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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冀南发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从1958年开始，由于工作上“左”的错误、持续的天灾和前苏联政府逼债，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为纠正错误、扭转局面，1961年春，在毛泽东的亲自率领下，中央领导分赴全国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风尘仆仆地来到革命老区—河北武安的伯延公社，与这里的广大农民一起生活了四个昼夜。在充分掌握时弊和民意以后，周恩来马上与毛泽东长时间通话，当即做出了取消大食堂及其他政策调整的决定。由此，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民分户吃饭的公社。

　　编导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们不事戏说、不搞“穿越”，除为强化戏剧冲突而进行必要的艺术整合和虚构以外，其认识内容基本上取自真实的历史故事。如张二廷勇敢站出来揭露矛盾、倾诉民情，周恩来要替张二廷抚养幼子等等都有根有据，而且至今仍在伯延百姓中口口相传。人民领袖题材的创作与其他历史题材的创作不同。它不但要反映历史本质的真实，而且还要反映历史事件主体的真实。如若不然，就有可能在艺术接受以至其他方面产生连锁性的不良后果。

　　影片的风格是朴素的，朴素得一如周恩来的作风和广大农民的气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艺术自觉，影片不但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氛围，而且深入到了人物内心的深处。尤其是主演孙维民的本色而细腻的表演，把人民总理的性格特征演绎得格外婉曲有致、感动人意。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插红薯秧时，胜德媳妇送来一飘清水，但又热又渴的周恩来却把大部分水倒进桶里，自己只喝了一点点，因为事先他已知道：这水是胜德跑了十几里山路挑来的。这里没有解释、没有表白，只有一个细小的动作，然而却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民领袖对人民的那种真挚深沉、体贴入微的大爱!

　　所有这些努力，都服务于一个崇高的意旨，即历史地艺术地诠释我们的党群关系到底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从影片中我们看到：在我们党一边，所思所虑是如何纠正错误、改善民生、振奋民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尽管遭受了苦难，但对党的信赖和热爱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即使是那位掩盖真情、犯了错误的郭主任，其动机也是为了不让毛主席上火、不让周总理操心，不给国家建设大局添乱。这就是在共同价值目标基础上的相知和相通，这就是血肉相依、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有了这样的人民，我们党永远不会绝望;有了这样的党，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绝望;有了这样的党群关系，什么错误我们都能纠正，多么大的困难都不能把我们压倒!

　　看这部影片，我不禁想起著名作家梁晓声记录的一段往事。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他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谈话。那位司机师傅告诉晓声：他和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学习研究小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弄清了人民领袖与政客的区别。其标尺就是要看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真假。政客也往往作出亲民的样子，但那是表演出来的，他们心里永远不可能真的有人民群众，他们也永远不可能真的赢得人民群众的心，而人民领袖则完全相反。讲到这里，那位司机师傅动情地说：我是邢台人。1966年邢台地震，周总理赶到现场，当时我和父亲都在。总理的第一句就是：知道这里地震，毛主席哭了，说着总理也哭了，接着全场的老百姓都哭了。那真是一种真情的交融和共振啊!我就是凭这种经历再加上大家的学习、思考，才明白政客与人民领袖的区别的。可以说，这部影片与那位司机师傅的谈话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形式。其间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近年来，人们都在议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当然要改，但只能朝着恢复、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方向改。如果我们朝着多党制的方向改，必然是数不清的政客招摇于市，必然要招致亡党、殃民、祸国的灾难。

　　*该片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电影制片厂、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春秋四海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