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年笔谈（三）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2013年新年笔谈（三）

编注：在这篇笔谈中，远航一号、水边、五百二围绕着由五百二同志整理的某马列毛学习小组讨论纪要“帝国主义、全球化与中国资产阶级”（见新年笔谈2）展开了进一步的交流。

远航一号：

            “帝国主义、全球化与中国资产阶级”这篇文章是国内某马列毛学习小组的一次讨论纪要，由五百二同志代笔。五百二同志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成员。读者不难看出，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五百二同志与远航一号同志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有差别的方面。

            应当说，在几个方面，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比几个月前更接近了，或者说，五百二等同志对一些问题的描述，更清晰了。比如，双方都认为，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资本主义既有依附的一面、又有对外剥削的一面。双方都认为，薄熙来的改良有一定进步意义。双方都认为，在中国今天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有资本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有些方面，双方的看法是一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复辟的资本主义，都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都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

            区别在于，五百二等同志认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主导方面，并据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可能走向民族主义、强国、帝国主义争霸的道路；而远航一号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虽然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有一席之地，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跨国资本以及依附于跨国资本的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五百二等同志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未来的阶级斗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如果说，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主导方面，但又有一定进步性，对于实践中的反对私有化斗争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对于群众性的保卫钓鱼岛斗争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远航一号同志认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属于半外围，这是有明确的阶级斗争含义的。那就是，一方面中国有一个比较强大、比较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又无法获得缓和阶级矛盾所必需的超额利润，因而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范围内所无法解决的，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当年毛主席正确地提出了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因而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以中国人数最广大的农民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今天，如果我们认定，中国资产阶级的主导方面是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中国正在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强大起来，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极而言之，如果中国资产阶级真地能够掌握强大的垄断利润（而不是现在所谓中央垄断企业的一两万亿利润），真地有条件用其超额利润来搞社会改良，收买工人贵族；如果这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这难道是马列毛左派的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吗？五百二等同志也说了，当年邓在改革初期搞收买，工人阶级也只有上当。这是历史实际，也可以说是历史必然。

当年第二国际搞修正主义，列宁、卢森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并没有阻挡住修正主义的泛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还一度十分流行。这都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真得很强大，那么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就是有客观基础的，不是我们主观上反对就能反对掉的。反之，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没有那么强大，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拿不出收买工人贵族的超额利润，或者由于其自身矛盾有一点超额利润也不愿意拿出来，那么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就站不住脚。

将来资本主义危机了，资产阶级会不会把薄或类似人物请出来挽救危局呢？这个可能有。也不一定，因为最近的事情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确实腐朽，确实经常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损害其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如果将来薄或类似人物确实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要急于提醒无产阶级不要上他改良的当，要得寸进尺不要感恩戴德，要有成熟的阶级意识等等？我看也不见得。薄或类似人物的历史局限性，还是要由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认识。

毛主席那样伟大，那样苦口婆心，中国人民还是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并不比毛主席高明。另一方面，如果薄或类似人物，为历史大势所趋，确实能倒向无产阶级，我们也不要拒绝人家进步。

无产阶级只要有力量，自然会提出自己的历史要求。这些要求，如果不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命不该绝。反之，如果这些要求，必须要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们。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薄熙来同志或许是了解的。

水边：

五百二和远航的意见我都看过了，这样的讨论很可贵。

总的来说，我更倾向于远航的意见。帝国主义归根结底的，还是要看这个经济体是不是能从别的地方获得超额利润。

垄断程度大小本身，并不能作为帝国主义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不喜欢引用列宁这方面的分析）。举例子来说，拉美的经济长期是高度垄断的，农村是大地主，城市里是大资产阶级大买办，而且要比较起来，拉美长期是军人执政，拉美的人均收入比我们还高，而且阿根廷不是还直接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打过一仗吗。但是能不能说在历史上拉美国家当过帝国主义？应该是不行的。

所谓的国有企业掌握命脉是不是判断帝国主义的标准呢？恐怕也不是，英国，美国在成为帝国主义势力之后很久，国家掌控的成分还是相对较小的，到了真正的福利社会时期（50，60年代），国家的成分才显著变大。而且，如果说所谓国家垄断资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武器，那么他们80年代到现在都在进行的私有化难道是一种战略失误？五百二同志认为国有经济是越来越集中在某些核心领域，但是这其实就是越来越蜷缩在某几个领域吧？

五百二同志另外指出的一点非常正确，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拉美或者日本，保持了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对这一点是不是维持得住，我很怀疑。独立的意愿是一回事，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全世界秩序重要的参与者，不可能不按照规矩出牌（这个规矩当然就是其在国际当中的分工），有美国学者以美国首仆来形容中国，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当然不排除，有某些领导人，某些军人心里不舒服，有国际气魄等等，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胳膊拗不过大腿，脑袋决定不了屁股。

