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作者是不是太悲观了?资本主义的“创造力”、“革新力”、“适应力”和“恢复力”是不是被低估了?环境运动的主流代言人,如李斯特·R·布朗和艾摩莉·拉文斯都试图使我们相信,将出现神奇的技术来拯救(环境)。太阳能散光板的成本将跌至谷底,而能源(利用)效率将猛地提高十倍。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将继续爆炸性地增长,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其他的污染仍可能大幅降低。对他们来说,生态承受能力与为利润而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内在的冲突。
主流的环境运动,就它的社会构成而言,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组成。他们是大学教授、工程师、技师、经理、金融分析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之类的一批人。虽然他们通常并不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却为资本家们发挥重要的管理和技术(研发)功能,他们也拥有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极为优越的物质待遇。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迅速变得激进起来,成为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在反革命时期,他们可能会成为统治阶级进攻工人的极其重要的同盟军。20世纪80—90年代,中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许多国家风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在前苏联、东欧等国复辟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速,中产阶级上层中的一些人认识或感觉到,现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面临严重困难,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他们却不能或者说不愿设想超越他们相当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还没有打算放弃他们对资产阶级暗中的政治支持。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经历大大地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他们很难看到这一点,即只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联合和组织起来,才有希望实现生态可持续性所要求的社会变革。结果,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的环境主义者不得不把他们的强烈希望寄托在技术奇迹和道德说教的影响力上(他们希望劝说资产阶级合乎道德和充满理性地行动)。
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未受触动,资本主义的行动法则就将继续起作用,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决不会因为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的环保主义者的善良愿望而改变的。或迟或早,那些真正有良心的环保主义者将不得不在致力于改善生态承受力和为充满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尽心尽力之间作出选择。而且,随着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体上的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很快就难以既满足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要求,同时又继续向中产阶级上层提供优越的物质待遇。
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对世界的能源制度来说,去碳化存在许多障碍。布朗和拉文斯大大夸大了技术变革的潜力。但是,即使已经提到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高效率的能源技术立即唾手可得,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对技术普及的阻碍将使得这些技术的运用必然被延迟。在一个建立在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内,新技术是“知识产权”,无力购买的国家和人民是无权问津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仍有千百万人没有用上电。等到他们开始有权使用太阳能电动汽车时,不知将是何年何月了?
而且,不像手机或便携式电脑之类的新颖消费品很容易在现有的工业体制内被制造出来,世界能源系统要实现去碳化,世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这基本上意味着,甚至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去碳化的过程是不可能快于能长久发挥作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速度的。鉴于许多建筑物和其他能长久使用的设备设施仍将有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的使用寿命,人们假定的去碳化的速度看来必定显得过于乐观了。
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解决气候变化危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立即让经济增长停下来,然后有条不紊地缩减世界物质消费,直到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合理的水平为止。现有的技术水平明显可以实现这一点。如果世界各地尽可能迅速地采用目前和将来可能派得上用场的所有去碳化技术,世界经济规模即使更小一些,仍然有生产能力满足全世界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们就有动力和压力把大部分剩余价值用到资本积累上去。除非剩余价值被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否则,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不发生资本积累(和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而且,鉴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怎么可能会努力在满足数十亿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有条不紊地缩减经济规模呢?对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对缓和它内部的社会矛盾是必不可少的。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90—2012年期间降低它们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美国拒绝签署该议定书。1990—2005年期间,美国的排放量上升了22%。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中,日本的排放量上升了16%,欧元区的排放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呈上升趋势。英国的排放量呈持平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从大量的利用燃煤到利用北海的燃气的转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是惟一一个从1990年以来大幅降低了排放量的主要经济体,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经济生产规模和人口数量都下降了。从1990年到2005年,俄罗斯的排放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平均每年下降⒉7个百分点。如果世界经济重复俄罗斯的经历三次,也就是说,不折不扣地经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的那种经济崩溃三次,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世界的排放量将降低三分之二。这将只允许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90ppm。正如上面讨论的那样,我们仍然无法达到应该达到的目标。
199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增加了两倍以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家。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的排放量将在十年内翻番,印度的排放量将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翻番。欧盟目前正致力于到2020年的时候,将排放量与1990年水平相比降低20%。中国仅仅一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使所有的这些降低成果化为乌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大繁荣,中国现在每周就建立起两座使用燃煤的火力发电厂。这意味着每隔四年,中国就将建立起和美国目前一样多的使用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对资本积累如此疯狂追求,保持气候稳定又有什么希望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技术能使这种资本主义可持续呢?
应当指出,边缘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根本没有从这种不断追求资本利润中得到好处。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是跨国公司和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精英们。在稍小一点的程度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上层也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外围地区的工人们生产和提供的便宜消费品和“服务”中得到了好处。
2007年6月14日,《金融时报》发表了反共产主义的“天鹅绒革命”前领导人、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一篇十分奇怪的文章《处于危险的不是气候而是自由》。文章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对环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来说,例外的一个暖冬足以……表明需要对天气采取一些激进措施……理性和爱好自由的人们必须对此作出回应。政治正确的规定是严格的。
全球变暖的癔病如今成为真理与宣传对抗的一个主要例子。它要求有勇气来反对全球变暖这一‘已经被确认的真理’。作为一个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我有义务说,我看到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繁荣现在的最大威胁来自野心勃勃的环保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环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想通过一种中央(现在是全球的)计划来取代人类自由和自然的演化过程。”
爱好自由的克劳斯总统(他明显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好学生)然后提出这样的要求,即科学家们“有义务公开他们的政治和价值观点,并宣布他们的政治和价值观多么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科学证据的选择和解释”。随后,克劳斯还想使我们确信,“技术进步”和“可自由支配的财富的增长”将继续下去,并且“将解决轻微气候变化带来的任何潜在的问题”。
人们必须承认,在世界资产阶级中间正在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共识,即再也不能忽视气候变化的时候,克劳斯起来捍卫“自由”确实需要勇气。
坦率地说,只有内心仇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政客才能作出如此奇怪的评论。但是,另一方面,克劳斯比所有主流环保主义者们要更接近于真理。人类确实需要全球的“中央”计划来克服气候变化的危机,条件是这里谈论的“中央”计划是指通过民主机构进行的自觉的、理性的协调。
稳定气候对技术的要求是明确的。全球能源结构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以把基础奠定在可再生能源上。世界经济结构的大部分将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农业需要重组以遵循可持续的原则,并需要从对化肥和机械以及矿物燃料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将不得不重建,以便让依靠可再生的电力运转的铁路和公共交通发挥突出的作用。世界经济规模也需要根据降低排放的目标相应地缩减。所有这一切要求丝毫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基本需求。
很明显,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如果不想破坏支撑文明的生态状况,除了坚持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和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能实现这些目标呢?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好选择。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是“无效率的”。
先不必说将来的社会主义在保障民主和提高经济效率方面无疑会比历史的社会主义要做得更好,而鉴于全球生态危机的极端严重性,“效率”根本不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否给地球上的每个人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保障?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能够做到,古巴现在仍然可以用相当有限的物质资源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一直不能给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保障。如果全球生态危机得不到克服,那资本主义最终将有负于全人类。该怎样选择难道不是足够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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