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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 ... ...

2011-11-9 15:22|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393| 评论: 0|原作者: 皮奥瓦尼• 基娅拉 李民骐|来自: 国外理论动态

摘要: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3卷第1期(2011年)发表了皮奥瓦尼• 基娅拉与李民琪合著的题为《为中国工人创造一亿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项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怎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工人、中国经济和中国环境?》的文章,认为中国目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导致产能过剩、国际原材料价格剧涨、出口市场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环境和资源危机等严重问题,如果不及时改变,将 ...
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

〔美〕皮奥瓦尼• 基娅拉   李民骐    张建刚译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3卷第1期(2011年)发表了皮奥瓦尼• 基娅拉与李民琪合著的题为《为中国工人创造一亿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项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怎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工人、中国经济和中国环境?》的文章,认为中国目前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导致产能过剩、国际原材料价格剧涨、出口市场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环境和资源危机等严重问题,如果不及时改变,将导致一次较大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本文认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将帮助中国解决这些危机,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和设想。文章内容如下:

   

  1、引   言

  自1978年起,中国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领导人所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80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大约会在下一个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发展进程是以社会的、环境的和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为特征的。如果这些不平衡不能以一个及时的方式有效地进行改变,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演化为一场巨大的危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亚洲还是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自从那时起,中国经历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断恶化的过程,同时不同社会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Khan and Riskin2001;Zhang and Wan2006)。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退出导致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增加了性别歧视,降低了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标准(Berik, Dong, 和Summerfield2007)。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这导致了环境严重恶化。中国现在面临着世界上最差的空气和水污染问题。土地也正在以一个让人警觉的速度退化。中国巨大的资源需求导致世界非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Tisdell2001; Wen和Li2006)。

  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经济增长最初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消费在中国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却在稳步地下降。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而且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开始发生逆转,中国不可能再依靠快速的出口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中国过度的高额投资水平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长期的高额投资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困难。

  因此,由于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文指出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以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为特征的。要想使中国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需要根据合理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转型、重组中国经济。我们提出一项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这将使中国朝着这一方向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一下导致中国目前发展方式产生的结构和制度性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后果。第四部分测算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并指出出口的迅速增长不可能再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第五部分指出中国目前的投资水平过高,并估算一个可能的可持续的投资水平。第六部分设计出一项进步的投资计划,这一设计将使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发生转型,这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就会主要靠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来拉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将会促使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2、形成目前发展方式的结构和制度的演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后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经济改革的官方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仍然保持主体地位,中央计划继续在资源配置和资本积累中发挥主体作用。

  经济改革是以人民公社的解散开始的,在农村地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带来了农业产量的迅速增长。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基础设施、化学肥料使用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家收购农产品的高价格都促使了这一时期农业的高速增长。

  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人们所熟知的“公社和生产队企业”的农村集体企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他们成为后来在改革初期就闻名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基础。这些“乡镇企业”在整个八十年代保持集体所有权,并被很多人认作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领域( Riskin1987; Lin1988; McMillan, Whalley, 和Zhu1989; Naughton1995)。

  后来,进一步的改革开始在城市工业领域实行。在八十年代,和在农业中所采用的改革策略不同,国有企业没有实行私有化。直到1990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仍然占有工业产值的90%(NBS1992)。工业领域的最初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制度上。国有企业管理者被给予在价格和产量决定上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公司被允许保留一部分企业利润。

  1987年,当在所有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时,一个更加激进的措施开始推行。在承包责任制中,管理者被给予决定工人薪金和雇用期限的绝对权力。但直到90年代早期,管理者很少使用开除工人的权力。这一新的制度,意味着历史上企业对工人所做的平等和稳定就业的社会主义承诺不再存在。新的国有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开始改变了工人的不支持态度。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所谓的“开放政策”从1978年开始实行,政策的目的就是扩大外贸和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在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实现的理论指导下,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一些优惠政策开始在经济特区实行,比如对外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赋予国际贸易伙伴更大的贸易自由。