但是，对于中国有没有成为帝国主义的潜质，我觉得是可以充分探讨的。我非常确定的是，中国没法成为第二个美国，但是是不是以后世界格局也不需要像美国这样一个靠赤字维持世界运转的中心国家？我还说不好。不过，拉美的历史其实也意味着，国际分工和秩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如果我们同意社会定性这个问题要想从科学的意义上弄明白，不是一件短时间内就说的清楚的任务。这个时候，远航的另外一个政治考虑就很值得我们讨论了，那就是社会定性和革命任务的关系。其实，当年毛主席提出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难道就一定是“科学”的？实际上，当时在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过很多讨论，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但是毛主席的这个论断，从事后看来，是最能指导革命发展的，因为指出了非常明确的革命任务和革命力量，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突出了最反动的对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社会定性的政治意义所在了，那就是怎么能促进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说句也许不正确的话，分析社会性质本身是难以有定论的，到现在还有人能靠分析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的社会性质混饭吃，咱们则是要时刻明确社会定性对于我们工作的意义：怎么更多的说服，发动基本群众，争取更多的同情力量，孤立最险恶的敌人。

五百二：

一、关于是否帝国主义，我其实是没有定论的。需要一些外在的标准，比如远航和水边指出的从外部获取超额利润等。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是“果”而不是“因”，包括国际分工在内，我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应更注重“因”，关注其较长期的发展趋势，这个“因”只能是一国内部形成并能长期维持的垄断组织。我在文章里也是如此表述的。从现象来看，中国要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获取军事技术，从分工的来说甚至不如乌克兰，但中国能利用其国家力量来消化这种技术，并生产出整体性能超越乌克兰甚至俄罗斯的军工产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大的资本。仅从分工讲，一些人得出的结论中国甚至不如东南亚一些国家，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这涉及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部是否会发生变化的问题，我认为显然不是固定的。超越美国不可能，但也不必要。列宁斯大林论述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一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来论述的。也就是说，不要将分工看得太重了。水边谈到拉美的垄断组织，我以为拉美与中国是没法比的，无论是经济规模、国家的政治军事资源还是中国继承的社会主义遗产，中国是独一地二的。可与俄国比一下。但俄国资本主义走了些弯路，不如中国资产阶级聪明。

二、关于国有企业，我的重点也不是讨论是否帝国主义问题。也不是以国有企业的比重来论述是否帝国主义，且国家垄断资本也不一定非得是国有的，与国家保持密切关系的大资本也可以算。我重点是要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仍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中国的私有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算战略失误，要搞资本主义，当然要进行私有化。但是，国企私有化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卖了分了，另一方面，少数大型国家垄断资本又发展壮大了，两个趋势同时存在，不矛盾，私有化的两种不同方式。十多年前，中国没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今天是几十家。今天青年择业的标准，首选是公务员，次是国企。没有关系和金钱，进国企不容易。这是十多年或几年前不可想象的。以前是抢着进外企。且从近来形势来看，我不认为这些超大型企业有卖给私人的现实可能性，尽管有些右派在那瞎叫唤。

三、关于国家垄断资本的进步性问题，我认为仅在于与私企和外企比较时才产生。但是，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除非我们承认要进行二次革命。光明日报说得很清楚，国企与私企是骨与肉的关系，我认为是正确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规模和历史，不可能堕落到以前拉美国家的程度。我们对中国革命的标准，也要相应高些，不能认为中国搞了些民族主义，算是进步的。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应直接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否则是作了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尾巴。近年来的民族主义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如果说有所谓左右合流的现象，我认为主要存在于这方面。

四、水边与远航强调的是“最反动的”，我强调的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实是两个问题，侧重点不一。分清这两个概念并非没有意义，举例：邓相对于赵，看上去不是那么”反动“的，毕竟还提了四个坚持之类的。但邓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代表。是否集中火力用“邓”批"赵"？我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改革后我们的一些老左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乌有也是这样干的。毛主席似乎不是这样的，他老人家就宁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粉身碎骨也要干。我认为今天的条件比毛主席那个时候要好，真懂马列的人比那时候要多一些，无产阶级的总体水平比那时要高一些，人也要多得多。今天网络左派的主流民意，到底有多大程度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要求，也是个问题。

说实话，对于所有这些判断，没有充分的接触“地气”加上充分的理论学习，我都是没有底气的，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怀疑，提出供大家参考。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明年能稍微远离一点“左派”的圈子，多接触社会生活，特别是工人，同时多学习。我是感到北京的“左派”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进步作用当然是有的，但是，承担更大的重任就要存疑了。我本人也是做面子工作较多，离社会反而较远了。我个人的想法仍是低调、学习、研究。我是认真如此考虑的，从参与工作至今也有七年多了，将来的路也还很长，我想应有个从长计议。也请同志们提出建议。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