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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

2011-11-9 14:1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4847| 评论: 0|原作者: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来自: 国外理论动态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1年4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题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的文章。该文是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即将在明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垄断一金融资本:经济停滞和社会衰落时代的政治学》一书中的一章。文章从经验、理论和历史角度评价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垄断的现状。 ... ... ... ...
  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后来在奥利弗•威廉姆森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市场和组织》(1975年)中得到推进,拓展了它在“效率”方面假定的说法,明确地旨在缓和反托拉斯法对垄断、寡头、纵向一体化企业和联合企业的打击。

  在对全球水平的跨国公司增长的分析当中,交易成本分析被那些同情跨国公司的人大力强调。它还为拒绝并最终忽视由海默、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以及全球激进批判者开启的基于垄断的阐释提供了基础。交易成本被表述为跨国公司的外部接口。因而简单地说,全球公司通过将全球经济因素吸收到它们内部的进程而运转得更有效率,从而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垄断租金不再被认为是中心。主流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交易成本,不断地批判海默的垄断权力是理解跨国公司兴起的关键的理论。权力不再是分析全球公司的中心问题。

  乔治•斯蒂格勒更为努力地试图支持将完全竞争作为新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以恢复它先前的荣耀。在他的《乔治•斯蒂格勒——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1988年)中,斯蒂格勒强调,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中心目标是全方位摧毁垄断权力的概念(包括它和广告之间的关联)。他还阐明,他自己的著作特别关注反对“越来越多地强调垄断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 ‘垄断资本主义’几乎是那种文献中的一个固定用语”。尽管斯蒂格勒声称,马克思的积聚和集中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主线的偏离,不过他还是认为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威胁。

  在1987年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竞争”词条中,斯蒂格勒开始从广义上将竞争定义为个人、组织和国际之间的“对抗”,权且掩饰竞争的模糊性,然后很快滑到经济学术语中的竞争,没有清晰地区分这两种意义。随后完全竞争作为竞争的真正内容和与现实竞争世界“最为接近”的术语被引入。而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实际运行的竞争”(垄断),被描述为在现实中根本没出现的,纯粹是理论上的完全竞争:似乎无数小企业作为单元来运作的经济体。他总结道:“今天完全竞争的概念在理论经济学上和它曾经有过的一样非常流行。”

  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从相反的方法出发,建立在斯蒂格勒1968年的《企业的组织》基础上的关于垄断积极方面的论证发展起来。这种方法始终将垄断权力视为:(1)反映出更大的“效率”;(2)很快崩溃并回到竞争;(3)短期垄断利润事先被保持垄断的成本所吞噬。垄断因而自然稍纵即逝,很快变成竞争,因此它可以被忽略。这还伴随着对历史的相当大的重写,比如,斯蒂格勒和他的同事试图否认导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垄断崛起的掠夺性价格政策。

  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促进了那些躲避现实寻求纯粹市场竞争的多种版本的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般的经济行为人都被委以绝对的理性,能够利用高等数学做出日常经济决策)被设计用于否定政府能够在管理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率的市场假说被设计用来在理论层面断然否认金融领域的任何消极面,除了“有效率的”产出。

  至于竞争,保守主义风行“可竞争的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被宣传为“企业组织的新理论”,其目的正如它的首要倡导者威廉•鲍莫尔所说的,是要展示竞争和效率并不一定要求“大量活跃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个个都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它太小无法影响价格的信念上”,正如完全竞争理论中所说的。反之,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企业的潜在竞争者的“无成本的可逆准入”或者完全自由的准入和退出。构成垄断权力的概念基础的准入壁垒在纯粹理论层面被取消了。特别是,规模经济不再被视为某个企业构成实质上的准入壁垒的优势。反之,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有非常自由的准入。反托拉斯行动因而不再是必要的。竞争性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被用来促进撤销对航空公司的管制;后来它又前进到正好创造出这种理论所说明的反面,导致垄断或寡头。结果,正如企业组织理论家斯蒂芬•马丁所观察到的:“纯粹可竞争市场理论,被表述为完全竞争性市场理论的普遍化。”他们认为,实际上,完全竞争性市场是存在的,甚至在完全竞争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市场是天生自由的,除非国家或劳动者进行干预。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反托拉斯法案的实施受到罗伯特•伯克在他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中的观点的很大影响。伯克是威廉姆森的著作(尽管着重“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芝加哥学派的著作的信徒。他声称垄断是理性的、短暂的,很快被新的进入所消弭。关于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伯克写道:“我的结论是这种法律从来也不应当攻击这样的结构,因为它们体现了消费者福利的各种力量的适当均衡。”因为消费者的福祉是这一领域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任何反托拉斯的措施都因为引起“低效率”而威胁到消费者的利益。垄断权力的问题完全是不重要的。

