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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田：从长江防洪看水利治理存在的难题（2） [打印本页]

作者: z2z2 时间: 2016-8-7 08:00:40 标题: 老田：从长江防洪看水利治理存在的难题（2）

从长江防洪看水利治理存在的难题
——兼谈三十多年来“政治不认同”对于认识塑造的优先性（2）

老田

二、长江洪水风险体现全局性的人地关系紧张

长江洪水风险属于全局性的问题，而非局部操作失误所致。

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16万平方公里，而四十年一遇洪水线以下面积11万平方公里，长江洪水风险由此显得极为严重，其中长江洪水风险威胁最大的是湖北的荆江河段。

长江洪水风险还被两个因素所放大，一是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的增加，二是相应的“防护投入不足”，这两者的后果是一致的：同等洪水风险条件下的损失都会加大。

换言之，长江洪水风险中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整体的人地关系紧张导致无法放弃洪水风险较高的土地，这意味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二是人口和财富密度增大导致同等洪水风险下的损失上升，这意味着风险损失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三是与风险损失相匹配的保险费投入不足（防洪工程停滞了近三十年之久）。

企图通过所谓的“退田环湖”政策，让地于洪水来缓解防洪风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这个幻想的依据是：全局性问题只需要局部措施就能够彻底解决。与这个幻想紧密相关的是，三十年来洪水威胁之下的人口和财富密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有效的防洪工程投入却严重不足，这导致每一次长江洪水到来时，都会出现一次宣传上“虐心运动”--集中报道各种生命财产受威胁时期所谓的“正能量现象”，以此掩盖或者歪曲三十年来防洪所需的投入不足问题。

三、普遍性的政治不认同对于洪水风险认识的根本性歪曲

应该说，中国存在着普遍的政治不认同，从时间顺序上看，精英群体中间的政治不认同，是胡耀邦等人培植出来之后，后续出现了自发的扩张；而民众中间的不认同现象，则较为复杂，大体上与中国三十年来的阶级对立程度上升呈现正相关关系--很多民众本能地愿意相信老爷们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精英和民众之间的政治不认同，催生了一个奇特的传播学现象：凡属说政府坏话的，都有人乐意听，反过来，也有人乐意说。这种舆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基于政治不认同所产生的“正反馈现象”，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蔚为大观，已经成为最突出的舆论现象，在每一个重大事件和场合，都会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舆论现象。

在晚清和民国年间，长江水患之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党执政之后，依仗战争期间训练出来的民众组织能力，把中国农村海量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这一最紧迫的防洪目标，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就。湖北省作为“千湖之省”，旧时期许多湖泊的存在，并不是自然条件下降雨补给的，而是由于江汉堤防单薄频繁的溃口所致，武汉周边的多数湖泊就是如此。1949年之前，在汉口姑嫂树上船可以一路撑到孝感，武昌在花山上船，可以直接坐到达长江大桥附近的汉阳门，整个武汉市区都被湖区所严重分割，而这些湖泊主要是由江河溃口而补给形成的。在江河堤防取得了决定性进步的条件下，相当多的湖泊失去了水源补给，成了陆地，一时间出现了“人进水退”的现象，这其实就是胡耀邦等人宣传“围湖造田”的主要依据所在--水面减少的同时耕地增加了。

湖北省很多湖泊的消失，不是局部的“围湖造田”行为所致，而是恰好反过来，是宏观的江河防洪工程取得进展之后，过高的洪水威胁受到防洪工程抑制的结果。老田的老家蕲春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明清以降，县内滨江小平原上形成了很多圩垸，这个时期的现象倒是符合胡耀邦等人所说的“围湖造田”逻辑--每个小的圩垸都是独立地与外部的湖区和洪水相隔离的；等到毛时代水利事业兴起之后，对洪水风险的全流域治理成为首要目标，而各种局部治理方案都靠后了，这些旧时代的圩垸在1970年代的“第二期农业学大寨”过程中间，被彻底平毁，圩垸集中的三渡公社，把几百年来“围湖造田”形成的圩垸平毁之后，规划修建了“五纵七横”的道路网和渠道网；自此之后，县城附近历史形成的所谓“四十八围、七十二畈”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毛时代的湖面减少不是因为围湖，而是因为减少了江河溃口所致，不仅如此，传统上的“围湖造田”事业，在毛时代都彻底丧失了合理性，连各种圩垸的遗迹都在消灭之列--围垸所占用的土地是彻头彻尾的浪费。

从历史和现实的依据看，胡耀邦等人宣传毛时代“围湖造田破坏环境”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换句话说，毛时代防洪事业的进步，并不是因为局部利益最大化逻辑之下的“围湖造田”，而是全流域洪水防范方面的进步，这是一种宏观进步而不是微观进步，而且，由于宏观防洪事业进步的可靠性很高，微观防洪事业的必要性急剧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蕲春县把历史上几百年围湖造田事业的成绩，一概抹杀而毫不顾惜，因为，此后的防洪事业不再需要依赖局部防洪工程了。

在胡耀邦等人的宣传热潮之后，后续跟进的精英们，则属于“逆向种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这些精英敌视防洪事业的进步和民众生存权的改进，并以此与毛泽东进行争论：民众不仅不是历史进步的力量和历史创造者，还是破坏环境的主力军，就算只是种种田其后果也是破坏性的。当然，精英们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也不是没有一点学术上的依据：要是中国人口低于2.5亿的适度人口数量，肯定就不会出现人地关系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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