  实行开放政策后,尽管对外贸易迅速膨胀,但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还是相当小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出口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外资在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在数量上都还相当的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大部分主要靠内需来拉动(在第四部分将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八十年代期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但中国经济仍然由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在整个社会中被广泛地分享。尽管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腐败的泛滥,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在国有部门,被中国工人叫做“铁饭碗”的传统就业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开始被削弱。另外,农村地区人民公社的解体导致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党的部分领导人试图重新使中国经济具有更多的中央计划性和国家指导性,但这一作法持续时间并不长。在邓小平1992年春的著名的南巡之后,党内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2]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正式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确定为全面进行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

  到九十年代末,大多数国有企业和实际上所有集体企业已经被私有化(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剩下的企业被重组为由国内和国外资本家共同持有股份的股份公司。这一广泛的私有化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人数缩减超过了40%(Naughton2007:105)。

  在九十年代,中国在向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方向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在1996年,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完全自由兑换。在2001年,中国在承诺给予其它贸易伙伴更大的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金融领域,国有银行被要求完全实行商业化运作,同时成立了大量新的金融机构。九十年代,股票市场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导致资本市场和GDP的比率由1993年10%提升到了2000年的48%(Naughton2007:468)。中国也采取措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的兑换,给予跨境资本流动更大的自由。

  1992年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这继续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和早期阶段相比,这一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在城市,由于就业保障和其它福利待遇的丧失,很多工人经历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痛苦。在农村,农民面临着基本医疗条件和教育状况不断恶化的境遇,而这些以前是由人民公社提供的(Cook2002;Li 和Zhu2004)。[3]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的增加远远落后于总的经济增长,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日益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见下面的第四部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由于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和其它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

  自从2003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政策议程中,表达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通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处理中国社会的、生态的和宏观经济的不平衡问题的意图。新的领导集体,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承诺要践行“科学发展观”。但是,在承诺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还没有新的变化。新的政府政策的效果是温和而缓慢的,还没有能够抑制这种正在增长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总趋势。

  3、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后果

  中国的经济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经济一直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按照每天相当于1.25美元购买力的收入计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005年比1978年减少了6亿(Chen 和Ravallion2008)。从1978年到1996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增加了几乎3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2倍(Chow2007)。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的、生态的和经济的领域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开始出现。由于当前私有化、自由化和国家从一些社会保障领域退出的原因,这导致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显著上升。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反映在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Khan和Riskin2001;UNDP2005;Naughton2007)。在城市,最富的10%的家庭与最穷的10%的家庭的收入差距从1992年的3.3倍提高到2002年的7.9倍。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家庭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由1988年的0.33提高到2004年的0.47(世界银行2007)。按照这一测算,中国现在比美国和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迅速推进已经导致离传统社会主义对收入分配公平的承诺越来越远。

  中国在非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也迅速地增长。最近这些年,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大大提高,这对普通工薪家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由中国政府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大约50%的城市居民和几乎90%的农村居民负担不起任何健康保险。在一些贫穷省份,据估计有60%到80%的人口死于那些如果他们有能力支付医药费就可医治好的疾病(Zhu2005; Quinlan2007)。在权利和机会方面也存在性别歧视的不平等。和男人相比,女人得到好的医疗的机会更少,会面临更糟糕的工作环境;她们要在家庭生活中负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她们赚钱的机会也很少(Hart-Landsberg和Burkett2005;Berik,Dong,和Summerfield 2007)。

  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是改革的结果,这对于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倡导的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2005年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不平等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变,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降低中国未来进步的程度和发展的可持续性”(UNDP2005:6)。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日益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也导致了脱贫速度的降低。贫困人口下降一半的成就是在八十年代的前半期完成的。重新强调日益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对于重新恢复过去的脱贫速度是非常关键的(Ravalion和Chen2004; Yao, Zhang, 和Hanmer2004; Naughton 2007)。

