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四不”原则 涂元季 莹 莹 东方红网编者按：虽然这是一篇2012年由《百年潮》发表的旧文，但现在读来仍然给人以新鲜感，如此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令人感动呢！是啊，在资本主义复辟大潮滚滚而来的背景下，在上层，这样的共产党人实在是太少了。很多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反腐败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感到“越反越腐败”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根本的问题是一些共产党人丢掉了共产主义这个奋斗目标，改变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试问，一个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又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执政党，焉能不腐败？特别是在绝大部分公有制经济被私有化以后，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个“一切向钱看”的腐败之风，也就如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了。这说明，反腐败不反私有化，不挖掉腐败的这个根子，任何反腐败的口号和措施，都不过是骗人而已。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社会上到处存在“走后门”现象，一些事情往往要走后门才能办成。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开先例。 多年来，一些人为违背钱老定下的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定下的原则，婉言拒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又将来信或来函转交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代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个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或到外地开现场协调会等。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钱学森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带领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的镜泊湖去休过一次假。那也是在当时几位副主席的要求下同意的。在黑龙江省，他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应酬，但他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京后就对涂元季说：“我对付这种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谁请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学森的“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 世纪50 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 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 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 现在搞的一些“名人录”之类的大典，名堂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钱学森若想上什么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但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 20 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一书，他们通过钱老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去向钱老汇报此事，刚说了几句，钱老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板着脸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本书的主编是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卢嘉锡，他和钱老当年在美国就相识。科学出版社只好把钱学森不同意上书的意思向卢老报告。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卢老碰到钱老，对他说：“钱老，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可不是野的，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条目也是经审查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上这本书，我这个主编只好不当了。”在这种情况下，钱老才同意上他的条目，并授权由王寿云撰写。（摘自2012年第11期《百年潮》）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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