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人民的春天和资本主义的秋天

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这场“阿拉伯之春”会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吗？还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觉醒》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觉醒一样，这些反抗也将止步不前、归于失败？如果前一种假设成立，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必将载入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如果失败，阿拉伯世界则会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振兴埃及及其马什里克（Mashreq）近邻的改革计划。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直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Khédive Ismail）执政后半期才停滞不前。分析失败原因，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残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两次，70年代控制财权，1882年军事占领。英国锲而不舍地要把一个现代化的埃及扼杀在摇篮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败，又在被统治的边缘地带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务于自身积累的需要。这种强制性倒退不仅打击了埃及的生产制度，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还不断强化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从属地位。

但埃及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地位。因为这种执着的抗拒，接下来半个世纪（1919—1967），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浪潮。它有三重目标：民主、独立、进步。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时狭隘而混乱，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成立，埃及半世纪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政治现代化。这一设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进步。“正常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选票支持，更让他们得以担任国家要职。

但英国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农组成的国内反动集团合力阻挠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世纪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独裁统治（废除了1923年民主宪法）遇到了当时作为反帝民主斗争先锋的学生团体的坚决抵抗。所以，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兰”中最反动的思潮（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根源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景，英国不得不对民主势力做出让步：允许1936年华夫脱党重新上台执政，并于同年签订《英埃同盟》。二战让很多矛盾退居二线。1946年2月21日起，随着学生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加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斗争浪潮再次高涨。受到英国支持的埃及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起义力量，并且动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独裁统治的穆斯林兄弟会，但没能使运动噤声。华夫脱党重新执掌政权，宣布废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苏伊士运河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也蓬勃开展，这些努力直到1951年“开罗纵火案”后才宣告失败。

“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的第一次政变和1954年标志着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终结了这一阶段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纳赛尔主义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觉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当时很多共产主义者否认这一思想，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政变旨在结束日益激化的民主运动。他们没有错，因为纳赛尔主义直到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才转变为反帝纲领。它不仅“缺乏民主”（禁止民众组织社团），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兰乘虚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这一纲领就失去了活力。埃及发展迟缓给了改由美国统帅的帝国主义可乘之机，它以以色列为军事工具破坏埃及运动。埃及1967年的军事失败标志着它长达半世纪的运动高涨形势正式结束。纳赛尔选择了向右妥协的道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运动浪潮转入低谷。继任的萨达特加重了右倾趋势，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专制统治内。穆巴拉克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的运动低潮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受制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战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区和全球的积极角色。美国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据了当地舞台。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湾国家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扩张殖民势力。

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虽有争议但和谐统一的经济社会制度。纳赛尔大胆发展工业化，希望摆脱埃及棉花出口国的殖民地位。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但也没有使普通民众陷于贫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却摧毁了这一生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极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业很大部分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加工商。30年来备受世界银行称赞的所谓高增长率其实毫无意义，并且极端脆弱。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加剧，失业率激增（年轻人首当其冲）。埃及形势一触即发；它也的确爆发了。

美国吹嘘的“制度稳定”建立在庞大的警察机器上，这导致了粗暴执法、罪行频发。帝国主义宣称：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为伊斯兰国家。这只是一个粗鄙的谎言：这一制度已经把反动的政治伊斯兰纳入政权体系，给它教育、司法和国家电视广播的管理权。美国的表里不一正是为其目的服务的：对政治伊斯兰的实际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能力；对它“滥用职权”（如杀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证明了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能够大规模移民到石油国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似乎还可容忍；但当亚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劳工位置时，反抗活动就重新开始了。2007年的工人罢工，因为土地资本化而导致有可能被剥夺地权的小农的顽强抵抗，中产阶级内部民主抗议社团的形成（如凯法雅运动[Kefaya]和4月6日运动），预示了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我们由此进入了解放斗争高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