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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先驱改革时代楷模——纪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朱旦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

2011-12-14 21:2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051| 评论: 0|原作者: 刘云|来自: 中华魂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朱旦华同志,生于1911年12月26日,今年是她一百周年华诞,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政协江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朱旦华同志,生于1911年12月26日,今年是她一百周年华诞,特写此文,以资纪念。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浙江省资溪县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朱旦华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29日22时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

  我与朱旦华同志交往已经有20余年了。朱旦华不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热爱文艺创作的革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通过文艺创作,以文艺为武器的巾帼英雄。
  十多年前,笔者访问这位鬓发斑白、精神矍铄的慈祥长者时,她就为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一连唱了几首她在新疆监狱坐牢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期间创作的革命歌曲《狱中四时歌》、《小八路坐牢》、《我们要胜利回延安》和儿歌《麻雀》等,使我们深受感动。作为当时年近90岁高龄的革命老人,她说起话来,唱起歌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动人,她真正做到了中央领导对老同志提出的“政治坚定,思想常新,理想永存,精神生活更加丰富”的要求。她是以她战斗的经历和坚贞的革命实践,高尚的革命情操,成为忠实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典范。
  朱旦华少年时就读于上海务本女子中学师范科。20岁左右的姚秀霞,在上海务本女中,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不但学习成绩优异,且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在革命学潮运动中,她在校内外积极发表演说、写文章,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嘴脸。毕业留校后,与该校中共地下党员褚志元、东北抗日联军李延禄军长的女儿李万新老师、体育老师王子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反共溶共、挑动内战的斗争,并亲自参加了把地下党组织交来的革命传单、宣传品在学校广为张贴、散发,成为一位积极的革命青年。1937年经上海中共地下党介绍投奔延安。行前,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沿途安全,给她改名朱家农。在延安她考上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领导的陕北公学。1938年2月,朱旦华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27岁的她结束学习生涯,由党中央分配到抗日运动的大后方——新疆。当时,她与28位男女青年一起,由彭加伦、陈坦率领,到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她们这次到新疆工作,是中共中央应盛世才要求派干部去新疆帮助工作的。1938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新疆省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务主任。不久被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朱旦华到迪化女中后,便决心与从延安来的同志们一起,把学校当作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线的重要场所。她在女中用“延安精神”改革女中的校风,并亲自创作《迪化女子中学校歌》。
  1940年5月,朱旦华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之一,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结婚。1941年2月14日,生一男孩,毛泽民为儿子起名毛远新。
  朱旦华作为党的宣传工作者,她清醒地认识到,戏剧的作用比较广泛,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接受它的宣传教育作用。为了宣传募捐,支援抗日前线,朱旦华与当时在新疆的著名文艺家、戏剧家赵丹、徐韬等联系,还邀请了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方等人帮助。请他们到迪化女中,辅导女中话剧团排演进步话剧《朔风》、《妇女解放三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等剧,在迪化点燃了进步戏剧的火花。演出后受到新疆广大人民的赞扬。在当年抗日战争的边陲城市演出爱国进步话剧,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些戏剧作品所以光彩照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就因为有的剧用曲折的笔法,揭露和鞭挞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帮助人们认识了旧社会现实的本来面目,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她们演出这些戏后,受到新疆报纸的重视,发表了很多篇报道,予以赞扬。
  1941年学校暑假期间,朱旦华又带领女中话剧团排演话剧《武则天》。请赵丹、叶露茜任导演,俞佩珊还参加了演出。由于演员不够,朱旦华便亲自扮演剧中的唐高宗。她们的演出不但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宣传了民主进步的革命思想,在经济上也取得很大收获,募集的资金买了一架飞机支援了抗日,受到新疆人民的高度赞扬,真是为抗日办了一件实事。
