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九二年

　　東歐官僚政權的覆亡以及蘇聯的解體，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這些政權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裏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的問題。

　　現實的發展無情地批駁了大多數現有的理論。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爾尼洛斯·卡斯托裏亞迪思那樣的假左派壹致認為，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政權是所謂的“極權主義”。也就是說，它們是不能夠從內部被摧毀的，並且能夠無限期地自我再生產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發生的壹切壹舉推翻了這壹理論；另壹方面，像保羅·斯威齊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壹種已經存在了70年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是“過渡性”的。但是，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徹底垮臺了呢？還能說這種社會制度不是過渡性的嗎？

　　現在在東歐和前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已經提上了日程。這也恰恰是國際和國內各派社會和政治力量對目前事態的看法。那些認為蘇聯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人很難回答這樣壹個問題；如果這些國家已經實行了資本主義，那麽還談何資本主義復辟？僅僅是辯稱國家資本主義不同於私人資本主義是沒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別是屬於質的差別，那麽為什麽要將二者都稱為資本主義？如果二者的差別僅僅是量的差別，因而從壹者向另壹者的轉化僅僅是次要的變化，那又怎樣解釋這壹變化在東歐各國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價值規律在經濟生活中是不是占統治地位，這決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在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波蘭和匈牙利正在進行的從壹種社會制度向另壹種社會制度的過渡，也恰恰是圍繞著這個問題。

　　至於那些認為官僚集團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的人，在東歐的壹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無所適從了。壹個主動將自己瓦解的“階級”，壹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自動放棄大部分權力的“階級”——在波蘭和匈牙利甚至沒有任何來自革命群眾運動的壓力，會是壹個什麽樣的新的“統治階級”呢？壹個僅僅存在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就再也不能再生產其自身統治的“統治階級”？壹個沒有獨特的社會剩余產品占有方式的“統治階級”？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團、工人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之間的三角鬥爭，就不能夠真正認識1923年以後的蘇聯歷史。無論是在1928—1933年的危機中，還是在1941—1942年的危機中斯大林都沒有復辟資本主義；1947—1948年他也沒有在東歐保存資本主義。

　　仿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官僚集團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蠻的手段，既沒有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也沒有復辟資本主義。而是維護和發展它自身的權力與特權。雖然它並不具備壹個統治階級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行使其經濟職能，但是它確實是壹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集團，因而能夠在不受革命群眾運動直接挑戰的情況下維護其自身的存在。其權力的真正歷史基礎則是獨立群眾活動的衰落與消失。只要這壹條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就能夠保持。

　　從歷史的角度看，蘇聯官僚集團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蘇聯所施加的壓力的傳送帶，但這並不等於說，在整個的過渡時期裏，官僚集團在每壹次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都是按照國際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行事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裏面沒有任何為官僚集團辮護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團在歷史的各個時期（在它削弱了蘇聯和蘇聯無產階級的力量以後）對於資產階級和親資產階級勢力所進行的打擊，從來都是伴隨著對於工人和農民的更加沈重的打擊。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損失和犧牲，從長遠來說，削弱了群眾的力量，也削弱了國家，從而使壹切建設無階級社會所需的新生因素都無從產生。從整體上看，官僚集團在世界歷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和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在過去幾年裏經受住了巨大動蕩的考驗。蘇聯社會是壹個後資本主義社會。壹方面由於被切斷了與發達工業國家的聯系，另壹方面又由於官僚主義專政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所以蘇聯社會滯留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前進到社會主義——如果官僚集團的權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話。除此以外再沒有另外壹種前後壹貫的關於蘇聯社臺及其官僚主義專政的解釋。

　　東歐政權為什麽會垮臺呢？我們可以明確地回答；是由於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是由於這個集團政治基礎的瓦解。問題不在於掌握權力的人腐化變質了或是受了錯誤思想的影響，而在於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書所要分析的就是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蘇聯社會的統治集團是壹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這壹觀點指導著我們對於蘇聯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與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前與之後，在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之前與之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勢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同壹社會集團的不同的統治形式。同樣的，德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通過不同的政治形式進行統治的——在1880年是通過俾斯麥，在1900年是通過西澤二世，在1920年是通過魏瑪共和國，在1935年是通過納粹，在1948年以來又是通過聯邦共和國。

　　不僅如此，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勝過了1930—1939年，也勝過了70年代後期。官僚集團內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會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抑或是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又與後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團內部矛盾的增長和尖銳化加速了蘇聯社會和蘇聯國家的解體。

　　我們說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官僚集團的分析是唯壹經受住現實發展考驗的分析，但這並不等於說革命馬克思主義給每壹個問題都準備了現成的答案，完全不是這樣。當我們試圖認識蘇聯社會的過渡，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質時，我們所關註的主要是這壹社會集團是怎樣產生的，它的權力和特權為什麽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今天的問題卻是，這個社會集團是怎樣衰落的，又是怎樣瓦解的？關於衰落的辯證法不同於關於產生和發展的辯證法。這裏要強調兩個問題。

　　世界資產階級與蘇聯官僚集團在30年代的力量對比（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不同於它們在今天的力量對比。在斯大林主義的上升時期，特別是在1928年以後，官僚集團就像突然發跡的暴發戶壹樣。即使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後，他仍然有足夠的自信向美國資產階級宣告；“我們將埋葬妳們。”但是在今天，蘇聯官僚集團［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國官僚層壹樣）。——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是處於壹個與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對比關系不斷惡化的世界環境中。它不僅深刻地認識到了這種惡化，而且甚至還在主觀上誇大這種惡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壹切當年那種暴發戶式的張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無論是在主觀上，還是在客觀上，它在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前都已經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內部，相當壹部分勢力已經準備與國際資產階級相勾結了。

　　另壹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國力量的加強，革命運動的蔓延以及蘇聯官僚集團的犯罪行徑的變本加厲，所以出現了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結盟的局面。這與l929—1945年間帝國主義內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但是這種競爭是在不破壞共同結盟的前提下進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場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條件，但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壹直存在著壹個統壹的世界市場，這種幻想便受到了無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條件下，以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義專政只是壹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有可能由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實現。如果考慮到無產階級、官僚集團和親復辟勢力之間在客觀上的力量對比關系，那麽在俄羅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於在羅馬尼亞和波蘭，工人階級都是有很大力量。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正在被動員起來，他們的活動在增長，但是，要進行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階級還必須具備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和自我組織能力，有能力擔當政治上的領導力量，明確地提出工人階級在權力方面的要求。這些條件，現在在東歐各國還不存在，在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東德，事態的發展進程使我們想起1848年馬克思對法國所作的分析：壹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轉化為壹次社會反革命。在東歐其它國家，復辟勢力已經公開亮相；在蘇聯，他們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被聯邦共和國吞並以外，在其它地方，資本主義的復辟還不能說已經是無可回避的結局。事態的發展正在經歷著經典的三個階段。在經歷了普遍的民主狂歡的第壹階段以後，由於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處於混亂和迷茫的狀態，會出現壹個反革命猖獗的時期。而在第三階段，工人階級，雖然仍然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是開始捍衛他們的直接的物質利益，奮起反對那些公開的復辟勢力，還有由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波蘭日前正在進入這個階段，其它國家或遲或早也要進入這個階段。

　　要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階級處於事實上的瓦解狀態，但是，這樣壹種結果決不是事先註定的。在前蘇聯，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有著世界上最強大、技術水準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階級。這個巨大的社會力量壹旦覺醒，壹旦開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參與政治活動，就必然會引起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歷史進程中最積極的變化，其影響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轉東歐的消極發展。盡管如此，客觀事實是，東歐和蘇聯的工人階級的覺悟仍然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這就給了復辟勢力以可乘之機。

　　我們得承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嚴重低估了斯大林主義和官僚主義專政對工人階級的壹般覺悟所造成的長期的、災難性的影響。這些國家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從他們的生活經驗中認識到，官僚主義專政不能滿足他們對於消費水平和自由的願望。幾十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壹直灌輸說，這些官僚主義政權就是社會主義政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也隨聲附和。因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在這些勞動者看來，似乎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壹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破產。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壹個巨大的意識形態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會就像自然界壹樣是討厭真空的。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從親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到宗教原教旨主義、種族沙文主義和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於是都乘機滲入這些社會並得以大舉擴張。要重新具備奪取和直接運用國家權力所必須的思想覺悟和政治領導能力，也就是說，能夠領導壹次勝利的政治革命，蘇聯和東歐的工人階級就必須經歷壹系列的群眾性的鬥爭，從中學習實際的經驗。宣傳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任何宣傳和教育能夠代替這種經驗。這是群眾的集體覺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繞過這壹長期的和痛苦的過程、尋求某種捷徑的企圖（例如，企圖搞新的包辦替代主義），都只能招致新的災難。

　　在世界範圍內，各種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臨著同樣的壹些問題。為什麽會出現蘇聯和東歐這樣的悲劇？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是什麽？怎樣防止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事業還有沒有前途？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覆亡了，社會主義還能幸存嗎？沒有壹個系統的關於工人官僚的理論，也就是關於從工人階級的組織和工人國家中產生出來的官僚的理論，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這些問題。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問題。

　　官僚集團是壹頭多面怪獸，它既有經濟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發展過程是壹系列政治、戰略抉擇的結果，又在意識形態的自我調整和蛻化的過程中得到反映。它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幹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本書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過程的各個方面。這三章的指導思想，是將官僚集團定義為將原由群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已有的壹個新的社會階層。這是由於，在工人運動和工人國家的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工人因而受到從他們自己當中分化出來的人的管理和統治，受到他們自己的“公仆”的壓迫和剝削。

　　自從2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基本上了解了在蘇聯出現這種壓迫的經濟根源和後果。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這種壓迫的制度根源和後果，左翼反對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則做了權威性的總結。在蘇聯的“公開性”時期又發表了大量有關“蘇維埃熱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增加什麽新的東西。

　　在蘇聯及其同類的國家裏，工人官僚的兩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現在行政權力和貨幣財富的關系中。官僚集團的非資本主義性質體現於這樣壹個事實，那就是它的統治主要不是通過掌握貨幣財富，而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另壹方面，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於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和貨幣財富的影響。而這個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則是體現於如下的事實，即它無法將自己從權力壟斷和貨幣權力相交雜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無法建立起全新的統治機制。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著國家、準國家機構和私有官僚機構不可否認的增長，這壹問題將在第四章中討論。這些現象必須置於階級權力的框架中來理解。在任何地方，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都不曾破壞貨幣財富的統治地位。正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歸根結底是貨幣財富的體現。而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財富歸根結底是附屬於政治權力的。在壹定條件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可能會具備超乎尋常的相對獨立性。這種情況不是為壹些私人貨幣財富的原始積累提供便利，就是成為某些人進入資產階級上層的手段。

　　所謂“世界範圍的官僚化”的說法，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的。這種說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設：大公司對於物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主要機制的控制，因而對全社會的控制不復存在。而事實是，在任何壹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都無從談起。

　　在各種各樣並行的——但並非同壹的——官僚化過程的背後，包括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化、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著兩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即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衰落以後，日益增長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復雜性；以及隨著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客觀上的增長，隨著現存權力結構被破壞、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長，壹切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都迫切要求加強對工人和壹切被統治人民的統治。各種各樣的官僚機構，都是以上兩種社會現象的產物。

　　因此，不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弱小，而恰恰是由於工人階級的相對增強和局部的勝利，才造成了官僚機構得以發展的條件，只要這些勝利還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這些勝利還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局部的失敗。歸根結底，官僚化的現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階級力量對比不穩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無產階級沒有能夠在十月革命之後將革命發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從而將社會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覺控制之下。帝國主義方面也沒有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恢復其統治，沒有能夠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受到決定性的挫敗。這種不穩定、不平衡的狀況，是不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各種官僚機構的命運最終取決於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的結果。

傑瑞米柯賓

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實現新的重大突破，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主義國家和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群眾運動必須要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他們內部的官僚制的影響。至於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則是要靠對這壹現象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分析才能加以說明的。在本書的最後壹章中，對這壹問題有所討論，但總的說來，作者的目的僅僅是要為避免斯大林主義悲劇重演的歷史任務作壹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歸根結底，壹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堅持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只能是取決於現實存在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取決於這個階級根據它自身直接認識到的利益所進行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堅持馬克思的另壹個信念，即正是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才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為新社會的構成要素準備了雛形。［註：英文版此句之後接著：“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著釋放這些構成要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官僚化的過程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它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團結在壹起的藍領的和白領的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以勞動者有能力在物質財富比較豐裕的條件下將社會的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前提。這不是憑空臆測的問題，而是必須根據實際歷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證據來加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對以往的經驗作出如下的總結：確實，到目前為止，勞動者還不能夠長時間地防止他們自身群眾組織的官僚化。但是，在許多國家裏，在壹系列的歷史時刻，勞動者通過群眾性的動員，通過自主活動的極大增長，都曾經使官僚化的傾向受到極大的挑戰。最近兩年在蘇聯，又出現了這樣壹種進程。

　　同樣的，雖然廣大的雇傭勞動者群眾還不曾在任何地方對社會進行長時間的直接管理，但是每當群眾鬥爭高漲的時候，他們在這方面便大有作為。這壹趨勢並沒有停止。有很多跡象表明，在未來的壹個時期，這種趨勢將會進壹步高漲，而不是減退。

　　壹個引人註目的現象是群眾性的議會外運動的增長，這表現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例如：反對戰爭和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反核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女權主義問題、關於實行直接民主的設想、擴大工人權利的要求以及與壹般的“生活質量”相關的壹系列問題。在目前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運動還是彼此不相聯系、局限於個別問題、沒有整體上的政治視野、也不能夠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關於新社會的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納入傳統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裏去。但是，這些運動畢竟表達了勞動者探索另外壹種政治實踐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單純的代議制間接民主，也就是帶有權威主義壓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說公開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我們在今後的壹個時期所面臨的政治抉擇。

　　與這個政治抉擇密切相關的，是社會經濟的趨向：既不要國家專制，也不要市場專制，而是由生產者自己決定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怎樣分配。在那些仍然受著斯大林主義束縛的國家［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China”（比如中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以及那些屏棄了斯大林主義卻沒有找到壹條可行的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壹前景的可能性將不斷增加。這個趨向與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級制度、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勞動過程不符合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會主義的前途、人類自由的前途、人類本身的前途，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取決於能否將現有的各種積極趨勢有意識地、有組織地融合在壹起。

　　本書完成之際，正值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被推翻，舊的官僚秩序已經到處陷入危機。但是當時，莫斯科的八月流產政變尚未發生，蘇聯也還沒有解體。這些後來發生的事件，是本書所分析的各種過程的發展的壹部分，特別是親資本主義勢力、官僚集團和新興的獨立工人運動之間的三角鬥爭的壹部分。

