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多以前，西方有学者预言，下轮金融危机将发生在发达国家，并很快会扩展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理由是，金融自由化创造出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并引起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必将大大超出政府的监管能力，从而可能因某个时点金融产品投资的失败而引发大范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证实了这一判断。 的确，金融自由化使得在英美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虚拟经济财富积累要远远高于实体经济，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朝着赌博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方向演化。迄今，美国金融危机已波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信心崩溃，西方国家政府推出种种金融拯救方案，暂时稳定了金融局势；但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企业开始陆续大规模裁员，从而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日本和德国率先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进口需求明显下降。12月初，美国正式宣布进入经济衰退。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使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与美日不同的是，中国发生的是实体经济危机 国内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是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直接冲击有限。因为国内金融衍生业务刚刚起步，衍生品种类少、业务复杂程度低；国内银行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认识有限，海外投资规模很小，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没有造成国内银行业重大危机和信贷能力下降。国内信贷收缩是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与国际金融危机并无关联。信贷紧缩使国内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艰难，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发生极大困难。与此同时，从2007年年初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屡遭国际抵制，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却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美国此次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虚拟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因金融业损失惨重受到一定影响，但实力犹在。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重组，主要是因为管理不当和经营成本过高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然而，就实体经济整体而言，美国仍然保持了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依然居世界前列。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危机产生的国际后果上，与1929年的大萧条均不可同日而语。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起源于金融危机，而后蔓延到实体产业，最终酿成全面经济大萧条，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范围有限，而且，有关国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不会再采取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经济方针，而是通过现有的国际机制加强合作，共同克服经济困难，如不久前在华盛顿结束的G20首脑会议，就重申了共同捍卫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原则。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危机，即制造业危机。其实在几年前，中国已开始发生经济危机，累积至今，通过制造业的萧条、地产股市泡沫的破灭、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等形式全面表现出来。造成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利润极低、几乎无利可图的低技术制造业无法承受人民币升值和通胀造成的刚性成本压力。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危机的起源与1980年代末的日本存在相似之处，即都是因本币升值而引起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所致。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有足够的手段化解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即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日本产业能够大举对外投资的基础是拥有一流的制造业技术，因而，日本并没有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情况，而是借助日元升值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大多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其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的廉价。从事低技术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对外不具备议价能力，对内则对成本变动异常敏感；过低的利润空间使制造业无力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实现产业升级，以平衡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因而根本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闭就只有迁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中西部地区。 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地产的泡沫，制造业丝毫未受影响。日本能够在泡沫破灭后承受10余年经济衰退的基础，就在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即现代化的制造业。而中国经济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业的危机有关，郎咸平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中国发生的实体经济危机，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不仅超过当年的日本，也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 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致“中国制造”堕入无技术工业化陷阱 中国之所以出现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情况，而具有虚拟经济泡沫和制造业危机并存的全面经济危机的特征，其根源在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中发展模式的错位。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却忽视了最核心的发展问题——工业化。在经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尚存巨大差距的时候，为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在发达国家的压力和诱导下，中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针，对贸易和投资实施大规模开放。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外资全面的竞争优势，导致本国产业完全被挤压到价值链低端，只能发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低技术生产，因而无法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实现产业升级，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 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当时的许多非洲国家还要贫穷，但韩国通过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迄今工业化仍进展缓慢，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赖进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更多是由外资产业而非本国产业来体现。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中国本国产业的高技术进出口却持续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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