  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来改变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在2002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引入了新合作医疗制度来代替以前的由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撤消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根据自愿加入的原则,在新的医疗保险中,参保者有权利根据他们所交纳的参保费用的多少,按照一定的比例来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这一计划的实际设计和管理,最终是留给地方政府,由他们来进行操作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措施的效果现在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在以一个比较慢的速度推进。在2006年,只有10%的村庄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人指出,当前的医疗计划缺乏吸引农民参加的动力。结果,大多数农村居民仍然自己负担他们的医疗支出,而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总的来讲是比较差的,农村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用来应急的(Brant et al. 2006; Brown, de Brauw, 和Theoharides 2008)。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进行的,它一直是以资源的密集使用为主要特征,同时对国内环境和潜在地对国际环境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目前的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方式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不仅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而且主要是由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所决定的。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量这一因素,它的耕地和可利用的水资源是相当稀缺的。中国的人均耕地和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都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Tisdall2001)。按照生态足迹(农田、草地、牧场、森林和鱼场——被用于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要的区域)的概念计算,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中国目前的人均生态足迹,虽然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是中国自己生态承载力的两倍(WWF et al.2006)。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活动水平已经大大超过它的生态承载力,现在已经对中国自己环境产生巨大负担,导致发展不可持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7个城市都在中国。7大主要河系中的60%的水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由于水土流失和工业污染,中国40%耕地现在正在退化。土壤沙化也正在以年均1.04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推进(Wen和Li2006)。

  中国消费的能源中70%是煤炭。由于煤炭比其它化石能源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会给人类带来潜在的巨大危害。因此,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转变的话,将不仅会给中国的环境带来危机,而且会促使世界环境危机的形成。

  4、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出口导向增长的局限性

  图1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从1978年到2006年的变化情况。从2000年到2006年,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46%下降到了仅36%,这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与此相对照,同期,投资所占份额却从35%上升到43%,商品和服务出口所占份额从23%上升到37%,净出口的份额从2.4%大幅飙升到7.5%。因此,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地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

   

   

  图1:1978-2006年中国GDP中的宏观经济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7及前些年的)

   

   

  图2:1990-2005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劳动收入及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7及前些年的)。

   

  在过去这些年,当人口的绝对生活标准已大大提高,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购买力)中的增长速度却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图2比较了家庭消费和全部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家庭消费份额下降基本上是和收入份额的下降相平行的。中国没有对总的劳动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和农村家庭做了一个抽样调查,提供了一些家庭收入的数据。我们通过加总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和农村居民的净收入来估计出一个总的劳动收入。对于城市地区,总的工资收入是通过城市人口数乘以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得到的。对于农村地区,总的农民净收入是通过农村人口数乘以农民的人均净收入计算出来的。农民的净收入,包括种植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和其它有限的额外收入。城市工资收入和农民净收入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NBS2007和前些年的)。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估算显示,总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37%;同期,家庭消费份额也从49%下降到36%。

  中国这么巨大的贸易顺差(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能维持多长时间呢?[4]在2007年,欧盟做为一个整体,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到欧盟的商品占到中国总的商品出口的20%,而美国占到19%。但是,如果计算净出口,根据2007年中国的数据,中国对欧盟的双边贸易顺差是1342亿美元,而同年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是1622亿美元。中国2007年总的贸易顺差是2622亿美元,根据这一数值计算,美国占到中国总的贸易顺差的62%(NBS2008)。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7年美国对华的双边贸易逆差为2563亿美元(BEA2008)。因此,以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可以说中国的整个贸易顺差中绝大部分主要是对美贸易取得的。[5]

  近些年来,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也增长非常迅速。在目前的贸易模式下,中国主要从日本和南韩进口机器和设备,从南亚国家进口原材料,然后,在国内进行加工后再把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结果,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一直是贸易逆差。2007年,中国对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是32亿美元,对韩国是48亿美元,对东南亚联盟国家是14亿美元(NBS2008)。