　　工人鬥爭的興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礦工鬥爭），極大地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這些鬥爭尚不具備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備明確的鬥爭目的和政治綱領，因而還不能夠成為壹支與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舊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動權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葉利欽上臺，大肆宣揚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所謂的優越性，這本身就印證了官僚制經濟是壹種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它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退回資本主義。毫無疑問，就眼前來說，俄羅斯政府選擇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舊的三角鬥爭並沒有結束，舊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相當壹部分還殘存著。各種各樣的工人組織在與新政權的各種政策——蓄意制造大規模失業、通貨膨脹泛濫、肢解社會服務體系、私有化等等——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仍然在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發展著。

　　在前蘇聯境內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俄羅斯政府的主觀願望是要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願望並不等於現實。本書所分析的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選擇在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仍然現實地存在著，在其它那些自封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國家的極大膨脹是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主要特征。幾乎所有的人都把蘇聯的經濟制度稱之為“命令經濟”。在近60年的官僚主義專政之下，國家控制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壹個歷史事實。這就首先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國家的物質基礎是什麽？它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有著什麽樣的地位？

　　對於物質匱乏、勞動的社會分工、壹定的社會職能為某壹特殊集團（官僚）所據有，以及國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間的壹般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的：

　　“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國家和階級的消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二者的消亡是壹個同步的過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壹定水平、物質匱乏不復存在和個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在有了這些條件以後，個人就不必再為社會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話說，“社會的公共事務”從此可以由壹切人來管理，而不必再交給壹個特殊的機關。

　　“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的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實際的公共事務。”

　　恩格斯明確地說明，這些“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所有那些在階級社會裏由國家行使的各種職能。國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會本身，不經過任何特殊機關或者官僚機構，來行使這些職能。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1846）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巨大增長”，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根據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裏沒有能夠建成社會主義是由於以下三個物質條件方面的原因：(1)生產力尚未達到充分發展的水平；(2)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的隔離；(3)不得不重新開始爭取滿足物質需要的鬥爭，因而必然導致“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賣的革命》壹書中最清楚地說明了這壹點：

　　“如果國家不是趨於消亡而是越來越專制，如果工人階級的公仆們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機構淩駕於社會之上，這並不是由於什麽偶然的原因，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等，而是由於，只要還不可能保證真正的平等，壹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特權集團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消費對象的匱乏，因而導致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鬥爭。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貨物，顧客隨便什麽時候來都可以；如果貨物不多，顧客就得排隊購物。如果隊排得很長，就有必要任命壹個警察來維持秩序。蘇維埃的官僚機構就是這樣開始出現的。官僚機構‘懂得’誰應該領到貨物，誰必須在後面等待。”

　　國家，作為監督和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將部分社會剩余產品用於積累、軍事事務、執行有關人民生活的各種法令、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等）的機關，而不是從事諸如生產和分配的直接經濟活動，是由壹些特殊機構組成的。這些特殊機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那樣，獨立於社會，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這個意義而言，國家總是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統治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統治；另壹方面，它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統治階級成員的私利。在壹切穩定的階級社會裏，國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私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特別強烈。比如，中央銀行的職能是不能由私人資本家來承擔的，因為他們不可能超越他們的私利。與私人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不同，國家官僚必須遵循壹整套嚴格的、按照等級制方式組織起來的、正規的規章制度，而無論這些規章制度對其執行者來說具有怎樣的直接後果。這些規章制度，只有通過統治階級的集體決定才能加以改變。不遵守規章制度是不符合“遊戲規則”的，會被認為是腐敗或者瀆職。至於軍隊，及其所謂的鐵的“條例”、命令系統和對盲目服從的要求，則可以視為國家官僚制各種特征的誇張而集中的表現。理論上，軍隊是與對私人財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階級社會裏，劫掠和腐敗總是與在軍隊中的升官晉爵結伴而來的。不過，對於這些“出格”的事，統治階級在正常條件下尚能對其有所控制。

　　黑格爾曾經認識到，官僚制的物質基礎事固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這壹見解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黑格爾將此與“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不穩定的收入和不穩定的職位相對照。還有壹點，黑格爾也認識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級性質（也就是通過擢升獲取更多收入的前景）。這樣，我們就發現了官僚的三個獨特的社會支柱，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相區別的社會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會地位並不僅僅是根據它與其周圍的社會階級的差別來定義的。官僚制同時還滲透於“市民社會”之中。當黑格爾誇大和頌揚國家公務員（擁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無私”的特性時，他似乎忘記了，在壹個財富統治的社會裏，金錢的誘惑是不可抵擋的，因而腐敗的誘惑也是不可抵擋的。特別是國家公務員的上層，更是以各種手段想要成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壹部分。可以說，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正在於，在它所處的社會中，貨幣財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財富雖然存在，但是與資產階級社會、封建社會和成熟的奴隸制社會相比，或者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那樣的古代社會相比，這些財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盡管是這樣，在蘇聯，國家並沒有消亡。正相反，國家繼續膨脹，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的獨立力量。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公開為國家的進壹步加強進行辯護（如1986年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蘇聯的官僚化不僅反映了落後的歷史條件，而且也反映了在無階級社會裏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正是為了調節這些矛盾，國家和官僚集團才得以存在並不斷膨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確切的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和官僚制惡心膨脹的原因歸結為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錯誤”。事實恰恰相反，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勝利，以及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必須根據壹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來解釋。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對斯大林主義可以提出如下幾點批判：

　　1．他們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辯護，掩蓋了社會現實，滋長了“虛假意識”。他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欺騙了本國的和世界的工人階級，極大地幫助了國際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們。

　　2．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他們對工人、青年、農民、婦女和少數民族大肆剝削和壓迫，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

　　3．他們的政策在實踐中，不僅沒有將物質短缺和官僚主義劣跡減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進了二者的發展。他們的所作所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利益，而是使這些利益服從於特權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國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當年孟什維克曾經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任何要“跳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企圖都是“主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歸根結底不還是孟什維克正確嗎？俄國革命難道不是壹個歷史錯誤嗎？1945年以來生產力的發展不是證明，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它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潛力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與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幻想相區別。勿庸置疑，俄國當時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直到1924年，這仍然是當時所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盧卡其、葛蘭西、塔爾海默、科爾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個世界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對於這壹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已經作了說明。這在1878年是正確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確了。

　　由工人國家來占有生產資料是壹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不僅取決於當時的壹般物質條件，而且也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條件和主觀條件。根據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經預測到，在帝國主義世界的格局內，像俄國這樣的欠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利用其社會經濟的落後性與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結合的特點，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之前率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傑瑞米柯賓

帝國主義壹方面妨礙著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在落後國家的充分發展（即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另壹方面又妨礙著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在高度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即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充分發展）。正是這兩個方面相結合的局面決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形式，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先從俄國這樣的國家開始，但是只有當革命擴展到工業上比較先進的國家以後，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20世紀的壹切悲劇都可以根據這壹推斷來說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是單純地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向來認為，這才是十月革命的歷史根據。讓我們聽壹聽盧森堡是怎樣說的：

　　“讓德國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們去大喊什麽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扭曲表現吧！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麽這也不過是德國無產階級自身行為——本身便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扭曲表現——的產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服從歷史的規律，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做了壹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所允許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壹切。沒有理由為他們沒有創造奇跡而去責備他們。要求壹個在壹片孤立的國土上進行、被世界大戰消耗的筋疲力盡、被帝國主義所絞殺、又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模範的和毫無缺點的，便是要求奇跡。我們應當做的，是區別布爾什維克政治中本質的和非本質的東西、屬於核心的和各種偶然的錯誤。目前，當我們正面臨著在全世界進行決定性的最後鬥爭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時代的最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關於這壹個或那壹個次要的戰術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關於無產階級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列寧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們在這方面是先行者，他們給全世界無產階級豎立了榜樣。到目前為止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大聲宣告：‘我敢於這樣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戰加劇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以此為起點，連續發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巨大鼓舞，它們構成了壹個真正的世界性進程，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芬蘭也出現了革命勝利的前景。在這個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不斷增長的，盡管靠俄國革命本身還不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國革命是巨大的社會力量相沖突的結果。這種沖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超出了溫和派和所謂的“理性的”自由主義調和派所能控制的範圍。在極端分化的形勢下，問題早已不是要自由主義民主還是要“布爾什維克專政”，而是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極右派、半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專政。烏克蘭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權，在1919年的大屠殺中殺害了10萬猶太人——這是希特勒集中營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還不算是內戰時期最右翼的政治領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經有科爾尼洛夫將軍的流產政變，反革命分子準備引導德國軍隊占領彼得格勒。如果政變成功了，就必然會導致對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大屠殺。只要看看德國軍國主義和曼內海姆壹夥在芬蘭內戰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這壹點。

　　我們不必去猜測如果十月革命不曾發生，那麽人類又會付出什麽樣的代價——那些處心積慮計算革命的代價的歷史學家好像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如果”。我們至少可以看看德國這個悲劇性的例子。1918年德國革命爆發，社會民主黨依靠帝國軍隊和警察——後來成為納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鎮壓了革命。自此開始了壹個逐步的反革命的進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數以千萬計的人喪生。我們可以說，如果191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代價會小得多，而俄國的斯大林主義蛻變及其所帶來的巨大代價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國所走過的道路為參照，歷史的平衡表雄辯地證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於國際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經濟發展“長波”中所表現出來的適應能力，必須提及人類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2000萬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喪生；8000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更多的人死於140次“局部戰爭”、第三世界悲慘的生活狀況和1945年以來的各種技術災難。難道這不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與1914年以前的時期不同，資本主義現在的消極作用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難道人類為世界革命未能實現所付出的代價不是無可比擬的超過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要通過物質匱乏來了解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有必要考慮壹下商品生產的問題。商品生產與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即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認為商品生產並非僅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但是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產品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私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時候，產品才成為商品。從勞動失去其私人性質的那壹刻起，勞動立即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它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割便不再由個人、生產單位或企業的自發決策所決定，而是取決於社會整體的事前決定。商品生產因而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所給予社會的。”

　　所以，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在蘇聯及其類似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決定性地證明了在這些社會中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的完全社會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認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對壹切社會都適用的規律，並具有“自然規律”的效力，但是馬克思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立即補充說：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則說得更加明白：“因此，時間的解決，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勞動量實行有意識、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決定著經濟計劃，這壹觀點決不意味著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因為，商品和價值是勞動量“在生產者背後”以盲目的、無政府的方式進行配置時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價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經排除了生產者決定他們自己的需要，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可能性。

　　蘇聯官僚集團企圖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這最早見於1943年發表於《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中的壹篇著名文章。這篇文章的署名是該雜誌編輯部，實際作者很可能是列昂節夫院士。文章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產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壹件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實際耗費在這件商品的生產中的勞動數量決定的，而是由這件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數量決定的。”如果這壹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就不存在本質區別了。因為商品生產的基本根據，再重述壹遍，就是勞動的私人性質。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認可了這壹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他明確地提出價值規律在蘇聯“存在並且起作用”。東德經濟學家弗裏茨·貝倫斯，壹個比較有頭腦的新斯大林主義理論家，後來企圖以更加精巧的方式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作辯護。在他看來，這是由生產力的絕對發展水平尚不充分、勞動力的私人所有制、生產單位之間日益復雜的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撇開其觀點中那些實用主義的和非科學的成分（“商品——價值關系繼續存在是因為應當和必須利用這些關系來為更有效率的計劃服務”），貝倫斯的觀點無非是承認勞動仍然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勞動。但是，這壹簡單事實不正是說明，我們所談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咬文嚼字罷了，或者幹脆就是經院主義的詭辯，何必用這麽大的精力來關註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些什麽以及怎樣詮釋他們所寫的東西，為什麽不去關註在蘇聯到底實際發生了什麽事情？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問題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對蘇聯和類似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奇跡發展的描述，雖然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於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沒有相應的理論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是不可能的。而這正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我們的地方。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在西方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面帶微笑的鼓勵下，企圖用兩個辦法來推翻上述論證。他們壹方面宣稱，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與商品生產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錯誤；另壹方面，他們又說，兩位導師曾經反復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壹個現成的目標，而是為了消滅“現存狀況”即私有財產而進行的現實運動。這些斷章取義的立場，來自對《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壹段論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釋：

　　“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以及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說明了，消滅“現存狀況”決不是僅僅限於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至少還應該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滅商品生產以及貨幣的逐步消亡（“供求關系的統治也將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範圍內，取消消費品的交換；㈢ 由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對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條件，包括消費品的分配，實行控制；㈣ 人們使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這就排除了與社會相分離的壓迫機關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蘇聯和其他地方，還不存在壹個已經消滅了“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社會主義社會在任何地方都還不存在。

　　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還指責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傾批評家”故意拔高社會主義的標準，以表明蘇聯和其他地方的現實達不到理想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是用“歷史唯心主義”、“規範主義的烏托邦”和“道德主義”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

　　對於這種說法，可以作如下回答：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壹正在於，所有科學範疇（以及“理想”）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產物，而不是來自“錯誤思維”或者邪惡的“反共主義”。在蘇聯以及類似社會，商品、價值和貨幣等範疇能夠繼續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生產社會化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在本質上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生產者還沒有相互自由聯合，還不能夠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因此，私人勞動和私人財產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蘇聯的社會狀況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所以才認為這些社會是“壞的”和非社會主義的。這樣壹種觀點確實是唯心主義的和“規範主義”的，這不是我們的觀點。這些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是因為它們仍然是剝削性的、是極端壓迫性的和造成異化的社會，因為它們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由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既不是唯心主義的臆測，也不是烏托邦的猜想，而是壹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無階級社會的誕生所必不可少客觀條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都還沒有現實地存在過。

　　官僚集團及其辯護士們的說法與之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要求他們這樣做，要求他們掩蓋或者美化在蘇聯存在的不平等、物質特權和權力壟斷。至於國際資產階級，則樂於跟著蘇聯官僚集團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以便讓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會主義”確實是壹個很糟糕的社會。

　　在某些不太有頭腦的人們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壹種說法，那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批評蘇聯社會時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只有在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但是，這些辯護士們忘記了列寧是怎樣毫不含糊地說明了什麽是壹般所說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把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壹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

　　辯護士們還忘記了，在我們已經引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也可以找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這壹定義，他們還忘記了，從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爾以來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都是以這壹定義為基礎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復重申這壹定義。

　　這僅僅是壹個定義問題嗎？當然不是。除非拋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的全部論述，拋棄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形式）和價值規律的分析，否則就無法解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為何會繼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不僅是拋棄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而且是拋棄他關於資本主義以及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的分析。這就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權利”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壹個、也是比較低級的階段）中繼續存在的觀點，決不等於說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還繼續存在。前面引用過的《批判》壹文中的有關論述對此作了清楚的說明。盡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不復存在了，但是“資產階級權利”仍然存在，因為平等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的等量個人勞動，意味著在消費基金中的同等份額。但是因為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需要，並能提供不同數量的勞動，所以有些人能夠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則不能。

