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一场“廉价革命”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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