  自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大幅攀升,2006年达到高峰,将近8000亿美元,占到GDP的6%以上。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内部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家庭消费来拉动。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工人阶级遭受了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家庭收入停止增长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家庭消费的增长主要靠家庭债务的爆炸式增长来实现的。

  现在,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正走向衰退,接下来,可能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停滞状态。再者,随着美元持续的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规模也在缩减。而欧盟不可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也不可能为追求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充足的增长空间。在欧盟内部,欧元区的进出口实际上大致是平衡的。英国和美国一样,一直存在相对较大的贸易逆差,但它也正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泥潭中挣扎(Kotz2008; Li2008)。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想继续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必须有其它大的经济体能够并愿意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维持一个大规模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正陷入停滞,欧洲也难以填补这一真空,在未来几年,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大大下降,很有可能中国贸易顺差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会明显降下来。

  5、投资多少才是可持续的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根据投资占GDP的比率测算,中国经济共经历了三次投资驱动的经济繁荣。第一次高峰是在1985年,第二次高峰是在1993年,第三次是从2003年开始,现在可能已经达到高峰。中国目前的投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标准和中国自己的历史记录。

  过高的投资水平会带来潜在的危险结果。第一,目前投资水平中的绝大多数会最终证明是多余的投资,它们会转化为巨大的产能过剩。直到现在,相对于国内需求而多余的生产能力还在通过出口来消化吸收。但是,如果给定出口增长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话,一旦中国出口速度慢下来,大部分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在寻找稳定的市场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第二,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已经对能源和原材料产生了过高的需求,而这是不可持续的(下面将进一步讨论)。因此,过量的投资水平会潜在地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和能源、原材料的严重的短缺。这反过来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中国可能潜在地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

  资本的回报率主要取决于产出中利润的份额和资本的生产率(或者资本产出比)。长期来看,如果利润在产出中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资本回报率就主要由资本生产率决定。因此,纯粹从经济观点来看,一个可持续的投资水平应该是和稳定的资本生产率是相适应的。换言之,在均衡点,投资应该仅仅足够补偿固定资本的折旧和满足保证存量资本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而对净投资的需求。可持续的投资水平在GDP中的份额和均衡的资本产出比(产出与资本比率的倒数)之间的关系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出来:

  均衡的资本与GDP的比率=投资与GDP的比率/(可持续的GDP增长率+固定资本的折旧率)

  由于没有关于中国的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自己估算了中国的资本存量(被定义为经济中固定资产的净存量),并使用这些估算的数据计算出了中国的资本生产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存量:生产性的资本存量(比如:在赚取商业利润部门中的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比如:在交通、通讯、公用事业和一般的社会服务中的资本存量)。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它们不应该划为一般的生产性资本存量这一类。[6]


   

  图3:中国1992-2006年的资本生产率。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计算所得,可参见附录中的数据来源和解释。

  图3给出了分别用总资本存量和总生产性资本存量两种不同测量口径对中国资本生产率从1992到2006年进行测算的结果。数据来源和估算的程序参见附录。两种方法测算的资本生产率都显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从1995到2006年,产出和总资本的比率下降了17%,产出和总的生产性资本的比率下降了9%。但是,产出和总的生产性资本的比率看起来从2002年开始变得扁平了,这表明最近的总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增加。

  假定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为7%(这可能太乐观了),折旧率为8%,总资本和GDP的比率将稳定在2.5(那就是说,资本生产率稳定在0.4,低于目前的数值),那么,投资与GDP的比率就需要稳定在[2.5*(7%+8%)]=37.5%。

  可能人们会争辩,既然最近资本存量增加的大部分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那么中国目前很高的投资水平(现在接近于GDP的45%)还是可持续的,尽管产出和总资本比率是下降的。但是,中国过高的投资水平不仅会导致资本生产率的下降,而且会带来对能源和矿产资源过高的需求,而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