　　在蘇聯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馬克思在使用“資產階級權利”壹詞時所說的在消費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說，壹個非熟練的體力勞動者用8小時勞動能夠交換到的消費品數量是X，那麽壹個高級官僚在同樣工作8小時之後，則不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還能得到以實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務，相當於10X或者20X。這種資產階級權利早已超出了馬克思在談論作為共產主義第壹階段的社會主義時所設想的範圍。用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術語來說，這是“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標準”，以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標準”相區別。這本身就已經公然違背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沒有提及“勞動的質量”或者任何類似概念，也違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提出的對這壹問題的看法。至於斯大林主義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所進行的政治討伐，則背離了壹切社會主義傳統，也背離了列寧公開表明過的立場。

　　由於在蘇聯存在著這樣的分配體制，由於商品生產和價值繼續存在，這就決定了在蘇聯社會仍然普遍存在著“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為了升官發財而相互爭鬥，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的冷酷計算以及自私自利、貪圖名利和腐敗等現象，雖然這些現象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嚴重。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或者“西方的影響”，而主要是蘇聯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

傑瑞米柯賓

這裏我們又壹次遇到了物質匱乏的問題。在上壹節中，曾經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來解釋國家和官僚制度的繼續存在以及過度膨脹。分配、法律、權利及權力關系的存在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可能允許的範圍。分配的進行，以及調節分配的方式和機構，歸根結底取決於社會所掌握的產品數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東西被生產出來了。從長遠來看，任何良好的願望、主觀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義的追求，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壹點。只要蘇聯社會仍然處於與西歐、北美和日本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不能夠利用後者的生產潛力，那麽社會主義就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從來都是取決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命運，取決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者失敗——也就是說，取決於世界革命的前途。

　　這就使我們能夠消除另外壹個誤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蘇聯和其他類似國家裏市場關系還繼續存在著，這就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存在，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求“黨”和工人階級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或者實行其他荒謬的“左傾”政策；商品生產和貨幣只能逐漸消亡。商品生產和貨幣關系現在在中國繼續繁榮和發展，而不是趨於消亡，這是壹個在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客觀地分析中國以及類似社會時所要面對的基本事實，但是這不能成為提出不負責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張的根據。在既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下，企圖在壹夜之間“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只會加速現有生產關系的解體，不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利於資本主義復辟。

　　無論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對派所提出的蘇聯經濟和社會改革綱領中，還是在後來蘇聯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綱領中，都沒有主張立即廢除商品生產。正相反，他們主張在社會化生產和計劃制度的範圍內，允許商品生產存在，甚至鼓勵其發展，以便壹方面實現生產力的長期最優化發展，壹方面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兩個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夠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術體系的基礎上來發展生產力，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麽建設社會主義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先生產出來多少鋼、水泥、小汽車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後等到將來的某壹天，生產者們突然（由於什麽奇跡？）成為他們自身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主人。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生產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在促進社會平等以及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中實現工人自治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實現兩者的同步發展。否則的話，生產力發展的各個源泉就會逐步地、壹個接著壹個地枯竭幹涸。

　　因此，盧卡其的下述觀點是非常不恰當的。盧卡其認為，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或者是通過革命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譯者註）以前的處境，也就是說，或者是選擇冒險主義，或者是選擇資本主義。”盧卡其認為，“就這個兩難選擇來說，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從歷史上看是不合適的。就時代的戰略問題來說，斯大林是完全正確的。”

　　這壹對歷史的歪曲是由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團的有關說法。從1923年到1933年，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部與有關論戰相關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證明，這些說法都是不實之詞。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決不是盧卡其所說的上述兩難選擇的犧牲品，而是堅持認為——他們先是反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後來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後，當蘇聯共產黨內部不再有反對派時，則是反對斯大林集團——共產黨人有兩個主要任務，而這兩個主要任務必須同時完成。壹方面，必須加速實現蘇聯的工業化，實行經濟計劃，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化來改組農業和提高農業的技術水平；但是與此同時，還必須在國際方面根據各國內部的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的要求（而不是根據蘇聯在某壹時期的經濟和外交需要）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壹路線既反對投降主義，也反對冒險主義，正如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我們曾經數十次地告誡那些急躁的左傾主義者：不要過分得急於幫助我們。那樣的話，妳們就會毀掉妳們自己，因而最終毀掉我們。要系統地開展為了群眾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以便使之發展為為了爭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我們需要妳們的勝利，但是不需要妳們企圖在不利條件下發動鬥爭。在新經濟政策的幫助下，我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會努力生存下去，我們會繼續前進的。如果妳們能夠積蓄力量，如果妳們善於利用有利條件，那麽妳們就會有機會在正確的時機幫助我們的。”

　　最後，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理論，決不認為工業落後國家的人民不應當努力爭取他們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業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為他們準備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把這些國家從野蠻的歷史遺產的沈重包袱下解放出來的唯壹辦法。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像他們在西方曾經基本上做到過的那樣，把奧吉亞斯的牛圈清洗幹凈（譯者註：希臘神話相傳，奧吉亞斯國王的牛圈中養有3000頭牛，三十年未打掃，後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內清洗幹凈）。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和開始社會主義發展。但是，在這些國家微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是不可能完成這壹進程的；只要階級鬥爭的條件允許，就必須使這壹進程擴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

　　或許有人會問，從以上兩節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即官僚集團是壹個“國家資本家階級”或者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壹問題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麽回事。要說明這種機械論觀點的錯誤，有必要進壹步考察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以及官僚專制主義權力之間充滿矛盾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又須納入到歷史上“依次相繼”的生產方式（借用馬克思的說法）之間的過度社會這個壹般問題中來考察。

　　我們曾經指出，將商品生產的作用僅僅限於資本主義時代的範圍，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交換、交換價值和商品生產，因而價值規律的作用，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與各種小商品生產區別開來的，是商品和價值生產的普遍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普遍地成為商品。盡管資本、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產中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們畢竟不過是萌芽。要使這些萌芽完全成長起來，還必須創造出整整壹系列進壹步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西方以及東方的偉大文明中，這個過程經歷了數千年。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即使到了今天，這壹過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這壹過程，必須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礙。我們在這裏只指出其中壹個障礙，那就是使農民失去對土地——他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條件——的直接支配，並使他們淪為雇用勞動者。這要求在農村進行巨大的財產關系方面的變革——消滅農民在其中擁有事實上的土地使用權的原始農村共同體（無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式，還是“純粹封建主義”的形式），以及廢除奴隸制種植園和土地的國家所有制。

　　這還要求在鄉村和城鎮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其他變革。即使在先進的西歐地區，由於這壹進程發展緩慢，所以小商品生產以及基本上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曾經在很長壹段時間裏與逐步形成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同存在。在這壹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商品生產與單純的使用價值生產曾經雜交共存。價值規律以這壹過渡社會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產領域起作用，但是在各個村莊內部，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價值規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個生活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農民，壹個生活在18世紀的中國或印度農民，或者壹個生活在19世紀的墨西哥或非洲農民，不會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而改變其生產的數量和品種，因為他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賦稅、戰爭和饑荒有時會大大減少壹個農民生產的全部使用價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額，但是這並不能把壹個農民改造為依賴於市場的，即依賴於價值規律的商品生產者。要做到這壹點，村莊內部的財產關系必須發生變化——這裏指的是經濟意義上的而非單純法律意義上的財產關系，必須使農民在事實上與土地分離開來。

　　不妨說，像這樣的混合型社會，其特點便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統治地位。社會現有生產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配置，主要是由習慣和傳統、農民的需要和消費習慣、生產技術、相互交往的組織形式，以及國家強制實行的征調等所決定的。馬克思關於這種社會狀況的分析是眾所周知的。

　　這種混合型的生產關系並不必然導致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停滯。過渡經濟與商品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逐步發展的，其中壹個因素便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以及後來的制造業資本）的發展。在壹個很長的時期，這壹發展有可能會產生出最終導致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但是我們這裏說的是壹個逐步的歷史過程，是必須對之加以具體研究並用經驗材料來說明的，而不是僅僅根據如此這般的抽象邏輯——商品生產的出現＝價值規律必然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演繹壹番便可以得出結論的。

　　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與上述的混合型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壹樣，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中商品生產仍然存在，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產。在農業合作社和國有企業之間相交換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是商品，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產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規模使用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勞動力也不是商品：對於它們來說不存在本來意義上的市場。因此，把這些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在這些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不起作用。

　　機器和勞動力沒有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價格和“利潤”（僅僅有會計上的意義，因為價格是根據行政命令確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資分布和轉移的信號。不是價值規律，而是國家（也就是官僚集團）最終決定社會產品中有多少用於投資、多少用於消費，以及決定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蘇聯式經濟不是普遍化的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即中央計劃經濟。

　　但是，它又不是壹個“純粹的”中央計劃經濟，而是計劃配置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混合體，價值規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導地位。盡管如此，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為官僚專制主義最終設定了不可動搖的界限。這是像勃恩漢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脫裏亞迪斯之類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們沒有認識到的。

　　首先，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受到客觀內在的約束，即受整個經濟在壹定條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質資源的制約。官僚集團當然可以要求，比方說在高技術領域，某些部門在稀缺資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團也可以不斷地要求使重工業、軍事工業、航天工業、通向歐洲的天然氣管道等部門得到優先發展，但是官僚集團不可能不服從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門的不合乎比例的資源分配，都會造成整個經濟的更大比例失調，最終使優先發展部門本身的勞動生產率也受到影響。於是，比方說，蘇聯的壹部分經濟資源不得不用來進口食品，而不能用於發展機器和現代技術。不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場部門，也到處滲透著商品貨幣關系，這是官僚集團用恐怖、壓制和專制主義的手段也改變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還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壓力的制約，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有統壹的價格體系，起支配作用的是價值規律。蘇聯集團的對外貿易（即使是經互會內部的貿易）歸根結底是在世界市場價格的基礎上進行的。

　　處於過渡中的蘇聯式社會的這種混合性質清楚地反映在其內部價格體系的二元結構上，壹組價格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而另壹組價格卻是由計劃當局任意規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還是第二組“價格”，這就是為什麽這種經濟（盡管對外貿易為國家壟斷）是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的原因。然而，國民總產品中與對外貿易相聯系的部分越大，價值規律對於“計劃價格”和國有部門資源配置的影響也就越大。計劃經濟的調節範圍——即對重要物質資源實行中央配置的範圍——因而明確受到限制。至於官僚集團內部的“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之間的沖突，中央計劃當局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沖突，則歸根結底是上述客觀矛盾的反映。

　　由於同樣的原因，每壹個具備其蘇聯原型大多數特點的“民族的”官僚集團，又有諸多自身的具體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反映了這個官僚集團奪取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反映了這個國家及其工人運動的歷史，反映了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反映了統治階級和各中間階層的政治傳統，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確地印證了這壹論點。

　　雖然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和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統治都可歸因於工業較落後地區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孤立性，但是這壹專制主義畢竟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聯系在壹起的。從長期來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就不能夠實現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的普遍化。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官僚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統治階級的決定性的原因，它無法使自己演化為壹種新型的統治階級，而只能蛻變成為舊的資本家階級。要產生壹個“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官僚制”生產方式，蘇聯官僚集團就必須使它自己完全徹底地擺脫價值規律的影響，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不僅要消滅蘇聯內部以交換為基礎的分配關系，而且還必須使蘇聯從世界市場的束縛下完全解放出來，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數主要的工業國家消滅資本主義。而這又取決於世界範圍內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的最終結果，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當然就更不會允許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變成壹個新的統治階級。

　　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壹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和運動規律的新的生產方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誰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產方式”有哪些運動規律，因為這些運動規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卻可以知道斯大林主義經濟有哪些特有的運動規律。在過去30年裏，有豐富的經驗材料證明這些規律的存在。

　　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來說，蘇維埃國家有著部分的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是工人國家，盡管是極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至於其非無產階級方面，壹切與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社會階層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質相聯系的方面——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它對壹部分剩余產品的占有、它在國際上的保守作用——則都是極端反動的。

　　歷史上，統治階級只有在壹定的財產制度的基礎上才可能長期維持其統治。這壹點，可以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國家官吏的命運來說明。

　　在中國，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團的客觀作用都是保護國家和農民免受土地貴族的勒索，以便使擴大再生產（灌溉工程、剩余產品的集中、保障各個村莊的勞動生產率等）成為可能。這也使國家能夠從集中起來的剩余產品中拿出壹部分來，給予其官吏以極其慷慨的回報。盡管如此，壹個官吏的命運還是要取決於體現為宮廷和皇帝的國家的隨心所欲。他的地位從來就不安全。他不能確保他的兒子能夠與自己壹樣在官僚集團中占據壹個好位置。

　　因此，在每個王朝興衰周期的後半階段，壹般就會出現土地貴族（鄉紳）與官僚集團融和的趨勢。官僚們逐漸成為財產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貨幣和地產，繼而是占有土地——這壹過程是“非法的”，正如蘇聯的官僚們占有原材料和最終產品的儲備壹樣。

傑瑞米柯賓

隨著官僚集團與鄉紳的融合，剩余產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壞了，國家權力被削弱，對農民的壓榨趨於嚴重，農民收入減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村流民與農民的暴動、匪患和騷亂逐漸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並最終崩潰。於是產生壹個新的、往往發源於農民的王朝來重建國家和官僚集團對於土地貴族的相對獨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國的官僚主義》是關於傳統中國社會的最好的著作之壹。巴拉茨有時把士大夫稱為壹個階級，但是這壹稱謂與他反復加以說明的各種具體情況並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對士大夫的社會行為及其地位的不穩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體分析。

　　“[在周期所發生的]這個持久而痛苦的過程，其最顯著的結果便是在貴族和平民之間出現了壹個新的中間社會階層。……“這個新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階層，還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來的自主地位，壹心想拯救整個社會，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從普遍的沒有保障的狀況中解救出來。……“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吏負責大壹統的帝國的行政事務，這個大壹統帝國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創立的，在漢朝得到了延續。壹般來說官吏們也是財產所有者，但是，他們的權力的源泉不是財產，而是官位，他們的特權是以他們在官位上盡職盡責為前提的——這是了解古代中國的關鍵。壹方面，由受過教育的官吏——有產者所組成的特權階級，忠實地信奉家長制的儒家學說，強烈反對大地產和大地主的權力，因為貴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為會破壞帝國的統壹乃至存在；但是同時，這些官吏們又很自然地傾向於對土地和工商業的投資，盡管這些職業在理論上是與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於是農業政策也就搖擺不定。”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農民之間所進行的三角鬥爭。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資產階級也算進來的話便是四角鬥爭。這與蘇聯又有著驚人的相似，在蘇聯，是工人、官僚集團和萌芽中的城鄉資產階級之間的三角鬥爭——還有由勞動農民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於是相同。私有財產和個人發財致富對於古代中國的士大夫們要比對於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重要得多。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壹個混合型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既通過貨幣途徑，也通過非貨幣途徑來獲取社會剩余產品。這個階層的混和性質——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不穩定的——反映了社會生產關系本身（即社會結構整體）的混和的性質。

