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资本家：谢国忠笔下的中国经济

货币政策不可放松

谢国忠    2011年10月17日

　　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温州民营企业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借贷资金投机情况的恶化。将这种现象定性为货币紧缩挤压中小企业是完全错误的。正常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借不到钱而破产。只有烧钱的投机行为才需要不断借钱求存。

　　如果现在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投机者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实际上，2008年至2010年间的过度货币扩张，通过成本膨胀，以及由资产通胀造成的奖励性投机挤压了真正的企业。另一波货币扩张将会再次放大投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后的崩盘将会更加惨烈。

　　在很多二三线城市，高利率借贷已经发展成为庞氏骗局或金融传销。金融传销的破坏性远远超过普通传销，如果不能及时抑制，明将带来广泛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正面临劳动力和能源短缺。要获得另一轮高增长，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再平衡，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刺激措施不可重复

　　地下借贷在中国兴旺已久，原因在于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地下融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从其融资能力上获益良多。

　　非正式渠道融资是全世界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正规金融机构缺乏能够有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成本结构。因此，政府不应该因为非正式融资渠道的弊端而取缔之。

　　然而，过去五年，中国地下融资已经从实体经济活动转向了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由于大规模金融扩张，投机利润很高，同时实体企业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和成本上涨的压力受到很大抑制。

　　应当批评地下融资本身创造了泡沫吗？事实并非如此。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即使是管理最好的银行也很难在宽松不变的货币环境中生存下来。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元债务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的货币扩张发展成为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主导作用，地下借贷则起到了支持作用，常常为获得银行借贷资格所需要的虚假股权融资。

　　地下融资市场的借贷利率从20%到100%不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都难以负担如此高的利率。其借款人只能希望通过资产升值来偿还贷款。

　　比如，在货币紧缩限制了银行借贷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就转向高息贷款来保有土地持有量。例如，2008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把紧缩看成是暂时的，因此把高息贷款看成是捱过短期紧缩的桥梁贷款。紧缩很快结束后，一如他们所愿，土地价格大幅上升，远远高于他们所要支付的利息。

　　银行借贷限制和地下融资市场高利率所反映的流动性问题，是由于需求过高，而不是供应过低造成的。当前的货币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是足够的。过高的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根据去年的价格，真正开发中的房地产价值超过了GDP50%。

　　走出当前流动性问题的途径是房地产业要紧缩。价格下降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需求就会减少。相当一部分开发商的破产是必要的。若非如此，紧缩政策就会无效，经济就会像往常一样依靠泡沫获得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思维，从打击通胀转向了支持发展。这一决定似乎并不明智。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在当时已经非常明显了。经济刺激大大加剧了通胀问题，同时，由于实体经济机会短缺，货币增长基本上都已经进入房市。当时不明智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现在的很多困难。

　　期望政府现在能够放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是极不明智的。另一轮像2008年那样的刺激措施将会在中国引发超级通胀和超级投机。后果将不仅仅是另外一场泡沫，而是可能会导致全面的政治变革。很难想象中央政府会如此铤而走险。

　　高息借贷的繁荣始于房地产市场，近来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庞氏骗局”。由于实际利率过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受到抑制，并且实体经济活动利润率也很低，储户们便会轻信像高息借贷这样的机会。他们担心银行存款按实值计算会贬值。同时，20%至100%的利率会带来迅速致富的希望。许多人宁愿相信其可持续性，梦想几年之内即可致富。

　　“庞氏骗局”就是一场再分配游戏。不幸的是，最后拿着袋子的人常常是最脆弱、最容易受骗的人群。这是传销首次在中国成为金融问题，中央政府现在就应当调动安全机构处理此事，控制风险，以免酿成灾难。

通胀仍是主要挑战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当前的货币增长水平可谓绰绰有余。今年8月，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了13.5%，远低于前几年20%的水平，但是仍然远远高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中国储蓄总资产是2011年GDP的2.3倍。因此，高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货币增长将变成通胀。

　　另外，目前的M2增长率可能低估了真实的货币增长幅度。商业银行积极从事表外活动，以应对更严格的贷款限制；信托业蓬勃发展；地下高息借贷市场方兴未艾。这些都并未完全体现在货币统计数据中。如果把这些都考虑进来，我怀疑广义货币增长率将达到16%。

　　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去十年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正在造成通胀的后果。现在的货币增长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胀的水平。中国仍然没能真正控制住通胀问题。

　　结构性调整让中国经济更容易发生通胀。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现在的劳动力供应。中国体力劳动力供应完全没有增长。除非能够大幅降低增长率，劳动力短缺只会更加严重，从而推高通胀。

　　能源短缺是推动通胀的另一个因素。包括超过政府批准份额之外的生产在内，2011年煤炭消耗总计约为40亿吨。建立在如此高消耗基础上的两位数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运输系统也将运力不足。同时，各个产地的生产水平可能都已经达到顶峰。中国增长模式是高能源密集型。如果煤炭消耗增长率仍然在如此高的基础上保持两位数增长，能源价格将会持续通胀。

　　尽管月度通胀数据可能会有波动，有时甚至会出现冷却迹象，但基本力量依然是推动通胀的。如果把宏观政策重点从价格稳定上移开，必将铸成大错。

放缓没有不利影响

　　跟十年前不同，现在的经济放缓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体力劳动短缺仍在加剧。放缓不会造成就业问题。将要破产的中小企业可能会让员工下岗。但是，受到影响的工人可以很快在别处找到工作。

　　每年大约有600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问题。至少在刚入职阶段，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工资几乎没有差距。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白领工作，只能在家待业。考虑到他们父母为大学教育所支付的费用，情况难以令人接受。这是一项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在当前模式下，建筑业和制造业是推动增长的力量，它们需要的是蓝领工人。大学毕业生就业不足的解决之道在于增长模式向高附加值业务转型。

　　中国下一轮增长必须降低劳动力和能源密集程度，否则通胀将会破坏任何推动增长的努力。中国必须推进经济改革，更多发挥市场和民营行业的力量。如果仍然由国有企业主导，势将造成大项目主导型增长，这很容易造成通胀。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起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收入。2011年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占GDP的30%。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资本支出远高于其利润，地方政府也在增加纯借款来加大支出，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经济一半的钱。

　　中国民营企业和家庭部门在过去十年被边缘化了。消费只占GDP的一小部分，因为家庭部门没有能够支撑高消费的现金流。除非政府能够从经济中少拿钱，把更多的钱留给家庭，大项目建设就会继续主导经济。

　　同时，当前的经济结构把盈利机会大都留给了国有企业。留给民营企业的都是低利润行业，比如轻型制造业和零售业。只有房地产业能够通过地价高涨带来较好的回报。这就是大量民营企业转向房地产发展的原因。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民营部门会更加压缩。

　　中国经济再平衡应当始于并且止于限制国有部门的规模。舍此之外的其他举措，都只是在转移注意力。要限制政府规模，首先需要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应当从45%降至25%，增值税税率应当从17%降低到12%。

　　通过再平衡，中国经济将会转向高附加值的增长。只有到那时，中国的高增长率才不会引发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