  几乎所有认为企业的现状从定义上说是竞争的、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主要保守经济学家——希克斯、哈耶克、弗罩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和威廉姆森——都被瑞士银行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点就让我们理解了新自由主义的颂歌处于怎样的主流地位。


  垄断和左派


  最重要的是,全球竞争的增长使得垄断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不那么紧迫。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正是以美国钢铁和汽车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的国家和国际地位为象征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潜在竞争”,导致广泛的“对垄断蔓延的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重要的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经济学家都同意斯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关于垄断不重要的看法,尤其在增长的全球竞争方面。三位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托马斯•魏斯科普夫、塞缪尔•鲍尔斯和戴维•戈登在1985年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总集中增长得缓慢,国际竞争使得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的垄断资本问题在美国不再重要。他们指出,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拥有的垄断权力肯定比他们20年前所拥有的要少。而且这并非一个例外的行业”。罗伯特•罗斯和肯特•特拉赫特在他们1990年撰写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中宣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死亡”,预测(尽管没有证据)资本主义现在的特征已是“全球公司”之间的“强有力的价格竞争”,表明外国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意味着美国汽车业不再拥有寡头垄断的特征。

  我们想将此描述为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大分裂的开始,这需要大量的调查和讨论,但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主题在左派当中的讨论比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员休息室中发生的多不了多少。多数激进经济学家——在其他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不一的群体——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认为“垄断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的阵营,大部分左派经济学家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抛弃垄断概念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接受了明确的理论立场,而是左派当中关于全球化经济轮廓的思考的极度混乱。戴维•戈登于1988年给《新左翼评论》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化经济:新大厦还是瓦解之中的地基?》的文章,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这一主题的开创性研究。这篇文章读上去就像各种不确定的汇编:全球化是国际竞争的巨大增长,还是由跨国公司统治、获取新的统治水平的一个过程?尽管戈登非常仔细地分析了相互冲突的各种趋势,但他发现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困难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轻而易举地给出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普遍和一致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占据了很多左派的分析。

  左派对垄断资本问题兴趣减弱的另一原因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血统的增长,后者越来越拒绝在其分析中提及垄断资本——因为关注垄断这种方法试图在超越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领域内前进。正如约翰•威克斯1981年在《资本主义和剥削》中所断然宣布的:“在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中高视阔步的垄断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之外无立足之地。”

  然而,对于左派整体来说,从垄断权力思考移开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竞争概念的模糊性的影响,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编的竞争,这一点几乎是没有疑问的。随着大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上流动和扩张,它们不是被看作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说的“垄断跨国公司”,而是纯粹和简单的竞争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罗伯特•布伦纳、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所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论文,没有系统地提及经济集中和垄断的问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的——将他们的著作在这方面和前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鲜明地区分开来。

  考察一下对近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学者乔万尼•阿瑞吉和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阿瑞吉的《漫长的20世纪》表明,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转变到了什么程度。在他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中,不但没有垄断权力或垄断资本的争论,而且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完全用直接来源于科斯、威廉姆森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交易成本分析来进行解释。一个世纪以来对垄断资本增长的左派分析明显消失了。在1999年,简单地不再考虑垄断,布伦纳就复制了这个时代精神。

