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边疆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和谐的一段时期
野草君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1578101/answer/3197771292
码论文之余随手写几句。
包括帽子姐@托卡马克之冠在内，不少知友都对这句话非常反感，认为左派过去的民族实践几可谓失败透顶，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乃至需要民族主义救场。
不过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在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了将近20年，身边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朋友的汉族人，也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相关史料的研究生，以我或许依然不充分的切身体验和阅读经历看，在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学者、百姓的讲述中，前三十年的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和谐的一段时间，没有之一。举个或许并不恰当的例子，在那段时期，不少维族、哈萨克族青年男女亦欣然接受跨族群婚姻，不觉得这有什么。新疆社科院的李晓霞研究院专门做了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章中提到不少案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族际通婚率开始波动下降。
推荐看看，需要的可以留言发电子版。
再举个例子，前三十年的民族实践在基层社区塑造了一种相当融洽的跨族群情感纽带。邻里之间往往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既有无神论，也有信佛的，也有穆斯林，中午汉族学生可以去回族阿姨家蹭饭，下午维族小姑娘也可以去不远处的汉族姐姐解决一顿晚餐，大家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倒是后来，特别是21世纪某个事件发生后，族群间隔阂确实在悄然间产生了。当然这几年来又有了调整的趋势，但未来究竟通向何方，还仍有待观察。
“阶级观”指导下民族实践究竟怎么样，究竟取得了几分成果，又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与其任由自己的情绪喷涌，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陷入低谷就一口气否定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的全部价值，因自己的个别经历便推而广之、一概而论，不如听听、看看经历过这段历史时期的那批人怎么说，不如多去看看相关的回忆录、调查记录，只要有心，相关资料不难找见。
有些人一看到“ 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就自动将“阶级矛盾”理解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与被统治、剥削的少数民族间的矛盾，可它还有一种意思需要被注意到，那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自身阶级矛盾的外化。简言之，“阶级论”指导下的民族实践当中，一个尤为要紧的地方在于它注意到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并就此制定对应的政策。因为一个一再出现的事实是，他们内部的奴隶主、地主、巴依老爷和一部分阿訇们，为了转移矛盾，便将底层少数民族的怒火转移到了汉族上，宣称是后者夺取了他们的资源，带来了他们的苦难，久而久之汉族的形象自然发生变化，民族矛盾也自然会产生。反过来也是如此。
当批判阶级论以及就此指导下的民族实践时，有没想过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更为有力的工具，能够弥合族群间冲突呢？
民族主义？美国式的“大熔炉”？你如果想经常体验“黑命贵”那我没意见。
历史已经证明，当“阶级”话语全面退场，“民族”旗帜陡然升起后，它不仅意味着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必然意味着竞争者的出现。它在内地汉族社群以“河殇”、“中国不高兴”等各种彼此间充满张力的面目出现，在民族边疆地区则体现为各种各样的“三股势力”。
当然，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阶级论指导下的民族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不少成果，背后是有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相支撑的，它保证了不同区域、族群间相对均衡的发展水平。
至于未来，我们的民族政策向何处去，自然需要新思路、新方案，但它可能还得建立在对既往经验的系统整理上，既包括教训，也包括成绩。无论如何，将过去的实践一棒子打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除非你只是想看热闹，而我们多数人都身在局中，它的最终走向，关乎我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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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在评论区说了什么，多数评论都被删了。
@君山银针说“反对，前30年鸡尾那边的XX可一点都不少” 。相信不少朋友也这么看，借此再多说几句。
首先，此话不假，确实前30年不唯独鸡尾那里，其他少民集中地方也有不少反面案例。
第二，可都有，不代表都一样多，仅以鸡尾那里来看，前三十年的远少于后来。