　　只要在蘇聯還存在著消費品的絕對短缺——大體上是從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麽在滿足他們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驅使下，官僚們就會強迫工人以兩三倍的強度勞動。但是壹旦這些直接需要有所緩解，蘇聯社會就會面臨壹個壹切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會存在的問題。只要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階層或等級的特權僅僅限於私人消費的範圍，那麽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就不可能成為這個階級、階層或等級的客觀的長期要求，所以，生產的發展，奢侈品消費的增長，總是伴隨著浪費、揮霍和個人行為的墮落（酗酒、放蕩和吸毒）。在這方面，羅馬帝國的貴族、18世紀法國宮廷的貴族、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國實際上都是壹樣的。

　　這與蘇聯官僚集團的上層和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寄生性的有產階層有著明顯的相似。只有資本主義的企業家階層才在競爭（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產）的壓力下有著根本不同的行為。如果競爭消退了，那麽就會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去趨於停滯。競爭是（經濟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產物，如果沒有私有制，那麽競爭就無從談起。

　　在50年代，我們就認為蘇聯仍然是壹個處於過渡中的社會。我們的批評者則堅持認為，在蘇聯占主導地位的是“為生產而生產”，因而其增產速度必須永遠是相對比較高的。我們的分析則認為事實將會恰恰相反。現在歷史已經作出了論斷，隨著蘇聯的經濟增產速度越來越慢，官僚集團的壹部分就越來越要求分散生產資料和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權，理由是“客觀上”要求企業經理享有更大的權利以及為了私人消費和私人利潤合法地占有資源。這個“自由化”的過程逐漸削弱了中央計劃，它使得價值規律所起得作用越來越大，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復辟。

　　與此同時，官僚集團的內部也有矛盾，特別是要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反抗。工人在實踐中認識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腳，那麽必然就要犧牲充分就業，必然就會帶來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眾性罷工就證明了工人們有為之而鬥爭的決心。有些人把這叫做“保守主義”。當然，不妨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反對降低工資和裁員的鬥爭也說成是“保守主義”。

　　至於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與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僅僅是掩蓋了矛盾，而沒有解決矛盾。只要價值規律能夠強迫工廠關閉，工人集體就不會有真正的決策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自治）；另壹方面，只要工人集體能夠有效地防止就業波動，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經濟”。

　　現在，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可以看到，官僚集團的壹部分正在開始轉變為壹個資本家階級。這壹過程要求實現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成為商品。要完成這壹過程，就必須摧毀生產資料公有制、充分就業的制度保障，中央計劃的支配地位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還必須使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又壹次遭受歷史性失敗，而這壹失敗尚未成為事實。

　　十月革命以及由於革命的孤立狀態所引起的官僚制統治，只能由下述兩個方面的結合來解釋，即壹方面，是俄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國主義強烈影響的、處於半封建國家統治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卻有壹個相對比較強大、比較集中、比較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另壹方面，是世界資本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殊發展。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的命運在國際上還沒有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決定下來，蘇聯的官僚集團就不能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革命勝利後在蘇聯又重新出現的“汙泥濁水”，未能采取壹個新的階級社會的形式，而表現為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的官僚化。

　　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分析不是以所謂的“客觀主義”的，更不是以“經濟主義”的歷史觀為基礎的。我們從來沒有說主觀因素——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國家和黨的領導集團所采取的政治路線——是無關緊要的。客觀條件——首先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嚴格規定著國家和黨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在1990年的蘇聯（更不必說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廢除商品生產、貨幣、國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壹定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能夠選擇的政策範圍還是比許多人所相信的要寬廣的多。28年前，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壹書的第十六章中，我們曾經試圖闡釋這些選擇所意味的後果。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反駁過我們的這個觀點。

　　在任何壹個能夠大體上維持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社會產品都可以劃分成三個（不是兩個）基本部類：生產性消費基金（A），用以補償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積累基金（B），為滿足以使用價值表現的擴大再生產的需要，為新追加的生產者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23]；非生產性消費基金（C）——包括軍火生產，對於在使用價值意義上的擴大再生產沒有貢獻。

　　官僚集團的經濟理論，在無數西方理論家和各種各樣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和半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下，認為只有壓低生產性消費基金，才能實現高水平的積累，以促進經濟增產，並長期地實現消費的“最優增產”。據說，這可以解釋蘇聯經濟的高積累率——平均每年占國民收入的25％，但是這個論點，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首先，它沒有考慮到直接生產者的消費基金其實也是間接的生產資料基金。任何在滿足直接生產者的基本消費預期方面的缺陷，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對甚至絕對下降。通過相對或絕對降低生產者的消費而獲得的額外投資能夠帶來的最終產出的增加率趨於遞減。25％的積累率最初可以帶來7％的經濟增長，後來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經濟學家把蘇聯的這種現象叫做“資本系數上升”。蘇聯的官方經濟學家將同樣的現象稱之為“固定資金周轉速度下降”。

　　其次，這壹理論沒有考慮到如果生產者消費的數量和質量都不如他們預期的那樣，如果生產者不滿意他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包括缺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那麽生產者就會對勞動漠不關心，並蓄意怠工。如果生產者對生產不負責任，那麽就只有強迫勞動。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市場、工資變動、工作無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規模失業等，都是實施強迫勞動的手段，但是在蘇聯，這些機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為如此，蘇聯不是壹個資本主義社會。強制的手段，不是市場規律，而是行政控制、壓制和鎮壓——即官僚專制主義。正是這些條件，可以說明官僚主義和鎮壓機關的極大膨脹、從而非生產性消費（部類C）極大膨脹的原因。因而部類B的下降較部類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時要嚴重得多。非生產性開支的增長減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為通過壓低生產者消費可以得到的好處。表1表明了國民收入在三個部類之間的分配的大致演變情況。

　　表1 蘇聯社會產品的分配（％）

　　A

　　B

　　C

　　初始情況

　　55

　　15

　　30

　　官僚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情況

　　35

　　30

　　35

　　長期結果

　　35

　　20

　　45

　　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經濟史的秘密，是其起初壹度成功而後來卻越來越明顯地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所看到的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或是“系統地擴大資本積累的趨向”，而是部類C的巨大增長，以及對部類B的增長（更不必說最優化）的關註日益減少。由於其在管理和計劃方面的內在矛盾，官僚集團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要恢復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消除這個障礙。在經過“公開性”的揭露以後，再也不能否認這個基本的判斷了。

　　在蘇聯，商品生產的發展以及官僚制的規模和範圍，遠遠超出了客觀的必要的限度。事實上，決定蘇聯現實發展的，是客觀的必要性與官僚集團的實際政策（而這是官僚集團特殊利益的產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壹相互作用的結果可以概括為：驚人的浪費。官僚集團的前領導人尤裏·安德羅波夫，曾經估計每年勞動時間的三分之壹被浪費掉了。戈爾巴喬夫後來確認了這壹估計。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官僚集團管理蘇聯經濟的失敗了。

　　認為官僚集團的權力來自於“中央計劃本身”，這是典型的見物不見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不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什麽社會力量在制定計劃，又是為誰的利益而制定計劃[25]？它忽視了蘇聯經濟的主要特性，即這壹經濟是中央配置與局部的商品生產相結合的混合體。從第壹個五年計劃開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計劃，壹方面是集中資源“突擊”完成壹些項目，另壹方面是嚴重的比例失調。

傑瑞米柯賓

最突出的比例失調的例子，是廣義的服務業部門（商業、運輸業、貯藏業和銀行業等）的發展嚴重滯後，僅占國民支出的15％—20％（不過，如果考慮到在金融業和商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和積累各環節的巨大浪費，那麽後壹比例實際上應低的很多）。蘇聯城市中的排隊現象，浪費了人們（首先是婦女）如此多的時間，這不僅是由於產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樣程度上是由於對服務業長期以來投資不足。比如，蘇聯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產國，但是土豆產量的75％都不能通過“服務”到達最終消費者那裏。

　　這種比例失調嚴重地影響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但是絕不可以把這些現象說成是中央計劃的必然結果。正相反，這種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浪費與計劃的基本邏輯，即按比例發展經濟是格格不入的。這些現象反映的是以專制主義方式強加於生產者——消費者群眾的官僚集團的偏好。

　　至於說中央計劃“本身”就滋長管理制度，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的普遍的和專制的權力（最早闡述這個論點的是馬克斯·韋伯，後來為馮·米賽斯所借用），還沒有什麽邏輯證明能支持這壹論點。如果認為唯壹可能的計劃形式，是通過極度膨脹的國家自上而下地進行，那麽這種論點不過是同意反復。它包含著強烈的精英主義偏見，認為生產者——公民群眾不能夠自覺地、自下而上地對他們自己的偏好加以協調（即計劃）。

　　如果了解壹下歷史事實，就知道實際上的因果關系恰恰相反。不是計劃的內在本質導致了蘇聯官僚制度的極大膨脹，而是官僚集團的權力決定了蘇聯及其類似社會的計劃的特殊形式。

　　另壹種目前在蘇聯廣為流傳的觀點認為，官僚專制主義是“兵營式共產主義”的產物。後者起源於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曾有所收縮，但是在1928年以後，隨著斯大林以“左傾主觀主義”的方式，企圖不惜壹切代價、用無情的手段來實現俄國的現代化，又壹次占據了統治地位。然而，事實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還幾乎沒有什麽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官僚集團才開始據有權力，1922年以後俄共全日制脫產幹部的數目可以清楚地說明這壹點。如果說，1928年以後計劃的全面實行采取的是怪獸般的官僚主義的形式，這正是因為官僚集團企圖通過推行計劃來擴展它自己的權力和特權[26]。

　　盡管蘇聯的計劃是片面的，但是它確實包含了真正計劃的合理內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樣把蘇聯經濟僅僅說成是壹個“浪費經濟”，那麽便無法解釋壹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如何能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裏，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現在美國和日本有很多工廠都在應用蘇聯的專利。難道這些都是“浪費”的結果？[27]

　　在壹個實行由群眾自由民主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計劃受到官僚主義扭曲的程度將大大減輕。但是，有些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不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那麽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壹可能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歷史經驗已經駁斥了這種論點，1971年的激進市場改革不僅沒有加強工人自治，反而導致工人自治解體。如果市場把大規模裁員強加給工人，甚至迫使他們關閉工廠（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過錯），那麽，怎樣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實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為能夠自由地解雇他們自己的自由。

　　所以，盡管有些人企圖畫圓為方，但是馬克思關於占統治地位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的分析還是得到了證實。彼得·盧本企圖把對“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護——包括企業家利潤和大規模的、強制性的就業波動——嫁接到馬克思的通過以自由人聯合體取代階級社會來實現工人解放的設想上。但是，這就完全忽視了壹個基本問題，即只要人們還受價值規律的統治並遭受異化，只要人們的經濟命運仍然是從他們的背後強加於他們的，並且不受他們的意誌的支配，那就根本沒有什麽“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則更加清楚地表達了這壹矛盾。壹方面，他正確地說明，對於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壹切人的自由發展：人類必須支配他們自己的物質生產；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自由，但是接下來就是致命的壹躍。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思維方式，這種自由和支配被簡化為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壟斷的”財產關系）。社會公正是與所謂的經濟效率——即由競爭和普遍存在的市場機制所決定的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相聯系的。但是，既然生產者的物質生產和勞動條件，都是由市場和競爭的規律在違背他們自身意誌的情況下強加於他們的，那麽生產者又如何能支配這些條件呢？

　　在這方面，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觀決定的，也不是對於蘇聯和世界的發展沒有產生影響。它壹方面助長了商品生產的蔓延，另壹方面促進了官僚制的發展。它同時加快了這兩個進程，從而使既有的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黨不僅沒有像列寧所期望的那樣成為無產階級群眾（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反對官僚集團的武器，而且黨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團專政的工具。不僅沒有使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上升為直接的統治階級，而且黨越來越蛻變為壹個遠離工人階級的特殊的官僚機構。黨的官僚化與國家的官僚化融為壹體，使無產階級再度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顯然，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熱月問題密切相關，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壹篇最著名的著作中所分析過的。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寧本人在為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所做的筆記中就提出了熱月的可能性：“熱月？理性決定了我們要承認這壹可能性。這會不會成為現實，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

　　有必要再壹次強調的是，這壹結果並不是由“客觀條件”和“力量對比關系”自動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壹系列的決策，首先是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多數人的決策，然後是掌握蘇聯國家權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團的決策，在第三個階段則是斯大林死後官僚集團專政的最高領導集團的決策。在下面壹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順序排列的）問題上所作的決策，其影響尤其重大：

　　——拒絕執行1923年關於黨內民主的決議，壓制辯論和批評，使既有的黨的體制得到鞏固。這壹體制的統治基礎是壹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實際上不可變更的並且在1921年以後極大膨脹了的機構；——扼殺工人的自我表現和蘇維埃民主的殘余力量；——在1923年到1927年期間拖延逐步加快工業化，特別是沒有建立壹個拖拉機工業，從而未能為自願組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奠定基礎；——使中國共產黨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直至蔣介石發動政變——這壹政策導致中國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敗；——1928年以後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並強行驅逐所謂的富農；——1928年以後，在沒有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突然加快工業化的步伐，導致實際工資急劇下降，並實行野蠻的反對工人階級的法律和鎮壓措施；——“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幫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奪取並鞏固了權力；——1936年—1937年扼殺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間對蘇聯共產黨和紅軍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及其災難性的政治後果和軍事後果；——企圖扼殺1942年至1946年之間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掘起，以及1943年—1948年資本主義歐洲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的掘起；——不顧東歐國家大多數勞動群眾的反對，將東歐並入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緩沖區”；——在國家關系上與鐵托和毛澤東破裂；

　　——對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實行軍事幹預。

　　所有這些決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據相應位置的是另外壹些人，那麽他們或許不能夠保證世界革命的勝利，但是他們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於1924年以來所發生的那個樣子。

　　在蘇聯，專制主義中央計劃與價值規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廠組織方面同樣得到清楚的體現。

　　十月革命之後在工廠中曾經出現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高潮，但是，經濟系統的失調是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自發地得到克服的。布爾什維克政府試圖將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結合起來。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壓力也迫使人們這樣做。1921年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通過實行在經理、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之間分權的“三人團”制度而達到了壹個穩定的均衡局面。工會成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傳送帶，決不允許管理者壹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盡管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不平等和失業有所增長，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顯著的提高了。

