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土地事件再调查

　　由于毗邻北京和天津，香河被河北省视为环首都经济圈的明珠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香河获河北省支持，打造北方家具集散中心。2004年后，河北更明确了其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地位。但当地官员一直头疼的是土地建设指标非常紧张。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中央又提出农村开发，新农村建设，很多地方就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就开始占用城市周边农村的耕地。占用的时候有些地方相对来说规范些，像香河这些地方就过分不规范。

　　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三强集团和政府合作，通过在农村以土地扭转或租用的形式，从农民手上以低价获得了大片耕地使用权，在还没有转为建设用地之前，盖成厂房，再高价转租给企业，之后再由政府部门逐年申请耕地农转非指标，将流转变为征用。以这种“以租代征”的形式，把大量农民的耕地暗中变性为国有建设用地。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三强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征的第一块地。这个地是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租用一块地，之后，盖了几亩地的厂房，也就几千平米，然后把厂房租给北京叫格林尼克电子公司。一年租金是60万元，但实际每亩地他租用的占地只有几千块钱。

　　三强公司通过这样的手段，以低廉的成本，满足了当地激增的用地需求。近一年多来，三强公司在香河县多个乡镇，以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名义控制超过万亩地块，多为耕地。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定价权的谈判机制，导致农民和征地方形成很尖锐的矛盾。三强拿地模式激起农民的强烈反弹，而三强公司与多个村委会签署的土地流转协议上，也都明文规定三强公司“有权强拆”。村民指这导致多起暴力事件。

　　淑阳镇池套村村民:

　　这国家分给我们的基本农田我们得吃饭啊。（你们要签字是不是？）我们没签字，到夜里12点就推了，在麦田上使大土推子。要是白天干活的时候就不让他推是不是。4月26号那天这就逮人，就垒墙。（垒个墙把地圈起来？）他就在边上东西也圈，南北也圈。说我老头子犯法了，我说犯什么法了？没杀人没放火没劫道，我不给你签字，我就指着这地活着。逮人就跟扔小猪似的，就往后备箱上扔。不管你磕着哪儿没磕着哪儿。（当时现场逮了多少人）逮了17个。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斗争的过程中，当地叫做小玩闹，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黑势力，打手之类的势力参与，这些势力参与。三强模式既像过去那种政、商合作，他又有涉黑的嫌疑。某个人，可能过去公司里的打井队队长，就带着人把一些没有签土地流转协议的妇女打成重伤。

　　淑阳镇孙止务村村民:

　　当时没到地里，在道上就把我们给打了。打了我们报警以后，警察来了，警察不管。来了好几十个警察。当时我能说话，我就说为什么你们不抓人？他说这不是你管的事儿。这是淑阳镇派出所的警察。至今到公安局，没人管。（你儿子被打成什么样）我儿子当时昏迷不醒，肾打坏了。现在还在治疗。

　　三强公司的这种典型的违法行为，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认可。

　　淑阳镇杜屯村村民:

　　他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我上访，始终不签土地的字儿。以我这第三胎的名义，是违反计生政策了，可是我不是没交一点儿罚款。我已经交他4000元了。这是证据。把我押进派出所之后，所长他们就找我。说你要不往上面去了，把这字儿签了，那户口就给上上。我把这地流转以后，这户口就给我上了。

　　由于这种违法行为能解决现实的利益需求，这种“三强模式”反而成为政府和当地企业合作的良好范本。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在他们看来是良好的范本。这个范本不断复制，即被企业复制，也被当地乡镇政府复制。就形成这种模式，我们后来就称它为香河的三强模式。

　　不仅如此，三强这一以租代征盖厂房，然后转租外来企业的操作手段，被当地官员誉为“内外嫁接，本地企业为外来投资者筑巢的双赢的办法”，被迅速推广。三强公司也成为政府公开宣称扶持的民营企业。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当香河模式被推广开，事实上这个企业在香河县已经全面渗透。它在公共事业这块，在供水这块，还有工业，都独家获得了些供应权。像香河县城，城区的供水就它一家垄断的。不仅企业可以垄断供水，而且企业还能设置自己的督察队。实际上行使了些政府的权力。

　　不止三强等企业，香河县多位党政官员及亲属也涉嫌以租代征圈占土地。

　　淑阳镇郎庄村村民:

　　（贾勇）是陈刚的小舅子。陈刚是香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陈刚也是我们村的，他在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70块钱一亩流转给贾勇做建设用地。我们告了一溜够，人家还是建上了。现在一直在出租。他种这地不用付我们村钱，我们村每年还要倒贴他好几块钱。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香河县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在他们卸任后都来到三强担任副总经理。09:44目前我们已经查知的有前任水利局局长，前任的信访局长，建设局长，还有城管执法局局长。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目前，香河土地运动在村民们的强烈斗争下，是否有了进展呢？三强等企业是否会重新把地还给农民？或者进行价格补偿呢？

　　财新《中国改革》高级记者 刘建锋：

　　知道的是，有些拒不签字的农民，得到的是一种移地。就是a村庄的农民土地被抢占，解决办法是把b村土地拿出来，与他鉴定新合同。农民很疑虑，农民找国土部门，国土部说过去你自己承包本上的地你都保不住，我怎么相信你能保住别人的地？目前还看不出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在期待。

　　主持人：

　　多位居民告诉《中国改革》记者，香河县已经可以称作“三强县”了，可见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势力之大。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评论到，香河县的官商利益联盟之所以屡屡得手，一方面是由于征地制度不完善，在公正补偿原则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低价强征、高价倒卖自然成为各级各地官员的生财之道。另一方面，要治理地方官商利益联盟以及其带来的危害，绕不过公民参与、落实选举这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