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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戚本禹回忆录：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打印本页]

作者: z2z2 时间: 2016-7-6 10:41:03 标题: 戚本禹回忆录：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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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14.1 三年困难期中央政策坚持集体路线方向不变

　　在大跃进之后的整个三年困难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都是非常激烈的，核心是农村怎么搞，是退回去搞单干，还是继续走集体道路?毛主席始终坚持集体道路的方向不能变。从 1959 年开始，他就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考虑是不是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提出过，但他没有说是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 1959 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自郑州会议开始的反左、纠左方向是对的，一直到庐山会议前半截，纠左、反左的效果也是好的。可惜庐山会议上，一直主张单干的彭德怀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反左成果，出来打横炮，严重干扰了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截就变成反右倾了。刘少奇左右摇摆，在大跃进之前是反对集体、主张单干的，美其名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大跃进中却又变得比谁都左，好像就他一个人有共产主义理想，结果搞出共产风、浮夸风，让彭德怀抓住了辫子。毛主席前后一致，都是坚持搞集体的，庐山会议上当然是要保当时是搞集体的刘少奇了。彭德怀的横炮作用非常坏。庐山会议后很多地方那些说真话、说老实话的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打成了“反革命”，农村又出现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些东西，伴随而出现的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像我在二七机车厂看到的那样，很多地方的党委书记，甚至党支部书记变成了土皇帝、土霸王，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权力，大搞权力腐败，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人家反党。所以，1960 年成了最困难的一年。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之风，说要让 1961 年成为调查年，还责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小组，下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搞农村情况调查。我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带领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的干部去了二七机车厂。1961 年 3 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三南会议”(西南、中南、华南)，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后来一般说的“60 条”。“60条”宣讲到农村之后，农村情况就开始大大改观。1961 年对于走什么道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有的地方，如安徽曾希圣已经在搞单干试点。毛主席不反对个别偏远地方搞责任田试点，但对于包产到户是明确表态：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曾希圣他们要搞，主席也不好一下子彻底否定，否则就是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说你们实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1961 年秋，已经到农村调查过的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基本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之前的初级社，一般是 20 到 30 户人家。

　　1961 年过去了，三年困难期实际也就过去了。1961 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抓下，中央政策实际是已经退了三大步：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食堂和供给制、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这三步都是对 1958 年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大二公”的大胆的修正，但全党的思想却还是统一在集体道路方向。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平均主义”。这都是不对的，都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废除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我国农村在 1962-1966 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 260 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 600 万担。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查到材料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在 1962 年初的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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