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窃听器，就像是在疏通下水管道。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无法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记者在山东一城市采访到了他。“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道。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除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除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除了40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会是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深入他们的隐私时，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吗？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除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但是可以看出，他根本放不下权力。
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齐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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