社会中,往往是越浅显,越显而易见的事物,越能成为人们视线、思想的盲点。骗子,尤其是政治骗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行骗的。 胡逆温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迷惑性在于,将“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与“政策”及“政治体制”,这三个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来推行他们的欺世之谈。 政治体制本身只是政权的构架,是贯彻执政党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的工具。体制本身并不具备政权性质的属性,而利用这个政权工具服务于谁,才能显现出一个政权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方向。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方针的侧重、治国策略的侧重,会因时局、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和调整。但这是“政策层面”做出相应调整的问题。而不是“体制”的问题,更不是需要变换“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的问题。因此,不能搞成宗旨叠加。甚至偷换概念,搞成了变换、更改宗旨的理由和依据。 将宗旨和理念、政策、政治体制,这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政治骗子的惯用伎俩。抗战期间为了民族大义实施国共合作,在抗战的大政方针上,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同时八路军、新四军穿上了国民党的军服,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编入国军序列,但这个政党和这支军队的宗旨依然是《为人民服务》。这个例证最好的说明了什么是能变的,什么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㈢,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不能丧失,丧失必将导致亡党亡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公中正作为民族英雄之威望可谓如日中天,无人能比。然而居功自傲,懈怠党务,不能带领国民党贯彻《三民主义》之纲领,《天下为公》之宗旨,令国民党将接收演化为腐败溃烂,致使一代国民革命志士之流血牺牲换来的国民革命成果,仅四年化为败走台湾,偏居一隅。其中,立党之宗旨和治国之理念的丧失,没能依据《天下为公》的宗旨切实的推行土地改革,且在战后的金融改革中,更是服务于当时的权贵集团,致使物价飞涨,动摇了民众对国民党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的信任。这不能不说是其垮台最重要的因素。否则无法解释中 当今中国,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群体事件层出,社会矛盾愈发对立、尖锐。这种现象说明,改革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的焦点就在于,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偏离了“十三大”制定的改革路线。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改革政策(对此,笔者在改革的道路是如何弯曲中再谈)。否则无法解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却不满意了。因此,在当今的改革,即完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首要的不是制度的变革,而是回归竖立正确的立党宗旨和正确的治国理念。这才是解决当今中国思想混乱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根本所在。 庆幸,在“十八大”上,党内健康力量一举摧毁了胡逆温贼“赖位”不退和把控权力,继续他们搞“权贵资本主义”的图谋。更值得庆幸的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就职演说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清晰明了的定义在党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光辉宗旨上。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大字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个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一代革命先辈,用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所铸造的,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这个宗旨是经历了历史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立党宗旨。无论是谁,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都无权改变她!谁改变她,谁就是在践踏革命先辈的理想和成就,谁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二,政治体制的优劣不在于是否用民主“镀金”,根本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的财富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说“立党宗旨”和“治国理念”作为首要层面,是确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为谁服务”的目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的框架”即“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相匹配来实施贯彻首要层面的治国理念的目的问题。这个次序不能颠倒,颠倒了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会引发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温贼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除空洞的“民主”、“普世价值观”的呼号外,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不说明目的,没有纲领,没有措施,实质上就是从颠倒这两者关系上入手,实施乱政。 改革只是手段。之所以改革伊始,“改革开放”受到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建立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课题的框架内。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自改革以来,那些妄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将改革的这个“手段”偷梁换柱的当作“目的”来四处宣扬、兜售,迷惑民众。其目的在于淡化,甚至是篡改首要层面立党,治国执政“为谁服务”的目的,进而达到引领中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目的。 胡逆温贼的迷惑性在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无论是政治体制,或政策、法规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但这个“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课题的框架内。超越这个框架,所改变的就不是“适应经济发展”的改革,而是在歪曲、篡改,甚至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在弄清应该怎么做才能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课题的框架内,正确的做出“适应经济发展”的改革前,应弄清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社会的权力构架的形态问题。第二个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模式问题。第三个是人民对社会的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期望,即民意之所想,民心之所向的问题。弄清这三者的关系,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或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㈠,政治制度的问题就是个社会权力构架的问题 当今中国争论最大的两种社会制度是《宪政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从意识形态角度推论而言,《宪政民主制度》道路,最终走向的理想型社会是“人人自律”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制度》道路,最终走向的理想型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种制度从人们的良好愿望上、从广义上来说,也许是殊途同归。但哪种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谁又能最先达到各自的理想中的社会形态?由于这是个实践的结果问题。当实践还在过程之中,因此无人能够预见(或说无人能够做出令绝大多数人信服的预见)。笔者也不敢妄谈。且这不是笔者本文、本节的话题。 先抛开意识形态之争。笔者这里要说的是:自人类组成社会以来,在至达到终极理想型社会之前,无论秉持那种治国理念,何种意识形态观点的政党或群体执政,所构建的国家制度的框架(即权力的构架),只能是“鑫”字的三角形(或说是金字塔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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