　　由於熱月成為現實，由於官僚集團專政的鞏固，所以這壹均衡局面被殘酷地破壞了。工會權利喪失殆盡，壹長制成為工廠中的鐵律。野蠻的“生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不顧經濟和社會成本盲目追求實物產量，成了工會和工廠的黨組織必須為之貢獻身心的目標。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階級的反抗都被視為“破壞”而遭到禁止。

　　聯合反對派自始便頑強地反對這壹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戰時共產主義和高壓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時期內有效，而“在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工人的紀律必須建立在工人的自覺性和工人從他們的勞動成果中獲得利益的基礎上。”

　　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勞動力非熟練化的基礎上。加快機器運轉速度、計件工資制以及按照技術分工對工人階級實行斯達漢諾夫式的分化，很快成為常規。盡管人們教育委員會盧那察爾斯基起初曾經反對，但是整個職業訓練體制被改組，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和狹窄的職業範圍代替了通用的技術和文化培養。

　　乍看起來，這個新的發展方向不過是徹頭徹尾的模仿資本主義的工廠組織。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主要論點之壹。不應當認為這種觀點不包含合理的內核：美國和蘇聯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認的，但是還有不相似的壹面，而這恰恰證實了蘇聯生產關系的特殊性。

　　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微觀經濟中的剩余勞動最大化。在競爭的鞭笞下，以貨幣形式實現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積累的絕對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潤，那麽增加剩余勞動就毫無意義，而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機制之壹是用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來代替粗放式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通過改進技術和使勞動組織“合理化”，勞動生產率趨於上升並階段性地發生革命，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來越短的壹部分來生產工人工資（包括不斷上升的實際工資）的等價物。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壹個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團專政的體制下，工廠經理不受同樣約束的制約。沒有競爭的鞭笞；在工廠這個微觀經濟層次上沒有不可逃避的減低生產成本的壓力；也沒有“利潤”最大化的義務。唯壹的強制是政治強制。在斯大林時代，表現不好的代價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後，這種超經濟的懲罰逐漸減少，經理的崗位壹般來說有很大的保障。如果壹個官僚在壹處被罷免，幾乎可以肯定他會在另壹處被任用。

　　在這種情況下，普遍缺乏責任心和對工廠表現漠不關心就成了這壹制度的典型特征，並使蘇聯走向停滯和衰落。事實上，由於經濟合理性的唯壹重要標準就是完成實物指標，所以經理實際上會不顧效率積累過多的存貨、降低產品質量、浪費能源和原材料及從事“黑市”交易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雖然官僚主義計劃的體制在微觀經濟層次上大大劣於資本主義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卻優於資本主義競爭。無可否認，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問諸如“付出了什麽代價？”和“為什麽不能持久？”壹類的問題，這種論點也還是回避了壹個關鍵問題，即蘇聯的工廠體制從勞動和機器（技術）方面來看的特殊性問題。

　　正是由於對蘇聯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攫取不是與微觀經濟中的利潤最大化相聯系的，所以這種攫取與資本主義相比在程度上較差，工人也比在資本主義下少受壓迫。與他們在北美和西歐的夥伴相比，蘇聯工人不得不在工廠中呆上更長的時間、拿更少的工資，但是他們的實際勞動時間少得多。

　　對經濟資源的整體上的浪費恐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要比在蘇聯還要多壹些：大約是50％對40％—45％。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主要表現為未出售的產品、未利用的生產資料和出售無用的和有害的產品。而在蘇聯，則主要表現為在勞動時間實際上沒有勞動——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多見的。

　　在技術領域，由於沒有受到資本主義企業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經常壓力，所以在基礎研究和產品試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沒有能夠轉化為工廠壹級的廣泛應用。事實上，這種應用受到官僚們的抵制，他們認為這對於他們完成在創新之前已經定好的計劃指標不利。

蘇聯的經理試圖將壹個典型的官僚的行為與壹個未來的企業家的行為結合起來。壹方面，他嚴格遵守規則，不論這對“他的”工廠（正是由於不是他的工廠）和整個經濟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另壹方面，他不惜犧牲工人的利益，不顧惜他們的福利，並通過違反各種規則，以努力“完成計劃”。

　　就工人來說，他們既要保護自身作為消費者的利益（實際工資、實際消費、實際社會服務），又要保護自身作為生產者的利益，不管兩者之間在表面上有什麽矛盾。正如官僚主義的經理不受競爭的威脅壹樣，在工人頭上也沒有懸著失業的鞭子。[35]其結果便是壹個與資本主義大不相同的工廠體制，即在“生產場所”中的實際生產關系，更不必說整個經濟的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大不相同。盡管存在著那些控制勞動的等級制，但是由於在勞動場所力量對比關系的差異，加上“但求無事”的思想狀態，所以意味著蘇聯經理在多數情況下會很快對工人的要求作出讓步。

傑瑞米柯賓

官僚制度的特點是照章辦事，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公共部門裏，“照章辦事”就等於使經濟陷於混亂，等於進行壹種特殊形式罷工——這與“為利潤辦事”根本不同。誰要是不懂得這壹點，誰就不了解資本主義的特殊本質。

　　當然，這壹分析不應當被理解為是為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或資本主義剝削作辯護。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兩者都是壓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質資源和保護勞動與自然不受損害方面，都是浪費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的和蘇聯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點是，二者都努力將技術創新與設法在生產中鞏固和加強對勞動的控制結合起來。沃爾特·蘇斯令人信服的說明了蘇聯，特別是在開始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機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為了使部分勞動非熟練化，對勞動時間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對加快機器運轉速度的抵抗。對於像加斯鐵夫這樣的“蘇維埃泰勒主義”的極端鼓吹者來說，這表現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不僅要作為階級才能生存，而且還必須成為（我們寧願說退化為）“社會自動機”；另壹方面，托洛茨基則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堅決反對這壹觀點。對托洛茨基來說，社會主義意味的不是無產階級永久存在下去，而是無產階級的消亡。

　　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演變鮮明地反映了蘇聯混和的和矛盾的社會現實。官僚集團沒有它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為替代，它仍然依賴著壹種經過系統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克裏姆林宮無數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論家轉變方向後已經被提煉掉了，只剩下犬儒主義的實用主義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極端的國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國家拜物教是壹切官僚集團的基本意識形態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樣適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意識形態狀況：

　　“官僚精神純粹是壹種耶穌會的精神、神學的精神。官僚是國家的耶穌會教徒和神學家。官僚機構是國家祭司。……官僚機構認為它自己是國家的最終目的。既然官僚機構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所以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的目的相沖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官僚政治是壹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級制是知識的等級制。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官僚機構掌握了國家，掌握了社會的唯靈論實質：這是它的私有財產。官僚機構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保守這種秘密在官僚界內部是靠等級制組織，對於外界則靠它那種閉關自守的公會性質。因此，公開的國家精神及國家的意圖，對官僚機構來說就等於出賣它的秘密。因此，權威是它的知識原則，而崇拜權威則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內部，唯靈論變成了粗劣的唯物主義，變成了盲目服從的唯物主義，變成了對權威的信賴的唯物主義，變成了例行公事、成規、成見和傳統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就單個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如果說，官僚機構壹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義的體現，那麽，另壹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樣粗劣的唯靈論：它想創造壹切，就是說，它把意誌推崇為始因，因為它的存在只表現在活動中，而它活動的內容又是從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這種內容，官僚機構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對官僚來說，世界不過是他活動的對象而已。”

　　讓我們看看在蘇聯官僚集團思想家的著作中，這是怎樣表現出來的。我們首先發現，是否認國家的寄生性、歷史有限性和過渡性的學說。例如，L.S.馬穆特寫道：

　　“如果回顧壹下國家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歷史的範圍內，國家的發展伴隨著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只有在（國家）制度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自由。為了這個目的，國家經歷了根本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置於新社會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之後，社會的自由就包含了每個工人的自由。沒有每壹個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體的自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根本就是荒謬的。如果不使每壹個人自由，社會就不能夠自由。”

　　除了最後兩句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過的以外，這壹段論述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是十分荒謬的。“革命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在蘇聯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的統治下，每壹個工人都有不經國家機關許可組織工會、政治組織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嗎？難道工人今天就有這樣的自由了？工人階級有效地控制著克格勃嗎？這個機智的犬儒主義者寫下了這麽多廢話，怎麽竟不害羞呢？哪裏有什麽對國家中央機關的“蘇聯工人的控制”，據說只有有了這樣的控制才能保障“社會及其主體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斷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著國家政權，這也不能夠使國家成為什麽“不斷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這種說法相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偏離到了什麽程度，只需讀壹讀恩格斯下面的壹段話，這段話精辟地概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官僚制的理論：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壹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於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壹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

　　事實上，恩格斯在致倍倍爾的信中所說的與馬穆特的所謂的國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說法恰恰相反：“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及壹切較早的統治階級的國家）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區別的理論中，列寧的立場更為激進。在《國家與革命》壹書中，列寧在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指出：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裏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是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用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的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壹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壹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

　　列寧以後用類似的語言來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特點：“蘇維埃政權是壹種新型的國家，沒有官僚，沒有警察，沒有常備軍。”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從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蘇聯發表和傳播這壹段列寧語錄的話，他壹定會因為“反蘇宣傳”和“誹謗蘇維埃政權”而被判處在勞改營中強制勞動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會被送進精神病院並接受洗腦。是啊，如果誰要是像列寧那樣，竟然想象蘇聯國家是沒有官僚、沒有警察和沒有常備軍，那他壹定是要瘋了。

　　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公開為官僚的必要性和職能作辯護。1923年4月，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作組織報告時作了如下直率的聲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線就夠了，就萬事大吉了。不，這只是事情的壹半。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後，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於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作自己的東西並且善於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因此，登記分配局即中央委員會的那個負責登記我們下層和上層主要工作人員並分配他們工作的機關具有重大意義。”[36]

　　國家拜物教有時是荒誕不經的。官僚制的理論家，最終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論家，平靜地設想著在沒有國家的“充分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克格勃還會繼續存在。“國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機關還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還如何能想象壹個特定的社會特權集團的自我消亡呢？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壹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識形態中，國家拜物教是與經典的商品拜物教結合在壹起的——後者是任何顯著存在商品生產的社會的特點，不管這種存在是局部的還是普遍的。據說，由於“客觀的必要性”，所以價值規律在蘇聯繼續起作用。有時，還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但是卻沒有說明恩格斯在這裏明確地指的是自然規律。對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家來說，價值規律就像自然規律壹樣起作用，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價值規律恰恰既非自然規律更不永恒。它是嚴格地與特定的、在壹定時期內存在的社會條件相聯系的，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生產者由於私有制彼此獨立地勞動，因而主要是通過交換他們私人勞動的產品而發生相互關系。

　　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國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體采取了壹種特殊形式對官僚制的作用和職能作辯護。官僚集團據說應當利用（也就是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使之結晶化”）“客觀規律”來指導經濟。專制主義國家操縱著“價值規律”，也就是說，它每壹步都違反著價值規律。但是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計劃必須尊重生產者的（實際上是官僚的）“物質欲望”，而不可能將這種計劃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體現為“使用價值”的工人階級需要的基礎上，因為這樣做“價值規律不允許”，所以盡管是在國家專制主義下，價值規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以他自己的無與倫比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產仍然存在，價值規律就繼續存在。在我們國家，價值規律起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商品流通領域，即通過買賣交換商品，主要是個人消費品的買賣。在這個領域中，價值規律繼續起著調節作用，當然是在壹定限制範圍內。

　　“但是，價值規律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規律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意義，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問題說明白了嗎，還是沒有？價值規律“影響”生產，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卻不“調節”生產？不，完全沒有說明白。斯大林也說：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幹經濟規律，包括價值規律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規律。這也是不對的。規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規律，那也就能消滅規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規律。‘改造’規律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規律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余。”

　　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價值規律，無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都是‘自然規律’。而自然規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們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最純粹的商品拜物教。

　　價值規律是“自然”規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蘇聯繼續存在。但是與此同時，價值規律卻不調節蘇聯的生產，所以它還是被“改造”了，因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顯然是調節生產的。結論？商品拜物教＋國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亂，在實踐上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嚴重失調。

　　偉大領袖的渺小信徒，比如馬利奇教授，15年後以同樣的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觀點，雖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們不應當陷入另壹種極端：如果商品生產存在，那麽由於商品生產規律的調節作用，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以及為未知的自由市場而生產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國家防止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它能夠抑制商品貨幣關系的消極方面，並使其服從於……自覺的計劃目標。由於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實踐經驗，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經濟體制的主體和組織力量的偉大經濟潛力已經被發現和顯示了。但是，如果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和消費的[尺度？]數量的決定完全取決於國家，那就是錯誤的。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以客觀的方式起作用，獨立於人的意誌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決定著商品的價格，因而也決定著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就勞動力是商品而言。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怎樣呢？生產者的消費基金是通過自覺的決策（比如說，將35％而不是65％的生產用於生產消費品）來決定的嗎？不，我們的教授回答說。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是自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己不能自由地決定這壹基金的規模：“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

　　這就是說，勞動力還是商品！不讓的話，它怎麽能由壹個由價值規律決定的價格呢？但是如果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壹樣是商品，那麽“社會主義國家”又怎麽能防止價值規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決定壹切商品的價格，因而決定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結構呢？不，馬利奇教授說，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抑制”這個規律的作用。

　　如果所有這壹套邏輯還有任何意義的話，那就是顯示了官僚集團“理論”上的混亂與它在實際經濟管理中面臨的混亂不相上下。這壹混亂的極點，是認為國家不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而且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盡管階級社會已經完全不存在了，還要繼續存在。那麽，這個奇怪的國家為了什麽而存在呢？“國家的消亡首先取決於資本主義殘余在人們頭腦中消失的程度。”也就是說，鎮壓機器，即“武裝的組織”有必要繼續存在，完全是為了維持（鐵板壹塊的）意識形態紀律。警察只是負責督察人們的頭腦，因為它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但是它還是要存在下去，擔負這壹至關重要的職能。

　　這裏我們面對的，是為官僚制的客觀存在作自我辯護的意識形態，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必須不惜壹切代價繼續存在下去的是這樣壹個機關，它僭取了本來由社會自己不須通過任何特殊機關就可以行使的職能——這些職能，明天社會就可以以同樣的方式來行使，卻沒有被“授權”這樣做。

　　這壹商品貨幣關系的拜物教在官僚集團最有智慧的理論家的分析中同樣有所表現。列昂尼德·阿巴爾金，蘇聯科學院前院長、副總理和戈爾巴喬夫的主要顧問之壹，曾經寫道：“經驗表明，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本質本身並不能保證社會避免消極現象。”它接下來引用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的講話：“目前實行的生產關系的形式是在粗放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形成的，已經不適合集約式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阿巴爾金據此強調指出，目前的財政自主權的制度以及經濟激勵、價格、金融和信貸機制，“在科學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不再適應快速增長的要求。那些生產常規的和通常是過時的產品的企業處境要比那些創新的企業好。”

