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不是‘司法独立’的功劳

重庆打黑不是‘司法独立’的功劳

所谓的‘司法独立’是修正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 牧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力彰显’极力把重庆打黑的功劳记到‘司法独立’的‘民主法治’头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这不符合重庆打黑的实际，第二，全国都在喊‘民主法治’，‘依法治国’，为什么在全国就实现不了像重庆那样的打黑除恶呢？第三，重庆之所以能取得打黑除恶的成效恰恰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司法独立’的党领导下的群众和司法机关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领导的作用，群众举报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从而使司法力量有了明确正确而坚定的方向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一，重庆打黑与与修正主义所谓的‘民主法治’路线截然不同

王 牧牵强附会地把重庆打黑和什么‘社会转型’的‘民主法治’联系起来，其实，重庆打黑正如薄熙来所说是被黑社会的猖獗逼出来的，与什么‘社会转型’无关，与‘彰显民主法治’无关。因为是逼上梁山，重庆只能来实的，不能‘做样子’去‘彰显民主法治’，还特别不去彰显‘司法独立’，而突出体现了党委领导，打黑关键人才是薄熙来调进重庆的，首先整顿了司法队伍，然后充分发动群众，诚心实意依靠群众，布下了打黑除恶的天罗地网，奠定了打黑除恶特别是打掉黑社会的官场保护伞的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显然是与修正主义所谓的‘民主法治’路线截然不同的。当然，正如修正主义‘能做不能说’地丢掉毛主义路线一样，薄熙来也‘能做不能说’地一定程度地回归了毛主义路线。

二，重庆打黑的实质是一场特殊的‘能做不能说’的阶级斗争

重庆打黑彰显的是依靠人民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依靠法制精英的‘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而王 牧却硬要把重庆打黑往依靠法制精英的‘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上拉。

重庆打黑的实质是一场特殊的‘能做不能说’的阶级斗争，打了修正主义路线纵容的黑社会，也打疼了黑社会的后台，所以全中国的屑小对重庆群起而攻之。只要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影子。而所有的‘法治精英’或者攻击重庆，或者表面赞扬重庆却极力抹杀这一实质，说成是超阶级的‘公平正义和邪恶的较量’。

王 牧错误的地方还在于，为了掩盖敌对的阶级矛盾，他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矛盾说成‘人民内部矛盾’，把与黑社会的矛盾说成‘其他社会矛盾’，把‘公平正义’等同于所谓的‘矛盾得到正确处理’。正确的标准是什么？邓玉娇赵东民的处理，中央没人吭声，是否就默认正确了呢？对‘正确标准’，不同阶级会进行不同解释的，重庆涉黑案的律师李庄不是被律师精英们辩护‘正确’地‘无罪释放’了吗？

三，‘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恰恰是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

王 牧一方面极力把重庆打黑功劳记到修正主义的‘民主法治’路线上，一方面又极力掩盖‘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恰恰是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不过他倒也承认‘滋生黑社会’是‘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不可避免的。在王 牧看来，和伟大的‘社会转型’事业比较起来，滋生点黑社会也算不了什么。现在，精英又大肆叫嚣‘包容异质思维’‘包容性发展’，重庆打黑岂非是不包容了吗？

四，社会进步的标志不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个阶级的民主的问题

民主就是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民主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也要历史地消亡的，因此，社会进步的标志不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而是哪个阶级的民主的问题，在今天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王 牧却把超阶级的‘法治民主’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说成‘一个国家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重庆打黑的进步性在于它彰显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仅仅是或者不主要是‘法律公正’。

五，用‘立法滞后’打圆场的自相矛盾

王 牧表扬重庆而为全国‘黑社会发展’打圆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因为‘立法滞后’影响了打黑除恶，同样是‘立法滞后’，重庆怎么就打黑除恶了呢？显然不是什么‘立法滞后’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问题，在毛主义路线下就没有黑社会，有了黑社会只要回归毛主义路线就还能打掉黑社会；而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必然放纵滋生黑社会，想用法治去治黑社会，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

六，用重庆打黑为‘独立司法’唱赞歌是可笑的

重庆打黑特别突出的是党委领导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是在党委领导下公检法队伍的整顿。王 牧却用重庆打黑为‘独立司法’唱赞歌，说什么‘重庆公、检、法机关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确保司法公正’，难道不显得非常可笑吗？

七，王 牧说重庆打黑‘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不知道各路精英认可否？

重庆打黑引起全国议论纷纷，一方面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一方面受到少数人的刁难和责难，重庆社会是安定了，全国社会的‘和谐’却被打破了。王 牧说重庆打黑‘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不知道各路精英认可否？

八，‘改善民生’根本不是‘从源头上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更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源和归宿’

修正主义路线是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总祸根，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只能是抛弃修正主义路线，回归毛主义路线，重建公有制，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王 牧却把‘改善民生’说成是‘从源头上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则是完全认错了源头。

重庆重视‘分蛋糕问题’的意义在于和不讲‘分蛋糕问题’的‘做大蛋糕论’相对立，因此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根本问题还不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选择问题，而是所有制决定分配问题。不讲所有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分蛋糕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改善民生’的意义非常宽泛，农民起义后新王朝建立也可以一定程度‘改善民生’，但能‘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吗？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也可以说一定程度地‘改善民生’，但能‘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吗？更不用说在修正主义倒退下的‘改善民生’了。‘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所谓通过‘改善民生’‘从源头上消除各类犯罪滋生的土壤’，纯粹是夸夸其谈。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本源，在阶级社会里就体现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本源，而以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阶级社会的最终归宿。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社会必然规律，岂能用宽泛的‘改善民生’来取代这个规律？

九，王 牧值得表扬的地方

王 牧值得表扬的地方是，一是，总算正面肯定了重庆打黑，总比攻击重庆打黑要好，总比包容黑社会要好。二是，客观报道了‘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创下94.3%的历史新高，群众来信、来访量持续下降’。这就等于用事实批驳了‘包容性发展’的荒谬。按照毛主义路线才能真正发展重庆，其它地方的一切‘包容性发展’只能是发展民怨，发展邪恶！某人离开重庆时给重庆留下了黑社会，到了广东又‘包容性发展’，而且鼓吹‘向社会放权’，其结果必然是广东黑社会的泛滥和猖獗。重庆和广东正好提供了正反两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