  1942年9月17日,新疆的土皇帝、军阀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举起反共的旗帜,投靠了蒋介石,向他亲自要求派去的中共党员下毒手,将陈潭秋(化名徐杰)、毛泽民(化名周彬)、林基路等去新疆的共产党领导人及其妻室儿女关押起来,同时被分散关押的还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及其女儿瞿独伊以及张子意、高登榜、方志纯、吉合、谢良、朱旦华、杨锡光、陈茵素(化名陈文瑛)等。朱旦华被党组织指定为女牢党组织的负责人。女牢的战友们在朱旦华领导下,以“百人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为斗争目标和口号。
  在斗争中,朱旦华拿起革命文艺的武器,根据她的切身体验,创作了不少革命诗歌,来鼓舞战友们的斗争士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她在《狱中四时歌》诗中写道:
  狱中无春天,不知春光好;和风送臭气,才知春已老。
  君不见呻吟暗室无处告,保重身体最紧要。
  夏日如火烤,臭虫满墙跑;屋漏偏逢雨,泥水头上浇。
  君不见长日如年正好学,及时努力莫空抛。
  秋风送凉意,告我青春逝;稚子已长成,提笔学写字。君不见狱中岁月催人老,高歌一曲抒怀抱。
  冬夜难成眠,布衾冷如铁;消息问上苍,明月照积雪。
  君不见一灯如豆忙为谁?愿共战士凯歌回。
  朱旦华同志以诗歌为武器,在敌人的监狱中继续战斗。这是宣传鼓励战友们为自由而斗争的号角。
  在朱旦华领导下,她们在女牢带领革命姐妹和儿童边斗争边组织大家学习语文、《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俄语。她们为了联合起来,坚持斗争,还在逢年过节时,为男牢的战友送东西,有时忙到深夜。作为母亲和妻子,在女牢里的朱旦华于1944年冬还创作一首《缝衣》诗。在诗中,朱旦华寄托了对革命伴侣毛泽民的思念和关怀之情。
  这些诗,在技巧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新颖的、有力的、成功的诗作。诗中揭露了反动派盛世才残酷的统治,表达出她的战友情、爱情和母子情。诗中的意境以及经她洗练的诗句,无不显示朱旦华的丰富情感,十分感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旦华一心想念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党中央派她们去新疆开辟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宣传工作,无辜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关押,连刚两岁的毛远新也一同跟着坐牢。岂止毛远新,还有方玲之等。在被一起关押的儿童里边除一个最大的12岁外,其余都很小,大的才3岁,还有11个是在被盛世才软禁后或在监狱中出生的,如新狱、苦苦、囹子、狱燕、狱玉、阿霉……
  在监牢里,为了对20余个孩子进行教育,在朱旦华的领导下,把儿童大小分成两个班,大一点的由妈妈、阿姨轮流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对开始懂事的孩子,朱旦华便有意识地向他们灌输初浅的革命道理,让他(她)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八路军、为什么要抗日,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坐牢,让孩子们了解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懂得在敌人面前应该怎样斗争。在狱中,每次和监狱长斗争,朱旦华都让孩子们参加并和大人配合得很好,孩子们在狱中也都表现很好。为了教育狱中的孩子,朱旦华还创作了一些儿歌,教孩子们唱,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如她创作的一首深受孩子们喜爱并广为流传的《问问鸡》,儿歌中写道: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我要下蛋,我要下蛋,请你吃个饱。”
  1944年,由于盛世才的监狱牢房阴暗,空气污浊,饭食霉烂,加上缺医少药,被折磨得抵抗力很差的难友们,遭受各种疾病的折磨,特别是二十几个儿童出麻疹、发高烧、拉肚子,狱方不给医治,两岁的小狱玉被痢疾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位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党派去新疆学习航空机械的吴茂林同志,无辜关押后被敌人折磨迫害死在女牢。难友们悲愤异常,便向狱方提出为吴茂林同志开追悼会,为他送葬。经过朱旦华等领导难友绝食斗争,连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参加了,迫使狱方终于同意开追悼会。斗争胜利了,顷刻间女牢内挂满了用床单贴上白纸黑字的挽联,其中朱旦华的挽联写得特别好:
  与敌人搏斗,与病魔挣扎,历尽艰苦磨折,临危不忘革命事业;
  为正义献身,为真理舍命,加紧学习锻炼,悼念须抱进取精神。
  追悼会由因病关在女牢的张子意主持并致悼词。追悼会后,朱旦华率领“女囚”们扶着灵柩,随后跟着20多个送葬的“小囚”,“小囚”两旁则是持枪“护卫”的狱警。送葬队伍浩浩荡荡走出牢门,走上迪化街头。一路上高唱着朱旦华写的挽歌:“安眠吧,你,勇士,用你的鲜血为国家。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地安睡吧!安眠吧,你,勇士,用你的鲜血为民族。哦哦哦,哦哦哦,好好地休息吧!”孩子们唱到“勇士”时,改成“吴大叔”。这样一支特别的送葬队伍,吸引着迪化沿途许多群众围观,造成极大反响。
  1943年1月,中共中央从共产国际处获悉,在新疆工作的同志被盛世才扣押,中央立即电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要他设法进行营救;要求国民党释放陈潭秋、毛泽民等140余人,并要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安。
  1943年秋,在盛世才的男牢里,在“刑死勿论”的刑讯室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被敌人拷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在1943年9月27日的深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盛世才与蒋介石派人秘密用棍棒打昏,再用绳索勒死,埋入荒郊。
  1945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到重庆,6月5日向国民党当局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书中指出:“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特别提出“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林基路、杨之华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