第三，看到那时也存在反例仅是思考的开始，远不是终点。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与少部分反例的出现相比，更重要的是群众对这些现象的态度，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手头暂无纸质本材料，无法拍照上传，可我确实在不止一本材料当中看到过类似案件，当鸡尾或者Tibet的个别少数民族想要搞事时，结果被家中亲友给举报了，理由是成了“人民的敌人”，“破坏wen-ge”。毛教员在西藏牧民心中，是神佛一般的存在。他们真相信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简言之，阶级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内部的受压迫、被剥削者。分得了土地、学会了技能、改变了生活的他们，愿意为了保卫他们的新生活，去和本“民族”的少部分人去作斗争，即便是亲人。
这些情形，是如今在一部分人脑子里或笔杆下盛行的“民族主义”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最多不过说一句意识形态哄骗无辜群众罢了。可谁又比谁聪明，谁又比谁高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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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评论了啥，多数都被删了。可能这条回答也未必能留多久吧。趁着还在，多说几句。
从头过了遍这条问题下的一些高赞回答，真是把目前一部分人的面目暴露的一清二楚。一边嘲笑“左壬”，将阶级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批评的一无是处，另一边又提出了什么呢？顶好的，也不过是提出了民族主义。帽子姐@托卡马克之冠这篇就是典型例子。
你说“有哪一场民族冲突最终是以阶级方式解决的？”然后举了“同治回乱”的例子，举了二战盖世太保的例子，举了两伊战争的例子。你是欺负人不读书，还是就是和一部分不读书并欣然自得的一起圈地自萌？亦或者你自己也不读书？
首先说民族主义。100年前国民党就在讲民族主义了，结果怎么样呢？民族问题很好的解决了吗？西北“三马”称霸一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泛突厥主义之所以兴起，更与国民党扶持的艾沙等人脱不开关系，参考社科院潘贵平老师的文章。能查知网的可以看看下面这篇，而这只是三四十年代“国族建构”、“民族主义”大旗下，族群冲突的一例。可与上面这批人所想的不同的是，这次冲突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不同族群彼此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族群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抗本族群和他族群的剥削者，TG在此过程中出力不少。
再比如你说“有哪一场民族冲突最终是以阶级方式解决的？”如果你平常不看书，至少读过中学吧。中学历史课本里吐蕃与中原多少战争，西域各族群亦然，历史书上并不少见，就算到了民国也是如此。可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边疆民族地区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民族问题就是大为减少，族群关系就是融洽了许多。有过边疆民族地区生活经验的老人，多数是这个看法。给原本隔阂不少的中原与边疆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乃至和谐，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功绩之一？？？
再比如同治回乱，是不是只知道白彦虎？白彦虎只是当时诸多回族军队领袖之一，因后来跑到哈萨克斯坦而名声大噪。在动乱早起，南方来的太平军和西北回民军队是一块作战的，回民军也不尽是杀汉人，也有反例。当然，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有兴趣的可以看马长寿这本调查文集，1950年代初搞得，采访了不少经历过这件事的老人，相当有价值。另外，“同治回乱”那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了也没几年，你搁这用来举例子证明阶级论没用，这不是耍流氓吗？？
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能既要又要。不能一边暗戳戳地搞大汉族主义，一边又一幅伟光正的面孔，还要让人家忍气吞声。
泼脏水、奚落人谁不会啊。批评“左壬”多简单啊。可如果这样，知乎也就太低级了。还是希望还是多关注些现实问题，多读读书。如果你不同意阶级论，那请你批到实处，更希望提出点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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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想再发，结果一看自己在帽子姐这篇下面的回复也被自动删了。就放在这里吧。她说70年代后民族主义在左翼政治实践中全面退潮，这句实在是无力吐槽，贴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一段话：
帽子姐的回答
下面截图出自《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正文第一页，70年代前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多次冲突，多以民族主义为大旗，这被他视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次转型”，概括起来就是民族主义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了国际主义。不仅是他，关注真实历史的学者们多是这个看法。她们不看书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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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书和文章的电子版都有，想要的朋友请私信。
民族问题不比其他，还是希望我们一起多读书，多做调查，多说有依据的话！
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民族矛盾，只有民族主义才是有效的政治实践
托卡马克之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1578101/answer/3197642659
那请问有哪一场民族冲突最终是以阶级方式解决的？