  当然,在这种从垄断权力思考的转变中还有抵抗者。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些年间继续发展垄断资本讨论的方方面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解决了与垄断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停滞如何导致经济金融化的问题。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很详尽地考察了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心问题是理解跨国生产如何改变了垄断资本之间对抗的性质,以及这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后果。正如马格多夫在《帝国主义:从殖民时代到现在》中所写的:“需要理解的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受到竞争刺激,引起单个资本间斗争的加强,尽管在一个不同的范围、以改变了的策略。”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未将1977年美国钢铁业的危机视为对垄断资本命题的反驳,他们聚焦于钢铁业国际剩余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其与经济停滞的关系、所导致的竞争力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在全球范围产生的更多积聚和集中中的作用。这种斗争并非垄断资本的结束,而是代表了它向另一种水平的提升。

  在这方面,企业组织经济学家埃瑞克,舒茨中肯地观察了国际竞争:“一旦市场扩张到包括全世界的生产者,集中的趋势都必定占据统治地位,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汽车制造业中的兼并联合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之前已经指出,五大跨国公司现在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十大企业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在这个领域集中只能被预测为上升,而不是下降。

  其他左派经济学家也追踪着垄断方法。英国理论家基思•考林在他具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垄断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推进了争论。对于考林来说,寡头正在从主要的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移动。他写道:“国际舞台上的变化,比如更小、更紧凑的国际寡头集团的建立,将有利于维持国际串通的程度……国际寡头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其中,所以任何〔单个企业〕试图以〔例如〕关税降低来保证更大市场的企图都将导致〔其他企业的〕即时反应,这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无益的,因而单个国家的垄断程度都保持了下来。”他指出,全球大型公司认为这是既定的:即以全球劳动力和更小的公司为代价,“自由贸易将导致跨国公司越来越强的统治,意味着利润转移至这些大公司”。更有甚者,“国际公司的增长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停滞趋势……将很快被转移到很多国家……跨国公司的统治的增长可能增强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在地方蔓延的停滞趋势”,使其变成全球规模。

  道格•多德在两本破除旧习的著作《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2000)和《不平等和全球经济危机》(2009)中,将这种历史变化解释为从垄断资本主义I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II型,这非常有价值。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I型在美国大约1975年以前都明显是寡头生产体系,相比之下,垄断资本主义II型被和金融(和信息技术)更为密切的大得多的跨国公司所统治,它们处于全球经济顶点,并且是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的一部分。他指出,巴兰和斯威齐“在1966年所分析的”,“现在适用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II型。为什么是II型?因为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关系和过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和迅速的改变: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甚或自2000年以来,大公司的权力和实践已经在范围和速度上都有所进展,通过这种做法它们的危险后果大为加深了。”

  我们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最好被描述为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萨米尔•阿明最近阐明了这一阶段的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下面的现象无法摆脱地彼此联系在一起:寡头资本主义;寡头的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霸权;全球化服务于寡头的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地球资源的劫掠;南部国家的发展被抛弃。”

  我们的希望在于,能够有对垄断问题的普遍共识,有对此问题的更为重大的研究和争论,所有相信基于事实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学者和经济学家广泛参与。这对左派学者特别重要。激进经济学家很快抓住了新自由主义造就的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尽力考察其原因和影响,宣传它的存在。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很多杰出的左派政治经济学家逐渐开始理解和评价金融化和债务对经济越来越大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垄断问题是这个链条的下一个环节,对于有意义地、综合地理解不平等和金融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隔靴搔痒。

  理解垄断权力不但对理解资本主义体制如何运作和停滞以及金融化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对于理解政治和统治的真实世界、对任何有意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必要的。为民主而斗争要求我们,必须面对拥有和控制大型垄断企业的财阀这一现实,它们持有越来越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我们必须学会清晰有效地对那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体验到这种权力的结果的人们说话——或者我们作出妥协,不再理会这一现实。

  (2011年第9、10期《国外理论动态》,金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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