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国企下岗职工买单？

“他们已经活不下去了！”解决国企对下岗职工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关系历史的良心，而且关系国企的未来

    背景

    一部以国企改制为故事背景的喜剧电影《钢的琴》，却让很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感受到了强烈的酸涩和忧伤。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默默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2013年两会期间，中石化老总傅成玉再度把这一问题抛出，呼吁尽快保障这些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他指出，当年中石化那些因为国企改革买断工龄下岗的30万老职工，现在很多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这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遗留问题。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发展向好，改革成本不应该由他们独自来承担。这一话题引来多方关注。

    据悉，1998年到2003年间，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818万名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其中大部分人因为年龄、知识、技术等各种原因再就业困难，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困难下岗职工一度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失语阶层”。而作为国企，虽然不得已让他们下岗，但因为历史、感情和经济因素，还在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对他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企就不可能抛开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面对这样一个曾经为国企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我们又该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让他们一起分享改革红利，从而为国企下一轮改革解决后顾之忧？

    邀请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华东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教研室主任、教授 方乐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 鲁 全

    工人阶级作家 赵建斌

    国企改革专家 子 午（化名）

    改革欠账不还不行？

    《国企》：据您了解，这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困难？

    赵剑斌：改制之后，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除极少数符合内部退休条件的职工尚有生活保障外，其他职工全部失业。其中很小一部分年轻、有技术、学历较高的人比较容易“再就业”。其他下岗职工，特别是占多数的“40、50”人员（年过40岁的女职工、年过50岁的男职工），陷入了非常严峻的生活困境。

    第一，“再就业”之路异常艰难。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应聘一些报酬最低、条件苛刻的岗位（更夫、卫生员、护理员等），没有正常休息日。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有从事清洁工、绿化等“公益性岗位”和家政服务类工作的机会，而多数人为了温饱只能天天奔波打零工。原国企职工居住在原国企生活区的狭小住房里，人称“贫民窟”。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只能靠拾荒勉强度日，一些下岗失业女工甚至被迫从事色情业以维持全家人生计。尤其是一些职工夫妻双双下岗失业后，生活困难，离婚率高涨。这些例子举不胜数。

    第二，下岗失业职工享受低保待遇也十分困难。城市社区低保确认和发放限制严格，不到退休年龄不管是否就业都按有劳动能力对待，丧失劳动能力的标准是患癌症、精神病等少数几种重大疾病，连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都视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全家人均收入达到约200元（哈尔滨地区，各地略有差异）就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第三，下岗失业职工要自己缴纳每年四五千元并不断上涨的社保金（养老金和医保金），还要养家糊口，遇到家人就医、孩子上学成家等情况还需要大笔开销。2004年养老保险缴纳额2015元，医疗保险992元，2010年分别上升为6000元、3000元，二者相加为9000元。“4050”人员在社会上找工作的月薪只有800～900元，辛苦一年才能拿到一万元左右，除缴纳社保医保，一年到头能剩1000元。除去看病吃药外，吃饭都成问题。

    第四，有些企业改制不规范、不合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不补偿改制成本，拖欠的工资、社保统筹、取暖费、集资款、经济补偿金都给不了等等，让职工生活陷入困境。

    第五，全国各地安置国企职工，国家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也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致使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安置职工的方案往往比较粗糙、草率，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之处较多。这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困难。

    李珍：那段历史确实很痛苦，几千万人下岗，大家一起面对各种问题，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我国经济发展如此快，也是因为牺牲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中就包括他们。早期的劳动保险制度附着于就业，失业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工作与福利。早期我国没有失业保险，买断工龄相当于西方的遣散费。企业状况不好，给的遣散费可想而知。计划经济没有失业一说，突然失业，加上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就业十分困难。2005年我去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那里企业老化，大批职工面临下岗，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最低社会保障跟不上，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确实很糟糕。

    有观点认为下岗职工的养老金低与国企社保欠账有关。1987年国家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国家责任显性化。比如像智利可以把欠的钱以国债的形式写个欠条给员工，员工清楚为这个制度贡献了多少，国家的欠费金额，知道退休后能领到多少钱。现在养老保险的计算办法把终身记录引入计算，而在改制前工资基数很低，我们的工资增长却很快，这样最后算出的养老金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不仅是国企下岗职工，大家都觉得养老金比预想的少。这就是一种利益的损害，无论是对于当时下岗还是非下岗国企职工，都是有影响的。

    鲁全：人获得社会保障是天生的权利。国企职工劳动身份的转变与社会保障待遇并无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国企职工的身份转变而有所区别。他们生活出现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下岗的补偿金太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补偿金是根据当地政府划的最低保障线来计算。

    子午：改制时很多职工对国企未来发展并不是很乐观，加上还有一笔在当时看来比较可观的补偿费，所以很多职工也选择离开。随着物价快速上涨，当时的补偿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当时离开的职工中很大部分能力并不是很强，在社会上发展好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完全避免。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并不能说是错的。始于1998年的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使国有企业在探索中明确了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以公司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当时既然能推进下去，也说明是形成一定共识的。随后，尤其是国资委建立以来，国有企业由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变成了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营利水平大幅提高。从发展看，当年的改革是不能否定的。