　　然而，如果企業的財政自主權——目前的改革意在使企業由更多的財政自主權——使企業能夠部分地決定生產的規模和內容，這恰恰說明它們對生產資料有部分的控制權，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完全社會化。事實是，在企業中以及在整個社會的範圍內，是官僚集團（即國家）而不是自由地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作出和批準決策，這只不過證實了在蘇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就其性質來說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只有認識到蘇聯官僚制所起的客觀作用和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職能，我們才能夠同時認識到反官僚制政治革命的歷史地位和客觀必然性。這不是采用“唯心主義標準”。問題在於社會——經濟的必然性，這壹必然性是從蘇聯社會的內在矛盾中產生出來的。

　　只要國家掌握了大規模的生產資料，占有了社會剩余產品，並且采用集中的方式加以分配，那麽對於這壹過程不同階段的管理，包括起關鍵作用的在主要部門之間分配資源的過程，對於社會發展方向就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大眾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達並得到明確認識的有效機制，那麽社會專制主義（即壓迫）和經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蘇聯中央配置經濟的主觀臆斷和專制主義性質絕不是集體主義所有制的本質的反映，更不是經濟計劃的本質的反映。官僚集團可以實行壹些改革，以修正其壹些主觀臆斷的方面，它也可以采用更多的市場經濟的藥方，但是官僚集權制註定使專制主義的和浪費性的。

傑瑞米柯賓

以非資本主義方式替代官僚主義主觀臆斷的抉擇只有壹個：那就是壹個工人群眾自己集中分配資源並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資源配置優先權的管理和計劃制度。這樣壹種制度要求群眾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表達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說，他們控制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從而從官僚制和市場（金錢暴政）的專制主義中同時解放出來。

　　但是，這種解放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整個過渡時期，自覺的，民主的計劃與對市場機制的利用將同時存在。托洛茨基非常正確地說明道：

　　“在經濟中的無數的參與者，不管是國家還是私人，集體還是個人，不僅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數據，而且還有通過供求的直接壓力，來表達他們的需要。計劃通過市場得到驗證，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部門設計的藍圖必須在商品流通中顯示出其經濟效果。”

　　只有這樣，才能在實踐中克服官僚集團的不負責任與無能。對生產和需要之間的關系的合理解決辦法是以民主的集中制為前提的——對經濟的自我集中管理，是由工人來計劃和執行的。而這只有在商品生產不起調節作用並且在長期內逐步消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官僚制問題是從全日制幹部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占據常設機關的中上層職位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只要工人階級的組織還僅限於是壹些小組，還不存在機關和全日制幹部，這種現象也就還不存在。至多是有壹個如何處理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關系的問題，後者是來幫助創立還處於萌芽狀態中的運動的。

　　但是，如果沒有全日制幹部和職員，那麽群眾性政治和工會組織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最起碼的，僅憑誌願勞動便無法收集和集中管理幾百萬會員的會費。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帕爾烏斯清楚地說明了這壹傾向：

　　“顯然，壹個有著近200萬黨員、在帝國議會有著近50名代表、擁有幾十份報紙、每年舉行幾千次集會的政黨——這樣壹個黨需要龐大的鼓動力量，需要數量巨大的和復雜的組織和宣傳機構。企圖僅僅依靠個別鼓動者的自我犧牲精神來建設這樣壹個運動是極其愚蠢的，即使是最有良好願望的人，黨也不能夠支配比他們的業余時間更多的時間。因此，壹個由幾百名鼓動家組成的政治中間階層就成為壹個現實，沒有這樣壹個階層，黨在其現有的規模上根本就不能夠存在。”

　　機關的發展使工人組織具備了階級社會的壹個主要特征：社會分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被安排從事生產勞動，而文化的生產和吸收——以及積累的職能——則幾乎為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所壟斷。後壹種勞動的性質——非常消耗體力和情緒，特別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不能夠獲得和吸收最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在生產和直接的物質消費活動以外持續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因此，在資本統治下，無產階級通常是處於文化欠發達的狀況。這就是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

　　隨著由專業幹部組成的機關的產生——這些專業幹部的專業知識對於彌補現代無產階級的文化欠發達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現了工人階級組織自身分裂為執行不同職能的不同階層的危險。專業化會導致日益增長的對知識的壟斷和信息的集中。知識即權力，對知識的壟斷導致對人的統治，所以，官僚化的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話，將會導致出現在新的統治者和被統治的群眾之間真正的分裂。

　　帕爾烏斯認識到了這個危險，但是卻沒有看到它的物質基礎，而把它僅僅歸結為機械的程序主義：

　　“這是無產階級的官吏，他們中的某些人因為領取津貼而尤其像個官吏，但是這個官吏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官吏的報酬都更差，並且從事最瑣碎、最雜亂的工作而負擔過重，這種工作實際上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極限……“但是，正由於這個政治中間階層這樣具有依賴性，它能夠最精確地反映壹般政治條件。它能夠對從上面或從下面施加於它的壓力作出迅速的反應，但是，如果從哪壹個方面都沒有壓力的話，它便按照壹種機械的程序運作了。”

　　帕爾烏斯沒有認識到的壹個主要趨勢是無產階級幹部階層——即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傾向於成為壹個獨立的階層，但是，這只是壹個潛在的危險，這裏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可避免的。有力的反作用可以並且確實存在著。

　　工人階級的集體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實現部分自我解放的渠道。從壹開始，工人們創造這樣的組織，就不僅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情勒索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而且還是為了教育他們自己和提高他們的壹般文化水平。為了壹份人的尊嚴而鬥爭，這是讓所有旁觀者都感到震撼的年輕的工人運動的壹個特點。[4]這個特點在尋求自我保護的小組織轉變為群眾性組織以後並沒有消失——而是恰恰相反。

　　在群眾性工會和政黨發展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文化組織發展到有數以千計的成員，後來則發展到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而報紙、小冊子和——在更有限的條件下——書籍則成為越來越多的工人的讀物。壹個完整的、與資產階級文化對立的文化成型了，這既是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影響下獨立出來的途徑，又是個人在文化上解放的手段。罕麗達·羅蘭－霍爾斯特，在她的論群眾性政治罷工的小冊子中，很好地總結了群眾自我組織的這壹方面：

　　“無產階級的組織集合了有同樣社會地位的人們，他們有同樣的興趣和同樣的目標。他們自願地結合起來，並且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它的力量在於自我犧牲的精神、激情和對群眾的愛；他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蔑視他們自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們才是不可摧毀的。他們的形式可以被毀壞，但是要想從群眾那裏奪走那種對共同命運的意識，那種目的的統壹性，卻是不可能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壹切力量和壹切自信都建立在組織的基礎上。組織所給予現代無產階級的，正如武器給予封建貴族的，金錢給予資產階級的，是抵抗的能力、驕傲和尊嚴。壹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是地球上最虛弱的生物；他在任何壹次威脅面前戰栗；對外人的依附感經常地侵蝕著他的道德，使他怯懦和卑躬屈膝。

　　“組織不但教育無產階級學習階級鬥爭，而且教育它學習整個的社會生活。在組織中它學會了怎樣統治它自己。”

　　羅莎·盧森堡，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工資受“道德的、歷史的”因素影響的概念，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文化－社會最低標準”的公式：

　　“工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擴大工人需要的範圍和發展工人的道德，第壹次建立起了文化－社會生存的最低標準，這個標準代替了生理生存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他們創造了這樣壹種文化——社會的工人生活標準，壹旦工資降低到這壹標準以下，就不能不引起集體鬥爭和抵抗運動。這裏同樣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偉大經濟意義；通過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喚起廣大的工人群眾，它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並因而提高了工人的經濟需要。”

　　比文化進步更重要的是無產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由以組成的個人所取得的自信。勝利的階級鬥爭可以把精神萎靡的、逆來順受的和受盡蹂躪的人們變成富於挑戰性、鬥爭性和充滿自信的戰士，敢於在任何企圖侮辱和壓迫他們的人面前挺起身軀。在工人階級的組織中，人們強烈地體會到這壹轉變。所以，當倍倍爾在帝國議會中被問到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所謂的權威主義的問題時，他可以完全出於真誠地回答：

　　“〔我們的〕壹大優點就是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權威。如果說在我們黨內有權威的話，那便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活動、他們的能力、他們的自我犧牲和他們對事業的奉獻而贏得的權威。在我們黨內沒有其他的權威；我們不知道任何人為的或是強加的權威。黨員們相信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能夠完全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因此自然會將這個人安排到可以信賴的必要職位，因而這個人也就擔任了擁有權威的壹定職位。但是，只要妳看看我們的黨代表大會，就知道這種擁有權威的職位其重要性是多麽微不足道。如果我們做了什麽別人不喜歡的事情，李蔔克內西和我自己就得在那裏被哪怕是我們當中資歷最淺的同誌，如果我可以這麽說的話，質問和攻擊——這在其他黨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怎麽可能對任何同誌都采取專制的態度呢？那樣非鬧翻天不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綱領性的原則，有明確的組織規定，我們與所有黨員壹樣都要遵守這些規定。誰違反了規定，企圖得到壹些他沒有權利得到的東西，那他就是給自己找了大麻煩。沒有任何黨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積極地反對專制的傾向，社會民主黨就其精神和本質來說是徹底的民主主義政黨，並且為了實現它的目的它也必須是這樣的黨。”

　　在這次辯論結束的時候，威廉·李蔔克內西同樣真誠地證實說，社會民主黨的力量恰恰在於“領袖不過是必須與廣大群眾在所有場合並肩前進的普通士兵”。

　　這就是說，從職業機關的發展產生出來的處於萌芽中的官僚化的傾向，可以通過不斷提高普通成員的文化水平、自信心和對自身權利的堅持而得到制止，只要內部民主（倍倍爾所說的“組織規定”）得到尊重以及組織仍然忠於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社會主義的領袖，通過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爭取和切實地實施必要的防範，自覺地與剛剛產生的官僚化作鬥爭。

　　自從官僚化開始成為壹種政治傾向以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馬克思主義者就完全清楚地知道，甚至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工人階級的組織都有可能被官僚化。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列舉了保證“公社－國家”從根本上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各種措施——基本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公開壹切政務，由基層自由地、民主地選舉壹切官員，所有代表可以隨時被撤換，以及官員（代表）的收入限於有技能的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馬克思又說；“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壹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

　　在為馬克思的這篇小冊子所寫的導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指出：

　　“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據此，列寧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所謂的‘議會’當然會‘制定議事章程和監督……機關的管理’——但是這個機關不再是‘官僚的’。工人們，既然已經奪取了政權，將打碎舊的官僚機關，將它徹底打碎、根本摧毀；他們將用壹個新的，由同樣的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機關來代替舊的機關，為了防止這些工人和職員變成官僚，將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說明的那些措施。”

　　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增加了另壹項措施，我們今天甚至更加要堅持這壹措施，它對於成功地進行反對官僚化的鬥爭起著核心的作用：那就是，極大地縮短工作日。列寧的公式是：6小時工作＋4小時管理活動，從而使所有人都能夠從事兩種活動，因而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包括在蘇維埃中，不再出現社會分工。今天這個公式則可以是：4小時工作＋4小時（自我）管理。

　　在本世紀初，卡爾·考茨基發表過壹部傑出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在其前言中，他曾經提出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工人的國家也許會與天主教會在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時期成為國教以後壹樣經歷壹個官僚化的過程。當然，他認識到不能過分強調這個比喻，但是他想要據此提出壹個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的真正的問題。

　　考茨基自己的回答是饒有趣味的。馬克思僅僅關註於制度保障，他的回答超出了這個範圍，預見到了後來托洛茨基的觀點。考茨基指出，如果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時的歷史條件與天主教會取得勝利時的歷史條件——壹個生產力停滯和衰落的時代——相類似的話，那麽這個比喻就完全能夠成立。但是，實際上、工人階級在今天奪取政權的條件恰恰不是這樣。因為社會主義意味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並為勞動分工的消亡和大眾文化水平的革命性發展準備條件。因此，官僚集團的勝利從歷史的觀點看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從後來的實踐看，可以想到兩點反對意見。如果工人階級被迫在生產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比如在俄國，那會怎麽樣？如果革命沒有傳播到其他國家，而是孤立地存在於壹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那會怎麽樣？如果官僚化的過程已經深入，束縛住了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從而使奪取政權或者不可能發生（並使社會陷於“兩個相互鬥爭的階級壹起走向滅亡”的境地，在恩格斯看來，這是古代文明解體的原因），或者只能在極其不利的主觀條件下發生，那會怎麽樣？

　　列寧主要關註的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政治機會主義，而托洛茨基早在1905－1906年就註意到了在這壹趨勢中所包含的社會保守主義。羅莎·盧森堡更明確地將這壹保守主義與官僚化的過程、特別是工會的官僚化過程聯系起來：

　　“工會領袖們所從事的職業活動的專業化，以及由於在和平時期所進行的孤立的經濟鬥爭自然要使他們的眼界受到限制，很容易導致在工會幹部中間產生官僚主義和觀點狹隘的問題……“令人作嘔的奉承和沒有根據的樂觀主義成了每壹個‘工會運動之友’的責任……“與這壹理論傾向密切聯系的是在領袖與基層成員之間的關系的巨變。原來是由不領報酬的同事，出於純粹的理想主義，通過地方委員會進行集體領導，現在則是把作出決策的主動權和權力交給工會幹部，而把被動地執行紀律的美德留給群眾。官僚主義的這壹黑暗方面，對黨來說包含著嚴重的危險，而最近的創新，即設立地方黨書記的制度，則會很容易地——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不小心的話——導致書記成為執行黨的決議的主要機關，而不再在任何意義上被視為被任命的地方黨的生活的推動者和指導者。”

　　這樣，倍倍爾所說的防止群眾組織官僚化的三個保證之壹——內部民主，成員可以完全獨立和自由地提出批評意見——就被嚴重削弱了。

　　根據1919年意大利階級鬥爭的更先進的經驗，葛蘭西進壹步認識到工會官僚是壹個獨特的社會階層，他甚至用了“等級”這個說法，這也是托洛茨基後來用於蘇聯官僚集團的說法。

　　“工會領袖的選拔從來不是根據工作能力，而僅僅根據是否勝任法律方面、官僚主義和煽動蠱惑的任務。組織越是擴大，越是經常地參與階級壹鬥爭，其活動的規模越大、範圍越廣，他們越是發現有必要將他們的領導機關縮減為僅僅是壹個行政和會計中心；因而技術的和工作的能力就越來越顯得多余，而官僚的、商業的能力就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於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工會官僚和新聞記者的等級就出現了，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與工人相區別的集體心理。他們最終所占據的地位，他們與工人階級的關系，正如執政的官僚集團與議會制國家的關系：實行統治的是官僚集團。”