同治回乱的时候，你去和白彦虎说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你看他砍不砍你的头就完事了，二战的时候你去和盖世太保说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你看他让不让你进毒气室就完事了，两伊战争的时候你和手挽着手趟地雷的波斯人说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你看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的教士枪不枪毙你就完事了。
既然你这武功如此天下第一，如此鬼神莫测，那咋一上擂台就窜稀呢？
评价一项意识形态的优劣，不是以理论建设的复杂和形式逻辑的完备为标准的，而是要看其是否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实践，是否能实现有效的制度建设。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真是绝世武功，就在擂台上见真章，左人不是最喜欢说世界是物质的吗？那你物质一个给我看看啊？
左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那套功法的天下第一从来就只存在于嘴皮子上，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有效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建立在左人的意识形态之上，凡是完全建立在左人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就没有不失败的，每一次左人逼逼赖赖说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然后在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还是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者出面救场，这种历史笑剧已经上演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左人是一点记性都不长。
所以最令人惊讶的是，左人是怎么做到几十年如一日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吃着民族主义的饭，砸着民族主义的锅。
民族主义作为左人历次政治实践的天使投资人，最后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左人无数次的背叛和蔑视。
所以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自从民族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从左人的政治实践中全面撤资后，左人就不断的从一个失败走向下一个失败，然后在失败中变的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小众，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如今这个奇形怪状的样子。
左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实践遗产在掌握巨大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纷纷倾覆，现如今，左人除了口头上的垂死挣扎外，还剩下啥？反而是左人的意识形态对手在实践领域大行其道。
我都用不着和那些强势的意识形态做对比，拿资本主义这类优胜选手来做对比太欺负人了，拿个弱一点的——伊斯兰教的理论相比左人要简单的多吧？但人家真的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先不提这种影响是好是坏，起码人家上了擂台，打出了成绩，他们对现实的影响力是左人拍马不能及的。
左人天天自诩先进，完善，严密，结果是跟传武大师一样，不敢上擂台，一上擂台就鼻青脸肿，全身上下嘴最硬。
上不了擂台的武功，是死武功。
因此，对付左人，根本用不着去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这是他们仅存的自留地了，和左人在一两个话题上纠缠没什么意义，直击本源，釜底抽薪即可。
一切民族问题都是阶级问题
风雷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1578101/answer/3199097287
一切民族问题都是阶级问题，本质在于两个民族的受压迫人民他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反之他们在推翻压迫上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以西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民国时期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度，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构成西藏的三大领主，垄断几乎一切生产资料，操控西藏经济命脉。官家直接掌握大量庄园，并将土地交付农奴耕种收租，租子作为官吏的俸禄。贵族是以前的封建王朝敕封的领主。大的贵族占有数十个庄园、牧场，并占有数万农奴；小贵族也至少占有数个庄园、牧场，占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的农奴。高级僧侣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比如在1959年前，西藏有各级活佛500多人，这些活佛不仅占有大量领地，拥有大量农奴，还有各种封爵封号。
三大领主加上他们的核心家臣（代理人），构成了西藏的统治阶级，他们仅占人口的5%。农奴占西藏人口的95%。农奴内部还分为差巴、堆穷、朗生三个典型的阶层。差巴经济地位相对较好，堆穷次之，朗生世代为奴。
领主对农奴的盘剥非常严苛。主要的盘剥受到有如下几种：
（1）高额的赋税。土地产出中，约有75%的产出被领主掠夺。
（2）高利贷。封建时期高利贷是封建地主盘剥依附农的重要手段。西藏农奴中负债人数超过人口的90%。高利贷利息很高，一般在50%以上，部分超过100%。
（3）其他盘剥。比如婚丧嫁娶的摇椅盘剥。
农奴生活非常悲惨。他们没日没夜的劳动，稍有反抗就有生命危险。在贵族眼里，农奴就是会说话的牲口，任由他们驱使、鞭打。农奴在路上遇到贵族不让路，就会被贵族毒打。贵族惩罚农奴，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就算农奴千依百顺，但只要遇到贵族心情不好，也可能被抽打。西藏有一种特殊的工艺品，叫做人皮唐卡，把奴隶的皮从身上活剥下来，绘上“美丽”的图案，制作成延展性很强的“艺术品”。