  经过三个多月的谈判,国民党当局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以中共没有具体证据为由,进行敷衍推托。后由于朱旦华和女牢的难友巧妙地送交给党中央一份《转给周恩来的信》,使周恩来在一次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谈判会上,拿出一个被关押在新疆男女监牢中的共产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和儿童的名单,使得国民党当局无法推脱,而同意释放这批被盛世才关押的人员返回延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国共两党开始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挑动内战,妄图剿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在新疆、蒋介石原以为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到重庆去当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新疆被其嫡系接管就太平无事了。但被反动政府压迫、统治的新疆人民是不屈的,反抗的烈火在燃烧,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区的人民举行了武装暴动,迪化近郊也出现了人民游击队。他们向新疆省政府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包括八路军在押人员”的谈判条件。蒋介石在中共代表面前,理屈词穷,在新疆人民又要求释放在押的八路军人员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便派张治中到新疆与三个区的人民革命武装代表进行谈判。在张治中赴新疆前夕,周恩来与邓颖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到张治中家中,嘱托他查清新疆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一百多名党员干部及其家属的下落,并要求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4月3日抵迪化,5月21日,被关押四年之久的朱旦华、王韵雪、陈文瑛(茵素)等,以“第十八集团军留新人员”名义给张治中递交了一封长信,要求恢复自由、治病和“查清徐杰(陈潭秋化名)、周彬(毛泽民化名)、林基路的下落”。张治中见信后,邀请她们派代表进行面谈。在正式谈判之前,张治中派屈武到新疆男牢、女牢探监后,开始将分别关押在几处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集中转到第二监狱,并改善狱中伙食和医治病人的条件。由于多年分隔,当男牢和女牢的男女老幼相聚在一起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都泪流满面地相互握手、拥抱。在女牢中的20几名儿童更边歌边舞地唱起了朱旦华在狱中创作的儿歌《麻雀》,歌词是:
  麻雀麻雀,叽叽叫叫,飞来飞去,飞到我们监牢。
  飞过高墙,飞过树梢,再飞飞到我爸爸住的监牢。
  小麻雀带信到:“小八路,都很好。请问你们大八路好不好?”
  男牢的同志们不等孩子们唱完便齐声喊道:“好!”孩子们又接着唱道:
  爸爸回来,把我抱抱,仔细瞧瞧,说我长得真好。
  大叔回来,送给我们,一包花生,还有一包葡萄。
  好爸爸,好大叔,亲一亲,抱一抱,大家一起回延安真正好。
  当孩子们的歌声一落,男牢的“大八路”们一拥而上,把小“囚犯”抱起来,举得高高的,亲了又亲。但是,毛远新、陈楚三、林阿洪、林阿霉等几位烈士的子女,则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大伯大叔们都抢着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
  后经狱中党组织(对外称学习干事总会)研究决定:由杨之华、吉合、朱旦华、沈谷南、李云扬及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六位为代表与张治中谈判。杨之华等人入座后,杨之华按照“十八集团军留新人员”给张治中信中提出的五条,重新申述了一遍,朱旦华说:“请张主席说清徐杰、周彬、林基路的下落。我们还是那句老话,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如已牺牲,我们要开追悼会安葬遗骸后才回延安。”张治中听后说:“这三人的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眼前已查遍了监狱档案,无有着落。”最后,张治中拿出一份电报说:“我已与延安方面联系好了,送大家回延安去。”并说:“润之先生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正住在敝舍,当时,我是向他拍过胸脯的。送佛送到西天,我一定把大家平安地送回延安,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在我党中央的营救下,在张治中的安排下,1946年6月10日,朱旦华等应盛世才之邀去新疆工作的干部及家属,除了烈士及个别叛徒外,共计131名男女老幼,脱离了国民党的监牢。最后共有139人于1946年7月11日回到了延安。当天,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到七里铺迎接出狱的高登榜、杨之华、朱旦华、张子意等人。7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本市各界热烈欢迎新疆获释同志抵延》的报道。
  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到新疆返延同志的驻地看望新疆出狱的同志们,毛泽东亲切地与每位同志和家属及孩子们握手,并连声说:“好同志,受苦了!好同志,受苦了!”“你们回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和大家握手后,来到朱旦华身边,弯下腰去,把毛远新抱在胸前,深深地亲吻着小远新。
  第二天、第三天,毛泽东又连续来看望出狱的同志们。1946年7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设宴欢迎新疆回来的同志们。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徐特立、蔡畅、马文瑞等中央及西北局领导出席宴会。当晚举行了联欢晚会,
  在晚会上,从新疆监狱回来的小朋友表演节目。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由朱旦华作词,陈茵素谱曲,在狱中常唱的《小八路坐牢》和歌舞。唱词是:
  骂一声盛世才狗肺狼心,杀死我爸爸八路军人;
  他不打日本鬼,专杀中国人,你看他汉奸行为多可恨!