  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在建筑物上的投资,也包括在设备上的投资。前者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比如钢铁和水泥)都是能源密集型产品。后者,如工具和机器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下列行业一般被认为是能源高度密集型行业,这些些行业的能源和产出比率大大超过其它行业的:化学工业、含铁金属行业(钢铁行业)、非铁金属行业和建筑材料行业(Cui ed.2008:230)。在这四个能源密集型行业中,有三个明显是和固定资本投资有关。

   

  图4:1995-2006年,投资、矿产资源和电力生产等的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07和前些年的)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2008)。

  就像在图4所显示的那样,从1995到2006年间,投资增长率和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与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5、0.45、0.71、0.69。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与煤炭、钢材、水泥和电力的生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5、0.80、0.67和0.72。

  中国现在消费了世界钢材的1/3、铝和铜的1/4(Wolf2008)。如果按照目前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到2020年,预计中国将消费大约世界铝、铜和镍的40%,铁矿石的70%(金融时报,2008年8月1日第12页,“中国经济的关键时刻”)。

  中国消费了世界总能源供给的近20%,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前面已提到)。

  在2007年,中国生产了13亿吨水泥,相当于世界总的水泥产量的一半(USGS2008)。水泥生产是能源和污染高度密集型的。据估计,世界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到世界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WWF et al.2008)。

  很明显,所有这些趋势都是不可持续的。不管以那种办法,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将不得不调整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水平。给定固定资本投资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之间有着很高的相关性,中国投资在GDP中的份额将不得不相应地进行调整。

  6、一个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为中国工人创造1亿个工作岗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出口和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这一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不平衡的日益严重,这可能潜在地会导致中国和世界经济发生大危机。

  在2008年过去的几个月中,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迅速放缓。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去华盛顿讨论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已宣布要实行4万亿元(合570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一揽子刺激计划。

  但是,后来表明中央政府只负责总计划中的1万亿元,而一揽子刺激计划剩下的部分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责。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地方政府和企业可能不愿意或没能力来提供这样的额外支出。再者,宣布的刺激计划中有多大比例是额外增加的(扣除掉先前已经确定好的支出计划)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实际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要比头条新闻中的数字小很多(Dyer2008a)。

  预期4万亿支出中的80%将预计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和核电站。由于这些项目一般需要几年时间去筹备和建设,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项目的近期效果提出了质疑。一些人担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会成为“豆腐渣”工程,这可能造成浪费,滋生腐败(Dyer2008b)。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除非有严密的控制,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在后面几年鼓励在生产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会导致产能过剩和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难以持续的局面。因此,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存在着风险,按照当前的发展方式,这一计划实际上在中期和长期可能会扩大中国已存在的宏观经济和环境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到这些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现在正号召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刺激国内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Dyer2008c)。

  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大约是45%,净出口在2008年可能占到GDP的10%。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在未来几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率需要回到大约37%左右,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下,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一个很大的贸易顺差。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回落到中国GDP的0-5%的水平,那么,投资和净出口合计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将下降13-18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合计需要增加相同的份额。

  由于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来生活,家庭消费水平就和劳动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为了使消费上升13-18个百分点,那么,劳动收入和政府社会支出就需要上升一个相近的量。中国领导人会足够明智和开明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吗?什么样的政策会促使这样的转变发生呢?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一项政策,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为所有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工人提供一个最低生活工资。这种类型的公共计划会帮助吸收失业的和潜在失业的劳动力,这样就相当于为工人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最低收入额,这会大大提高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

  2006年,城市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2.1万元(NBS2007)。如果最低生活工资为目前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那么年最低生活工资大约就是1.0万元(约1400美元)。相比之下,北京城市居民2005年的人均最低保障年收入(相似于政府的贫困线)仅有3500元(Tang和Zhang2005),这是很低的。