　　在機關與基層成員之間的新的勞動分工的發展，幾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層次導致組織拜物教的現象。由於在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中都存在著極端的勞動分工，人們被束縛在十分狹小的活動範圍內，所以在人們的認識中這會表現為將某壹活動視為目的本身。特別是那些將自己認同於某壹機關、長期生活於其中並據以解決生計的人：也就是那些全日制幹部、潛在的官僚。

　　這壹過程由於群眾性組織中的另壹個社會保守主義因素而得以發展：即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共產黨宣言》中的著名論斷，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就其字面意義來說只是對19世紀的赤貧的、尚未組織起來的工人才是正確的。在歷史的意義上，今天這壹論斷仍然成立，但是從眼前來看，今天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確實有壹些可失去的東西——也就是，它通過長期鬥爭從統治階級那裏爭取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它從經驗中了解到，如果資產階級決意采取行動的話，它是會失掉這些已有的成果的。在群眾性組織和整個工人階級中，現在必須更加小心地估價每壹次鬥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與組織起來的工人相比就更是如此。因為，除了能否得到新東西以外，總是有可能失去已經贏得的東西。

傑瑞米柯賓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反映的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單純靠正確論點就能予以解決的邏輯矛盾。這也不僅僅是壹個“領導層背叛”的問題——這會把我們引向關於歷史的陰謀理論。

　　但是，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官僚保守主義的根本原因，這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斯大林時代之前的蘇聯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把它稱之為“保守主義”——並且認為它有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因而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是因為這種思想拒絕發動和支持更高水平的鬥爭，它預先假定任何革命的躍進——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範圍的——必然有損於工人階級的利益。

　　局部勝利的辯證法，與壹個實行普遍商品生產和極端勞動分工的社會的拜物教特點相聯系，是由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時代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內在因素所決定的。但是，它傾向於破壞倍倍爾所說的防止官僚化的第二個保證：群眾組織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忠誠。組織拜物教實際上就是說黨或工會越來越以它自己為目標，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變成了捍衛和鞏固“組織”，而後者越來越等同於它的機關。伯恩施坦在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論戰中所提出的著名公式“運動就是壹切，而目的是無關緊要的”，最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思想狀況。

　　這壹過程的意識形態表現是壹個多方面的現象，遠不僅僅是壹些花招，或有意識地欺騙、蒙蔽工人。事實上，“虛假意識”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欺騙。至少，官僚化群眾組織的第壹代領導人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為社會主義工作，是為了保衛革命，他們以為捍衛組織就是在為他們的崇高的目標而鬥爭。自覺的欺騙和言行不壹是後來逐步產生的，但仍然與自我欺騙結合在壹起。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古斯塔夫·諾斯克在1914年跟隨德國占領軍來到布魯塞爾，他清楚地表達了這種組織拜物教：“妳們為什麽這樣敵視德國的占領？”他問比利時社會黨領導人安西利。“我們的組織在德國比在比利時強大。我們享受普選權。如果比利時並入德國，組織就會變得更加強大。妳們會得到普選權。工人力量會得到加強。”德國吞並比利時所涉及的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民族方面的問題都視而不見或服從於“組織”這個關鍵的問題。諾斯克根本不理解，工人階級如果被剝奪了它的基本民主權利，比如民族自決權，那麽即使是選舉權也會比以前大大削弱而不是大大增強；諾斯克的可怕言論不曾理解到這個事實，這使他成為德國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他實實在在地相信，“加強組織”是社會主義智慧的ABC。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在希特勒成為政府首腦之後，工會領袖們絕望地企圖通過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對納粹作可恥的讓步來拯救“組織”。他們聲明歡迎和願意參加“民族復興”，甚至參加了納粹領導的1933年的五壹遊行，把工人階級的鬥爭日扭曲為粗俗的“德國勞工慶祝活動”，讓雇主、工人和納粹屠夫都“團結”在納粹的口號下。為了報答他們的投降，納粹第二天就解散了工會，占領了他們的辦公室並沒收了他們的財產。工人們被社會民主黨（以及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搞得迷失了方向，士氣低落，沒有作任何認真的抵抗，坐視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毀於壹旦。組織拜物教最終導致了組織的毀滅。

　　當斯大林在1927年提出他的著名的口號“幹部決定壹切”時，他指出了官僚制的存在和自我意識的關鍵。壹個占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完全可以與各種形式的計劃和市場機制的組合共存（雖然不能是普遍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幹部（即機關）的統治受到了質疑和顛覆，它便不再能維持它的統治。

　　組織拜物教不僅意味著把手段視為目標，而且意味著使目標服從於手段。這在斯大林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表現得很明顯，蘇聯以外的革命鬥爭以及蘇聯工人階級權利和力量的加強，都要服從於保衛蘇聯共產黨的官僚機構和蘇聯國家的需要，但是，同樣的邏輯，有時是以極端的形式，會在任何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出現，以下面的情況為例：

　　工會積累了罷工基金，以便使他們的成員能夠更有效地進行為了工資和其他直接物質需要的鬥爭。這是很自然的和合理的。工會的機關隨後把這筆錢存入儲蓄機構，使它能夠以低利增長，只要這筆錢還處於半流動的狀態，這種做法仍然沒有什麽問題。將會有更多的錢，以資助更長時期的罷工。但是，壹旦這筆投資失去了流動性，是否進行罷工的決定（或至少是什麽時候進行罷工）就不僅僅取決於多數會員的意誌和客觀需要以及對他們與雇主的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罷工基金被束縛的狀態，因而就會以壹種與工人的根本利益或者工會起初的目標和功能無關的形式對結果產生影響。

　　當然，盡管有著由局部勝利的辯證法所決定的種種壓力，但是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還是會不時地反對對工會目標的扭曲，以及反對處於萌芽中的官僚集團在本來是為了階級解放而創立的群眾組織中逐步消除工人權力和工人民主的企圖。這種企圖是要把組織的目標越來越推到後面的背景中去。但是，與此同時，對權力的篡奪把處於萌芽中的官僚變成了完全長成的官僚。壹個新的社會階層最終形成了：即工人階級官僚。

　　這裏，有必要把考茨基、倍倍爾、盧森堡、托洛茨基和葛蘭西等關於反對官僚化趨勢的論述綜合起來——雖然自他們那個時代以後的經驗表明，反對官僚化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早在1906年，羅莎·盧森堡就在德國工會運動中看到了官僚化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把壹個運動的所有頭緒都集中在壹些工會幹部（壹般是從外地派來的）的手裏，使得對工會事務進行判斷的能力變成了壹種職業性的專業。普通會員被貶為無力進行判斷的群眾，他們的主要責任就是‘守紀律’，即被動服從……而在工會內部，領導機關與下層群眾的關系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如此。

　　“這壹觀念的結果之壹，便是這樣壹種說法，這種說法反對任何壹種對工會實踐的前景和可能性的理論批評，因為批評有害於群眾對工會的虔誠的態度。從這種觀點又發展出這樣的說法，即只有勞動群眾對工會鬥爭的效力給予盲目的、幼稚的信任，組織才能夠爭取和掌握他們……這種顛倒因果的關於群眾沒有能力進行批評和決策的理論。‘必須保護群眾的信心’——這是很多工會幹部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們把對工會運動客觀缺點的批評看做是企圖扼殺這壹運動。

　　令人感受強烈的是，工會的自我辯護與蘇聯官僚集團的自我辯護是何等的相似：羅莎·盧森堡的公式可以幾乎不改壹字適用於它們兩者中的任何壹個。

　　但是，對權力的篡奪引起工人的反抗，因而不可避免地要伴隨鎮壓、報復、威脅或者開除、分裂以及工人運動的深刻分歧。在遇到尖銳的危機時，這甚至會表現為向資產階級當局告密，逃避工作，為警察的鎮壓提供掩護，甚至謀殺自己的同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面的紀錄可以說是悲劇性的，並且是後來斯大林主義歷史的壹次也許不那麽殘酷的預演。

　　那麽，為什麽在工人階級自己創立的群眾組織和國家內部，擁有特權的官僚對權力的篡奪可以維持這樣長久呢？為什麽直到今天，至少是在世界各主要國家，這種現象仍然占統治地位呢？這個問題的原因必須在客觀發展過程與“主觀因素”之間的辯證的相互作用中去尋找。在官僚機構利用工人運動的暫時低落加強了他們對工人階級組織的控制以後，他們幫助促成了工人運動的失敗，這進壹步在工人階級中造成迷茫、混亂、懷疑主義和士氣低落。為更高水平的運動所需要的新的希望、新的自信和新的視野，除了壹小部分工人階級群眾之外，其形成變得更為困難。而這又進壹步加強了官僚化的過程。

　　工人們並不愚蠢。他們註意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看到他們用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創立和保衛的組織，在關系到他們基本生活的關鍵事務上反對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感到被欺騙了。在他們的頭腦中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為了這個，真值得惹這麽大的麻煩嗎？”他們的回答並不是幹脆地說“不”。他們仍然部分地認同組織。特別是當他們受到階級敵人攻擊的時候。有時工人們也會施展壓力，在這些機構內部奪回壹部分決策權。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懷疑的。妳不可能連續地兩次、三次、四次地被欺騙，而不得出壹些負面的結論。妳不想第五次被欺騙。

　　工人在群眾組織中的相對被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團實踐和政策的結果，這又使官僚機構有了自我辯護的進壹步根據。“妳看”，他們說，“工人們是被動的。他們是落後的。如果我們不替他們做工作，工會或者黨或者‘社會主義國家’就要崩潰。”只要工人真地積極起來，甚至極大地積極起來，特別是在群眾性罷工和革命前夕的高潮中，這種詭辯馬上就暴露無遺。這時，這些官僚，不僅不讓工人充分表現其積極性，而是利用他們的壹切權力設置障礙。他們在工人階級中制造分裂，他們與階級敵人合作以停止甚至鎮壓鬥爭，充分暴露了他們根本上的保守和反革命的本質。只有經過這樣的經歷，經過根植於經濟和社會結構危機的新壹輪社會沖突和階級鬥爭循環，才能夠揚棄官僚篡權和工人消極被動的辯證法。

　　對於任何壹個唯物史觀的贊成者來說，顯然，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群眾性工人組織中的官僚——的出現是不能與它的特殊物質利益相脫離的。官僚領導人的思想狀態就是對於現存社會制度越來越采取保守主義的態度，但是它同時還包含著要保全其特權社會地位的越來越強烈的願望，包括他們的地位所能給予他們的全部的利益、權力和權威。在工人階級最早的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性政黨中，兩個互有區別的過程分別在起作用。

　　首先，離開生產崗位成為脫產幹部，對於壹個工人來說當然是在壹定程度上提高了個人的社會地位——特別是當時還是12小時工作日，沒有社會保障。不應當把這等同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壹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在早期組織中工作的幹部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等，並且常常要在監獄中生活很長壹段時間。盡管如此，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他們還是比當時的其他工人生活得好。

　　其次，從心理角度上說，讓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積極分子把他們的時間用於為他們的理想而鬥爭，要比在工廠中做機械性的工作快意多了——特別是當他們想到他們勞動的成果只會使他們的階級敵人更加富有。

　　當然，個人社會地位的提高無疑包含著官僚化的潛在因素。那些占據全日制崗位的人很自然地想要繼續占據下去。他們會努力保衛他們自己的位置，反對那些主張建立輪換制度的人。社會特權開始並不十分明顯，但是等到組織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範圍內取得了有力的地位，特權也變得顯著了。

　　不僅如此，這時開始有必要選舉市政府委員、議會議員和負責與老板直接談判的工會主席——因而也就要在壹定程度上與他們共處。還要任命報紙編輯，以及工人運動參與社會的種種活動的管理者。

　　這就又產生了壹個真實的、辯證的、而不是無足輕重的矛盾。比如，當工人運動創辦壹份報紙時，它面對著壹個真正的難題，即是否應用馬克思的原則，全日制幹部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政治上最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會接受這樣的崗位，但是很多有才華的記者能夠在其他地方掙到多得多的錢，他們會不斷地受到誘惑去做收入更豐厚的工作。只要他們沒有充分的獻身精神，他們就有可能被融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離開工人運動。

　　同樣的，在由工人管理的城鎮中，嚴格執行馬克思的原則，會在大多數情況下疏遠公共建築師、工程師、醫生和其他那些政治上覺悟水平不夠高，但是從職業的角度看卻更稱職的人。同樣的，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輕松的答案。如果平庸成了公務人員的標準，那麽即使沒有物質特權，同樣也會滋生順從主義和盲目服從。

　　在壹個資本主義標準和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人際關系的——即使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是如此，只有壹小部分高度覺悟的革命者除外。但是壹個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客觀上與資產階級社會結合得更緊密，要在其中實踐共產主義原則就更困難。因此，總是存在著防範官僚化的特定障礙被逐步削弱的危險。

　　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歷史時期，局部勝利的辯證法在其充分發展的形式上，表現為有意識地與資產階級社會相結合，以及階級合作的邏輯和政治。在改良主義和新改良主義的群眾組織中，壹切反對官僚化的障礙都不存在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不再把他們的壹部分議員薪金交給組織——事實上，黨和工會幹部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的代理人，用美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德·來昂的公式來說，就是資本的勞工中尉。官僚主義的惡劣影響質變為官僚主義蛻變。

　　類似的三段論式的過程發生在蘇維埃國家中。起初只是特殊的權力和由權力壟斷而產生的政治利益，然後是帶有物質性和文化性的社會經濟特權，最後，是完全的蛻變。黨壹國家的官僚與經濟管理官僚融合在壹起，成為壹個硬化的、不可變更的社會階層（托洛茨基所說的等級），它利用它的權力壟斷來維持和發展它的物質－社會地位。工人官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壹事實，把所有的在群眾性工人組織的工會和黨的官僚機構中所能觀察到的反工人階級的、保守的和寄生的特點都十倍地擴大了。

　　最近，許多關於官僚機構的膨脹、關於蘇維埃俄羅斯在20年代初以後官僚在多大程度上擁有特權和幾乎是絕對權力的信息公布於世了。共產黨內的全日制幹部從1919年的700人迅速增加到1922年的15300人，若幹年後又增加到100000人以上。最初的700人是由基層選舉產生的，而後來的15300人卻是由中央任命的，並被納入壹個忠於黨的書記處和總書記斯大林、並由後者授予工作崗位的委托代理結構。

　　斯大林非法地破壞了限制黨員收入的原則，分別按等級給予官僚機構的成員不同的貨幣和非貨幣利益，他們的報酬在1923－1924年已經達到了工人的平均工資的10倍。從30年代起，這些物質特權不斷增長並制度化，成為壹個龐大的怪物——膨脹的收入、特殊商店、周末別墅、醫院中的私人病房、偽裝為“天才學校”的特殊教育機構、前往外國旅遊的特權，等等。在斯大林時期特權的總範圍無疑要超過赫魯曉夫時期。鮑裏斯·葉利欽，在他最近發表的自傳中，用幾頁篇幅描述上層官僚集團的生活方式。這裏只摘錄幾段比較觸目驚心的：