  这件事说起来真是可笑,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锁上了两重门儿不许跑。
  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假,欺负我婆婆捆打我妈妈,
  拉走老奶奶,绑走阿姨们,把我们一家大小都糟蹋。
  小姐妹小兄弟再不要淘气,小小的八路军也要讲道理;
  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这首诗歌,既叙事又抒情,全诗感情浓烈,格调高昂,气势磅礴,节奏鲜明,音调铿锵,也是朱旦华在斗争中创作的出色的革命诗篇。
  他们在延安休息一段时间后,又奔向新的战场。分配工作前,毛泽东又接见朱旦华母子和杨之华母女。朱旦华和杨之华都被分配到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孩子们都送到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去学习。
  朱旦华从新疆回到延安后,从1946年10月在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搞妇女工作起,到建国后,曾在全国妇联任干部科长、江西省妇联任宣传部长、秘书长、副主任、主任。在妇女工作岗位上工作了37年。工作勤勤恳恳,宽以待人,身先士卒,工作报告、总结都是自己动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和60周年时,她曾两次被中共江西省直机关党委评为模范党员、优秀党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旦华与方志纯、杨锡光、陈茵素等都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
  朱旦华无论处境有多么险恶,被扣上“叛徒”帽子,在极恶劣条件下生活和劳动,都能以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的乐观、豁达的态度去对待,接受组织的审查。1975年,新疆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了,强加在坚贞的老共产党员朱旦华等同志身上的“不实之词”、“莫须有”的罪名彻底推倒了。她64岁时,彻底“解放”恢复了工作,直到出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朱旦华的大半生,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度过的。她不是要做诗人,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写作了好诗;她不要当作家,而是真正的革命作家。愤怒的激情,火热的斗争,促使她拿起笔做为投枪、匕首,在狱中向敌人开火。在她身上,散发着永不枯竭的光和热。

  在喜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我们不能忘记一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共产党员、老一辈革命家朱旦华的高尚情操、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精神。
  朱旦华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不但在敌人狱中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以文艺为武器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以文艺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健康成长,而且还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一生为人民、为国家,一生想着人民和祖国,唯独不为自己。
  2005年,中共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南昌市青山湖畔陆续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老干部别墅群。朱旦华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买下一套价值不菲且不断升值的别墅的完全产权,且可以合法地遗留给孩子们,但朱旦华却表示不要。她于2005年10月15日写给江西省政协并转省委一封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和“遗嘱”。

省政协党组、钟起煌同志:并请转省委、孟建柱同志:
  前些时候,省委为纪念方志纯同志诞辰100周年举办了座谈会,我非常感谢省委能为方老专门组织这次纪念活动。十分遗憾,我原来是要去参加的,但晚上没有睡好,早起头晕脚软,站立不稳,没有能去参加。
  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
  在省委和省政协领导的关怀下,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不需要再买房子。我的三个子女及一个养女都已生活自立,其中一子一女在方老(指老伴方志纯——编者)去世后,就要我交出我和方老的全部积蓄,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吴官正同志和孟建柱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省委已先后为他们安排了住房。
  我的另一个儿子和我的养女一直反对和我分家,并一直关心照料我的生活和健康,使我能安度晚年。他们表示完全尊重我自己的决定。
  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我1937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90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还有一点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算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朱旦华 2005年10月15日

  省委曾派人来做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旦华老人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
  朱旦华辞世以后,她的“遗嘱”得到执行,她的心愿已经实现,读着朱旦华老人的这封信,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怎能不令人震撼?
  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念。她一生先后与两位伟人的弟弟、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为伴侣(一位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一位是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她不是贪图他们的地位,也不是追逐荣华富贵,是崇高的革命理想,使他们先后走到了一起,结为革命伴侣。他们是患难夫妻,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党人,所以她一生以艰苦奋斗为乐,以廉洁奉公为律,以艰苦朴素、生活简朴为荣,严格要求,从不懈怠。因此,朱旦华生前写这封信,决非偶然,而是一个坚定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必然行动。这封感天动地的信,是朱旦华理想情操的集中体现,是她一贯思想作风的必然结晶!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从我与省老干部集邮协会的老红军林维等同志多次到朱旦华家举办集邮展览,近距离的接触,当面聆听她的教导,到我多次对他革命斗争业绩进行采访,她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与我们交谈的情景;无论是讲述她在战争年代,还是“文革”中我与她同在省委集训队接受审查、一起劳动的日子,还是在她的家里,在江西医院的干部病房中,她心里只有国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这样既普通又伟大的人。
  从朱旦华老人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中,我们想到了毛泽民,想到了方志纯。又从毛泽民想到了毛泽东,从方志纯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
  朱旦华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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