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毛主席对北京市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话，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 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0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160到170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一九七0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0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 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都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都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讲话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 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同志讲话： 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 江青同志讲话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来源：根据群众组织出版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中册 一九七0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一九七0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0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1968年3月24日、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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