　　“阿訣奉承和順從可以得到特權的報償：特別醫院、特別療養院、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食堂、將雜貨和其他商品送貨上門的高級服務、克裏姆林宮內部的閉路電話系統、免費交通。壹個人在職業的階梯上爬得越高，他越是被舒適的環境包圍著，他也就越難以失去這些環境，而壹旦失去，他也就越痛苦……所有這些都是精心設計的：壹個局長沒有私人汽車，但是他可以要求中央委員會的車隊給他自己或他的直接下屬派車。副部長有他自己的伏爾加小汽車，而部長則不僅有伏爾加，而且車上還裝有電話。……“但是，如果妳能夠爬到金字塔的頂端，那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即使像我這樣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家仆包括3名廚師、3名女服務員、1名侍女和1名領導著若幹助手的園丁……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奢侈卻讓人感到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在大理石鑲邊的房子裏，怎麽會讓人感到溫暖呢？……“別墅有自己的電影院，每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壹位攝影師就會到來，同時還有可供挑選的電影。至於醫療服務，藥品和設備都是進口的，都是科學研究和技術的最新成果。‘克裏姆林宮醫護中心’的病房十分寬大，擺滿了奢侈品：瓷器、水晶、地毯和枝形吊燈……“‘克裏姆林宮特供’，向最上層提供正常渠道得不到的商品，只付相當於成本壹半的價格，包括最高質量的食品。在莫斯科，總共有大約4萬人享受特供。”

　　類似的，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雖然國家極度缺少進口關鍵零件所需的外匯，但是每年仍有1000萬馬克（按官方匯率相當於500萬美元）用於為23位政治局委員進口奢侈品。在波蘭，更不必說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情況要糟得多。

　　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這些特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壟斷資本家和最大的黑社會頭目相比其實是微不足道的。這裏是億萬富翁，那裏不過是百萬富翁，或者他們所擁有的還夠不上100萬。但是，在心理意義上，這種結構上和權力上的差別並不能使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的憤慨和被背叛的感覺有些微的減輕。正如安吉麗卡·巴拉巴諾夫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壹個從來沒有自詡過捍衛社會平等和正義的資本家過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生括，這是壹回事；而那些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的人在更嚴重的赤貧中間，享受奢侈生活，無論其程度大小，則是另外壹回事。

傑瑞米柯賓

這就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蘇聯官僚集團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之間的重要歷史區別。在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它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已經是壹個特權的和自信的階級，積極地要向社會表現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它還受到壓迫。因而它可以在革命勝利以後，相對容易地掌握專制主義的國家機器並根據它自已的利益對其進行改造。它可以用它的無所不在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創建壹支服從於它的特殊的國家公務員隊伍。用考茨基的公式來說，它可以統而不治。

　　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工人階級的處境是截然不同的。它沒有統治的經驗，它不占據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它在文化上不如原來的統治階級發達，它在很長壹個時期繼續受到前統治階級的影響。它不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達到自我解放的目的。當它被孤立在壹個或幾個國家時——特別是這些國家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的話——它不斷地承受著世界市場的“消費主義”的、技術的和文化的壓力，首先是來自世界上的先進工業國家的壓力。

　　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統而不治的。如果它想要按照“統治”這個詞的真實的和直接的意義去做的話，它必須在企業、部門、市鎮和地區，以及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上同時行使權力；掌握按照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優先次序分配稀缺資源的關鍵決定權。於是，由於無產階級內部的職能分工，即在那些“職業性地行使權力”的人與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分工，就開啟了壹個抑制階級本身的直接集體統治的過程。

　　我們知道，在俄國內戰結束的時候，壹系列的不利條件使這壹過程急劇加速了。不過，就具體機制而言，則表現為產生出壹個有獨立性的機關——由上頭任命、控制、集中，試圖維護其自身職位的穩定——通過這種方式，在蘇維埃俄羅斯工人階級不再行使權力。拉科夫斯基是這樣描述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篡奪的：

　　“某些職能，以前是由全黨、全階級來行使的，現在成了政權的職能——即黨和階級中的壹定數量的人的職能……“這些職能使組織機制本身也發生變化：就是說，那些負責經濟和國家管理的多方面領導工作的人的心理，已經變化到了這種程度，從而不僅是客觀上，而且是主觀上，不僅是物質上，而且是精神上，他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了。所以，比方說，工廠廠長充當著暴吏的角色，雖然他還是壹個共產黨員，雖然他出身於無產階級，但是他在工人們眼中不會成為無產階級精華的樣板。”

　　現在回過頭來看，1923年10月的“46人宣言”說得不能再明白了——這是左翼反對派關於正在進行的歷史倒退所作的第壹次分析：

　　“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那個由於與活生生的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敏感地把握著活生生的現實的活生生的獨立的集體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日益增長的、並且現在幾乎不加掩飾的黨的分裂：在書記和‘沈默的大眾’之間，在從上面派下來的職業化的黨的幹部和不參加黨的共同生活的黨的壹般群眾之間。

　　“這是每壹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那些不同意中央委員會甚或省委的這壹個或那壹個決議。那些在頭腦中有這樣或那樣的疑惑，那些私下裏對這壹個或那壹個錯誤、不正常做法或混亂提出意見的黨員，不敢在黨的會議上說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敢在談話中說出來，除非談話的對象經過‘判斷’完全可靠。黨內的自由討論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了。黨內的公共輿論已經窒息。

　　“如今已經不是由黨，也不是由黨的廣大群眾來提升和選拔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和各省委的成員。相反，黨的各級書記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決定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的組成，後者已經越來越成為書記處的執行大會。

　　“黨內形成的這壹體制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摧毀了黨的獨立性，把黨變成了壹個不受正常約束的官僚機構〔參見帕爾烏斯公式中的‘程序’〕，並且有在即將來的嚴重事態面前完全癱瘓的危險。”

　　所有這些話現在都已經為戈巴契夫及其追隨者們所認識到，他們復述著這些話，但卻是在60到65年以後。比如，格裏戈裏·沃洛達佐夫寫道：

　　“成熟的、充分發展的斯大林主義，如它在30年代中期時那樣，是官僚主義精英的意識形態……它是官僚集團客觀利益的精確表達……在20年代初列寧註意到了戰時共產主義和官僚命令主義的明顯趨勢，他焦慮地寫道，如果我們失敗了，那必然是由於官僚主義問題。他嚴肅地思考著‘熱月’的危險。”

　　官僚集團篡奪權力以及工人的原子化和非政治化長期累積的效果是導致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群眾中嚴重喪失聲譽。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於群眾繼續處於被動的狀態——事實上，他們最終覺醒了並勇敢地行動起來了。但是，他們是在較低層次的政治覺悟水平上這樣做的，並且對那個與特權官僚集團相認同的黨懷著深深的敵意。正如反對派很早以前所預言的，官僚主義政權不但不能保證“黨的領導作用”，反而使黨喪失信譽並且不可能再起任何領導作用。

　　有人認為，在剝奪資本家以後，行使權力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經濟的問題，官僚集團能夠實行統治是因為它控制著社會的剩余產品，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這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所以它才能夠既可以通過有限選舉權的制度實行統治，也可以通過普選權的制度實行統治；既可以實行議會制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也可以實行軍事獨裁或法西斯主義獨裁。相比之下，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主要是實行超經濟強制而非經濟強制，蘇聯官僚集團也是如此，但是這種超經濟強制只有在勞動群眾處於原子化和被動的情況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勞動群眾起來從政治上向官僚集團的統治挑戰，那麽官僚集團對社會剩余產品的控制就會像陽光下的露水壹樣消散。資產階級的統治是可以與群眾的普遍的（雖然是有限的）民主權利共存的。而官僚集團的統治是與這些權利的廣泛發展不相容的。

　　所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它所包含的關鍵問題是：社會主義民主，勞動群眾對國家的決定性控制，從根本上破除機關的獨立性、使其大大削減、並以其民主性消除官僚抵制的決策形式。

　　除了我們的關於蘇聯官僚制產生和作用的唯物主義解釋以外，另壹種主要的解釋便是唯心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如“錯誤”、“偏差”、“‘妄為”、“個人對權力的貪欲”、“缺乏共產黨人的道德”、“惡劣習慣”、“派性”、“集團主義”、“錯誤的領導方式”等，不壹而足。甚至盧卡奇也是如此，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後壹個時期以前是如此。他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分析，壹開始屏棄了將斯大林主義解釋為“個人崇拜”，小心翼翼地向社會的和唯物主義的觀點邁出了壹步：“我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最初的、幾乎是直接的反應，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組織，針對產生了個人崇拜並且使其得到經常的和擴大的再生產的官僚主義機關。”

　　但是，緊接著他便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盧卡奇不但沒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用不同社會利益的沖突來解釋官僚機構的獨立性，反而用斯大林的錯誤思想來解釋他的嚴重罪行：“我還沒有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但是隨意的和零散的觀察足以說明，就斯大林來說，這決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錯誤，像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很多人所相信的那樣，而是在壹段時間裏形成了壹套錯誤觀念的體系。”

　　也就是說，官僚集團並沒有積極努力以使“個人崇拜”——及其對權力的壟斷——制度化，以服務於使它作為壹個異化的社會力量與工人階級相對立的物質利益。不是這樣，而是斯大林的“錯誤思想”（在蘇聯30年代的特殊環境中所產生的）導致形成了官僚制的完全的和專斷的權威。

　　讓－保羅·薩特，在他還是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的時候，也采用了唯心主義和拜物教的觀點：“自從被包圍的和孤立的蘇聯開始其艱巨的工業化進程的那壹刻起，發現它自己無法承受這些新的鬥爭的沖擊，而這些新的鬥爭又總是與現實的必然性和各種錯誤聯系在壹起的。”是壹般意義上與抽象意義上的蘇聯？而不是由利益對立的社會階級和集團組成的具體社會？什麽是“現實的必然性”？或許是強迫實施的農業集體化？什麽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些必然性的結果而受到沖擊？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

　　盧卡奇的唯心主義觀點是錢幣的壹而，錢幣的另壹面是阿·拉·艾蘭斯坦的“客觀主義”解釋，他把斯大林主義現象歸因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但是，這仍然沒有說明官僚集團的特殊社會性質，以及斯大林主義的政策對具體歷史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只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才充分考慮到了斯大林主義在產生的具體歷史過程中的主觀和客觀的辯證法。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官僚集團權力的鞏固在壹種關於國家和商品生產的特定的觀點中表現出來。同樣，官僚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集團的存在也反映在其特有的對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歪曲上。

　　若幹年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壹場很有意思的論戰，論戰是關於壹個看起來抽象的哲學問題——勞動的基本性質問題。按照官方的黨的思想家們的說法，勞動是“由目的指導的實踐’，——即有既定目標的活動。確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也是這樣說的，如果不承認勞動的這個方面就是陷入機械唯物主義。但是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以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的著作中，他們也強調這樣壹個事實，即勞動生產著人的生存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和人類本身。事實上，我們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概念理解為人類活動的物質性因素和目的性因素、生產和交往的辯證結合或矛盾的統壹體，兩方面相互決定、相互依賴。

　　壹旦澄清了這個不可分解的關系，壹個進壹步的問題就立即提出來了。誰來決定勞動的目標呢，即生產的“目的”呢？當馬克思說，即使是最糟糕的建築師，他所要建築的房屋在實際建成以前就已經觀念地存在於他的頭腦之中了，這個例子設想的顯然是私人的個別勞動。沒有人真地會認為最新式的摩天大廈，更不必說最新式的飛機，在直接和間接參加其生產的每壹個工人的頭腦中就已經存在了。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個或那個工人甚至不知道他或她的勞動到底是為了生產哪壹樣最終產品。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他們只不過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工人和機器——的復雜鏈條中的壹個環節，只有壹小部分科學家、設計師、計劃者和技術官僚才了解他們的最終產品的意義。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的每壹次進步——即批量生產和大規模工業——都伴隨著工廠內部和整個經濟內部勞動的技術分工的相應發展，這種分工把概念與實際生產分割開來。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社會力量決定著生產的目的。

　　社會主義並不必然意味著勞動的技術分工的完全消失（雖然正如我們在最後壹章中將要看到的，由於人類的和自然生態的原因，有必要通過激進的技術革命減少這種分工）。但是，社會主義理所當然地意味著，在生產目標的決定者與實現者之間、管理者和生產者之間、老板與夥計之間的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消亡。然而，如果我們按照官僚集團官方思想家們的邏輯追究下去，這壹切正是他們所否認的，他們把創造性活動歸結為“腦力勞動”，與物質活動或體力勞動相區別。這種觀點假設“思想者”、“計劃者”、“管理者”或“官僚”的活動與直接生產者相脫離——或者，如哈拉德·波麥所說的，“幹部的活動”是“高於勞動的”。因此，新黑格爾主義的和新盧卡奇主義的勞動概念，把勞動視為純粹由目的所指導，與勞動的物質的、感性的內容相分離，意味著勞動的社會分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持久存在；這是典型的官僚制的自我辯護。

　　波麥同時還正確地指出了這種片面的勞動概念與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的官僚制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系。在理論上把第壹部類與第二部類劃分為兩個互相獨立存在的部類意味著，在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下，甚至在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下，壹種與直接生產者相區別的力量代表著國家、共同體、“集體生產者”和整個社會。不然的話，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即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妳不能與妳自己交換。

　　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存在，自然又被他們的思想家們說成是為了適應“客觀經濟規律”，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但是，當官僚集團假設社會產品在第壹部類和第二部類之間的區分繼續采取價值的形式並導致交換的同時，它想當然地認為，盡管直接生產者的物質利益與官僚的物質利益相對立，他們仍會接受在勞動的社會分工中的從屬地位。至少可以說，不存在關於這壹假設的長期正確性的經驗證據。

　　官僚集團不能認識到，在壹個無階級社會裏，廣大直接生產者（當然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或技工，就這些職業是對生產過程連續進行所必需的勞動力隊伍中的壹部分而言）可以自由地民主地決定勞動過程的目的及其組織形式。而這恰恰就是工人有計劃的自我管理與社會主義民主這壹概念的含義所在。商品生產、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國家的消亡，歸根結底也是由此而實現的。

　　甚至東歐國家的獨立研究有時也對此保持著奇怪的沈默。如匈牙利的弗倫茨·托凱依，他是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在他的關於社會形態理論的重要著作中（該書實際上是就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問題對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全面評論），他試圖用非常學究的態度把所有人類史前文明及人類史描述成勞動、財產和個人之間的辯證關系。他完全忽略了國家的職能，甚至不提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最初計劃中曾特別指出了這壹點。

　　但是在公開性初期，壹些蘇聯作家在布堅科的領導下，已經認識到官僚制的本質是存在著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並且壹切都表明這壹觀點在蘇聯已經廣為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