    《国企》：您觉得如果国企下岗职工的问题长期不解决，会对国企、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鲁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为保证经济发展，企业改制时牺牲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必须承认的。从感情角度来看，这些国企下岗职工尤其是“40、50” 人员生活十分艰难确实让人不忍。从理性角度来看，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了或者解决不了，难免会造成新的问题。比如很多国企领导层都有下岗职工上访，围追堵截的经历，矛盾一旦激化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此外，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有长期影响。我国养老金制度在1997年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原先的现收现付转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原来国企职工的养老是由国企负责，从此全部推向社会。这种制度性转轨必然会形成制度成本，应该由财政来支付，但财政并没有具体拿出钱来。如果不做实国企社保欠账，账务会一直堆积，对个人而言不会影响养老金权益，但是会让当下年轻人的缴费负担加重，比如原来可能缴费率10%就可以养活退休人群，但现在缴费率会提高到20%。

    子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问题，可是解决了也会产生问题。首先，政策层面专项倾斜有失公平。其次，从正常的企业发展来看，下岗裁员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国企以后肯定仍会出现裁员的问题。那么那些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是否要继续去找国企解决问题？这可能成为国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问题。

    赵剑斌：首先是保证不了《宪法》的贯彻实施，使《宪法》、《党章》形同虚设，保证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保证不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保证不了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不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其次，工人阶级群众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长期上访，民怨沸腾，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影响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历史命题如何解决？

    《国企》：您觉得该由谁来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国企还是政府？

    方乐华：他们承受着国企改制的成本，值得同情。但从法律来看，脱离劳动关系就不用对其负担基本生活保障。所有劳动者都是社会人，他们生活困难，可以要求社会给予保障和帮助，这是宪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现在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人提供保障。人社部与民政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和协作，减少审批手续，办好困难职工的各项保障。同时，对于每个职工而言，当下每个街道每个镇都有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遇到保障问题可以找对应部门解决，不要去围拦国企领导。

    鲁全：我们不反对有些企业给予他们补偿，但切断劳动关系之后，国企就已经没有义务。当时可能并没有考虑到下岗职工的长期生活，这可能是当时的不足，但是不能为弥补之前的错误再犯一个大错误。虽然国企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但是现在国企的利润是当下国企职工共同创造的，和之前劳动者的贡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下岗职工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

    《国企》：该怎么做才能保障甚至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

    李珍：我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爱人都在那次改制中下岗，想起那段岁月我至今也非常难过。我们不能纠结于那段历史，要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国企是全民的国企，而不仅仅是那些职工的。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专门给予这些职工补偿，体制外的人和那些非国企生活困难的人就会觉得有失公允，有怨言。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不了为何不去围民政部，而是去上访、围堵国企老总？这里面肯定有人存在不平衡心理，觉得为盘活企业我被“卸车”，而现在企业发展这么好，与自己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不光是改制时期，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或者下岗的痛苦就一直存在。我们要以一个好的心态去看待问题。

    但是可以做的是政府要结好社会最低保障网，寻找合适的最低保障线，做到应保尽保；要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降低贫困率，使最低保障见到成效。同时，养老保险也要加大保障基本力度。当下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可能很多人没有保到，这是需要改善的。这都需要政府的决心。对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方式，除了新型合作医疗和教育上，中央政府更起作用之外，其他的事务包括社会保障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我希望能通过转移支付采取一些办法，但是这个方式也是要谨慎的。

    方乐华：首先，民政部、人社部应该联手国资委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调查，摸清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上海就没有东三省的情况那么严重。

    其次，不管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新的问题，都应该在社保范围内尽可能解决。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途。第一，国企下岗职工中，仍然没有处于劳动年龄的，生活比较困难的，可以优先安排就业。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第二，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职工，如果没有达到当地养老金水平，可以倾斜。第三，应该提高低保水平。未来我们要做到缩小贫富差距，其中就需要提低、保中、限富。

    鲁全：首先，这部分人群中最困难的是已经进入养老年龄的职工，因此要严格按照政策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其次，比较困难的“40、50”人员要优先解决就业问题，要有政策支持。最后，社会保障中救助制度、低保制度要适当倾斜。这样做或许会有不公平的质疑。养老金制度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多交多发，不交不发，倾斜就不公平。同时，通过专门的财政转移机制实际操作会比较困难。比如如何确定符合标准的这类人群，农民工算不算？虽然是国企下岗职工，但当时他们享受的福利分房等福利又如何折算？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集体企业中的下岗职工是否要算进去？而事实上在当下国企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三类生活困难人员中，还是国企下岗职工比较困难。农民工一般都是青壮年，实在不行可以回村，有退路，失地农民以“农地入股”，可以从土地使用方得到利润分红。绝对公平很难做到，但是让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利益得到最大幅度的改善就是一种公平。

    子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国企可以提供合适的临时性岗位给他们就业，但是僧多粥少，而且每个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都不同，不能硬性要求。国企也可以根据实力给予他们补助，但是国企的钱也不是自由支配的，还需要主管部门的允许。况且那些企业已经不存在的下岗职工又该怎么办？其次，就是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给予一定补助但有欠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最后来看，只能是个别企业个别处理，比如中石化这样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尽量自己消化，这样可能做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左大培：首先，从国企上缴的利润中，财政拿出一部分给还未到拿退休金的困难职工作为补偿，到退休年龄的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等保障了。具体细则需要讨论和设计。

    其次，虽然国企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管他们，但是在道义上和觉悟上应该帮助他们。国企现在虽然有一定利润，但是国企规模现在并不大，还需要自身改革投入和扩大再生产，让他们完全承担下岗职工的生活不现实。这要考虑国企自身的承受力，有能力的可以为改善职工生活做一些事情。

    再次，应该严厉打击腐败，彻查国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