由于历史原因，在西藏和平解放后（1951年）我们暂不实行土改政策，而是集中力量开展爱国反帝运动，并且积极帮助西藏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和民生设施，比如修桥、修路、修学校、修医院等等。
1959年平定西藏叛乱后，按中央指示我党在西藏充分发动群众，迅速推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1）没收叛乱领主的全部财产，视情况分给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者，当时的政策是“谁种谁收”、“谁放牧归谁”。
（2）发动农奴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减租减息。
（3）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划分阶级并全部充分土地。叛乱领主的土地无偿没收，没有叛乱的领主政府出钱赎买生产资料，所有生产资料均分配给人民。
（4）成立各种委员会，保障翻身农奴能够当家作主。比如，僧侣阶层曾是西藏封建势力的支柱之一，他们依靠政教合一的方式长期宣传封建思想、压迫农奴。这些人在民主改革之初虽然受到冲击，但是淫威犹存。很多翻身农奴看到这些曾经的活佛，还是战战兢兢话不敢说。为了让翻身农奴彻底当家作主，我党领导农奴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上层僧侣专政。
为了彻底解决西藏的民族问题，我党按毛主席指示，从曾经的农奴中培养了大量的民族干部。这些干部昨天还是大字不识一个，被封建领主肆意鞭打的农奴，今天就是受到人民尊敬的真正的人民公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被压迫的农奴现今成了当家人。翻身的藏族人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产热情，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由衷地拥护，他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解放初期，亲帝国主义的西藏封建势力，还能靠欺瞒哄骗和鬼蜮伎俩，制造藏族和汉族的矛盾，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现在呢？人民翻身了，藏独势力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谁他妈跟你去藏独！难不成还要让我们重新回到被你奴役的日子！在这里，民族矛盾被解决了，汉族的苦命人和藏族的苦命人本就是一家人，汉族的苦命人推翻了压迫，就去帮助藏族的苦命人团结起来推翻压迫。底层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根本的利益冲突，和汉族的苦命人对立的不是藏族，而是一切压迫苦命人的剥削阶级。
“在当时”，藏人对汉人普遍友好，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家庭的新公民。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矛盾的根源就是阶级矛盾，当阶级矛盾解决后，民族矛盾没有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也就随之解决了。
改革开发后，民族政策随着阶级政策的变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落实政策，平反部分贵族和农奴主，将没收的部分财产退赔。同时，提前释放参与叛乱的服刑领主，对已经释放但尚被监管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
其次，在海外流亡的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先后派出三批代表团到西藏。
再次，要求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因此必须要做好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团结工作。大批被打倒的领主和僧侣重新被请了回来，进入人大、政协、佛教协会，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各种民族学校。农奴出身的干部非常不理解，以前被打倒的人，为什么又被请回来了。但是，他们不理解也没用，因为他们本身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了，知识干部成了新时代干部的主体。
紧接着而来的是贫富分化。改开后贫富分化迅速扩大，新产生的资本家和以前封建领主（被落实政策的人）勾结在一起，再次成了骑在藏民头上的人。一切都变了。以前，我们带着受压迫的农奴打倒了压迫他们的人，现在却在给这些人落实政策，在为资本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宗教也回来了。80年代初期，西藏僧侣1200余人，宗教场所仅数十个；80年代末期，西藏僧侣40000余人，宗教场所1300余个。六七十年代的藏民信共产党，不信宗教。信宗教没用，宗教没有给他们带来解放，是共产党带着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八十年代的藏民又开始信奉宗教，当人们无法在现实中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宗教就成了他们的皈依。达赖喇嘛说，“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个寺，等于控制一个地区”。
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藏独新的社会基础。他们把贫富分化归结为汉人的掠夺，把藏民的贫穷归结为汉人的压迫，一句话，他们把重新出现的阶级问题归结为曾经被解决了的民族问题。然而，汉族的资本家和藏族的资本家，哪一个更高尚，哪一个更卑劣？从这个角度来说，阶级矛盾又成了民族矛盾的社会基础，当阶级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民族矛盾就获得了重新滋生的土壤。
所以，一切民族矛盾说到底都是阶级矛盾，是科学的判断，你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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