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能当饭吃，社会主义可以当饭吃

［注：原标题“民主自由派又意淫俄罗斯了”］

最近几天中国的民主派自由派们又像“打了鸡血一般”着实兴奋起来，他们在忙活着一件事情：意淫俄罗斯——据说俄罗斯又要革命了，普京又是卡扎菲要倒台了。大到南方报系、凤凰网、腾讯网等等为右派把持的媒体，小到在论坛活跃的小爬虫们，不遗余力地渲染俄罗斯的选举舞弊、夸大俄罗斯发生的抗议事件，分析俄罗斯的“革命”前景，似乎他们个个都能洞悉俄罗斯人的心思、把握俄罗斯的脉膊，把他们想象的、盼望的、想在中国实现却又无法实现的东西意淫在俄罗斯人身上。在他们的笔下，俄罗斯要发生“革命”了，又要成为下一个利比亚，而普京又要成为下一个卡扎菲。这伙人现在就是靠这样的意淫生活，就生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里自娱自乐。

对于俄罗斯，我自信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

我与俄罗斯是有难解的缘分的，我在俄罗斯生活过许多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解冻，中苏两国开始互换留学生。1988年，中国和苏联教育部达成协议，互派200名研究生到对方国家学习，这是二十年多来两国在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合作项目。这个协议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做为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正式签署，但实际上，学生的选拔工作在访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当时在一所著名的大学上大四，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很自然地被推荐。那时出国留学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经过层层考试，我被教育部最终确定为这200名留学生之一，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5月，学运浪潮已是热火朝天了。

那时我可是坚定的“民主战士”，热心于各项活动，又能说会道，是学校最早的学运积极分子和组织者之一，还差点上了天安门绝食，只是在讨论谁去天安门时，大家说革命总得有人在场外组织声援活动，不能都去绝食，女同学就算了，于是我就留在了场外闹革命。

6月之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竭力保护我，包括政工部门的老师亦是如此，大家都认为海蓝是个好学生，年纪轻轻不能因为一件事就毁了前途，批评教育一番以后，学校坚持按原计划派我出国，于是我就在89年底来到了俄罗斯。到现在，我还是从心底里感谢我的老师们！

印象中的俄罗斯真是辽阔和富饶，到处是望不到边的森林、草原、湖泊、河流和矿藏。莫斯科的地铁站高大宏伟，装饰如同宫殿，地铁票是5戈比（相当于人民币5分钱），从1936年以来就没变过。

我跟着我最要好的朋友，我的同屋莲娜到过她的老家，那是一个普通的集体农庄，那黑土地是一望无际。早晨拖拉机手们吃饱饭，带上中午的吃喝，在地头把拖拉机排成一排，一声令下一齐开进，其间是拖拉机是不拐弯的，笔直地往前开，中午就是地中间吃饭休息，午休完了继续向前开，到了晚上才开到地的另一头，机器停下来人就在那边吃喝休息，第二天早上才开回来。那翻过来的黑油油的泥土，把天都染黑了！

那时俄罗斯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学、看病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还发助学金。印象中电和水也是免费的，冬天太冷了，集中供暖的暖气热得烫手还嫌不够，宿舍里又点上一千多瓦的电炉增暖，从来没缺过电。两个学生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洗澡间，热水24小时供应，打开龙头随便用，不记得交过钱。宿舍里铺着地毡，墙上都贴着壁纸。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10年，我在国内上大学可是8个人一间房，一层楼就一个卫生间，热水想都别想。

我还记得我到学校后在学生食堂吃得第一餐饭，到那时为止我从未吃过西餐。食堂是自助餐，带我去的苏联同学按她的食量为我点了一份巨大的牛排、一份沙拉、一份极可口的豌豆汤、一杯“康波特”（一种水果煮的饮料，极好喝）、一份蛋糕，总共才花了1卢布零5戈比，我哪能吃得了，一辈子也没吃得那么饱过！食堂的墙上还贴着“小贴士”，教学生如何花45戈就比能吃一顿丰富而营养平衡的午餐。早餐花上几十戈比，一杯酸奶油（一种极细腻、极香甜的牛奶精华提取品）、两根小泥肠再加煮鸡蛋足以保证你听课到下午2点都不饿（欧洲人吃午饭都晚），不像在国内上大学时，一碗稀饭两根油条外加咸菜下来不到11点就饥肠漉漉无心听课了。当时苏联经济已经很困难，许多东西凭票供应，我们与苏联学生一样领票证买东西，比如凭糖票每月每人可买3公斤白糖，天呐，我们中国人一年也吃不了那么多糖呵，可苏联同学还不够吃，我们就乐得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