  如果中国政府实行这样一个计划,为1亿个中国工人提供年均1.0万元的最低工资,这将需要1万亿元(1400亿美元)。这将占到中国目前GDP的4%左右,或者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的7%左右。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一直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2%,并有1650亿元的结余,相当于GDP的0.7%。到2007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仅是GDP的22%,远低于美国政府的70%,欧元区的67%,日本的163%(中国日报,2008年12月27日“中国经济基础非常健康,”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8-12/27/-content_7346667.htm)。因此,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应该在增加相当于GDP几个百分点的财政赤字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在中期,上面所建议的大规模的公共雇佣计划将不得不得到更加定期的财政支持。新的财政收入将优先考虑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得到平衡、同时有助于实现长期的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

  要重新实现扩大中国国内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中国需要缩减过高的出口顺差。中国货币的升值将有助于减少出口,扩大进口。但是,这样的进口政策将使得进口的资本品和奢侈品更加便宜。这可能主要会给上层阶级带来好处,会导致消费更多的进口消费品,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投资泡沫。一个更加紧迫的政策是征收一个出口关税,这将允许政府获取一部分中国出口中产生的附加值,并用这些税收来改善社会和环境。出口关税一定会增加出口者的成本,反过来会削减为国外市场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国内需求来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这一税收政策将有利于中国转向以国内消费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在中长期,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的密集使用。化石燃料是不可再生的正在迅速枯竭的资源,并且化石燃料的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真正的主要因素。根据高峰石油和天然气研究协会的研究,全球石油生产已经接近于最高点,或者已经达到最高点(ASPO2008)。

  通过遏制化石燃料的使用,中国可能会更好地处理好未来全球能源危机,同时为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根据研究气候变化的政府间的专家小组(IPCC2007)估计,为了能提供充足的激励,从而使温室气体的减排下降到一个有助于防止发生气候灾害的水平,全球碳价格需要定在每公吨20-80美元的水平。在过去的一年里,科学家们形成共识,全球变温的程度及其潜在的后果实际比在IPCC中所建议的要更加严重(Hansen 2007)。因此,被确定的碳价格很可能接近于IPCC所建议的最高价格。根据国际能源署(2007)的报告,2005年中国排放了50多亿公吨的二氧化碳,中国每年的排放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未来几年,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几乎一定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减少其全球碳排放份额的巨大压力。欧盟目前正在给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削减15-30%的排放量,以达到为2050所设定的全球排放目标(Sandhu2008)。如果中国能考虑对所有化石燃料消费征收一个碳排放税,那么对每公吨二氧化碳征收350元(50美元)碳排放税,将会带来17.5万亿的税收收入。

  因此,通过使用总的出口关税、碳排放税,或者二者混合税收和其它的税收政策,中国政府应该能够获得一个超过1万亿的额外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可反过来用于资助为1亿名工人提供最低工资的公共雇佣计划。这些工人反过来可以从事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工作。

  一个为1亿工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共雇佣计划,将有助于吸收全部城市的失业人员和几乎所有农村地区的潜在失业人员。这将直接把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重新分配给工人和农民。这也会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起到间接作用,通过对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这将引起进一步的有利于劳动的收入再分配,并帮助中国重新使其宏观经济结构得以平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样一个计划的实施,将标志着中国向建立一个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迈出了重要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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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78——379页
[2] 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访问了广州、深圳和珠海等城市,这些城市最早开始向外国资本开放,并实行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南巡重新确定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方向。更多的细节可参见Meisner(1999:516)。
[3] 关于中国农村医疗状况不断恶化的详细情况,参见Hossein(1997),WHO(2000),和Wen(2005,2007)。
[4] 因为我们主要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不平衡感兴趣,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中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净出口地位,而不是总的出口总量。
[5]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美国计算了在中国生产但通过香港、澳门和台湾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而中国的统计不包括这部分产品。
[6]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资本存量增长中的作用相联系的。有人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可能比国内投资更加具有吸引力。实际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仅仅占到中国总的投资中的一个很小的份额,因此它并不是中国资本存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仅仅在市场改革的早期阶段发挥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作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占总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在1994年达到17%的顶点。自那开始,这一比率一直下降,从2000年起基本上在10%以下,而在2005和2006年仅有6%。
   

原文来源:《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43卷,第1期
译者:张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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