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只是延续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创的路线吗？

指鸭为鼠

十月革命一开始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和平的多，但是很显然，这种和平必然是短暂的，资产阶级必然要暴力抵抗，不久就发生了白军的武装叛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只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虽然如此，列宁还是试图在这种红色恐怖下至少在革命者内部继续保持在一定纪律下的自由民主。而且在镇压武装叛乱基本成功后就应该恢复更多的自由民主，因为这时自由民主越多，越容易保护无产阶级政权，哪怕不能保护，但是总比事实证明不能保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独裁官僚主义有用。斯大林后来的几十年的反革命压力绝对没有列宁十月革命几年的反革命压力大，列宁的短期措施具有战时性，而长期措施就是反因为反革命压力而产生的反革命倾向（斯大林主义）和通过建立共产国际来应对反革命压力。而斯大林绝对化长期化列宁的战时措施同时取消了列宁的长期措施(包括把共产国际民族化和解散共产国际)

斯大林民族化的共产国际并不推进世界革命，恰恰在世界革命妨碍革命，导致中国大革命和西班牙革命的大失败，导致德国纳粹上台，二战就是在这种反革命双重势力下无法避免的，顺便说一下，毛就是在抵制斯大林主义下才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是十月革命的余力的产物）而毛上台后开始斯大林化，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一起导致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全球化无法避免。二战后的东欧这些国家并不是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产品，也不是列宁共产国际策略的胜利而是斯大林化的产物，注定了这些国家在反斯大林主义过程中如果被自由派利用复辟的必然性。

斯大林主义同样是反革命压力的产物，但是他不是革命的，是对反革命压力的屈服，走向了反革命一线

"斯大林只是延续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创的路线吗？[18]
如果《古拉格群岛》只是谴责斯大林的罪行，再加上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最终要由列宁主义负责”之类的老生常谈，那只要保卫索尔仁尼琴免遭官僚的镇压，同时为他的思想混乱感到惋惜就足够了。

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系统地尝试利用各种事实和数据，证明体制化的恐怖始于十月革命时期。这是本书的第二个中心主题，作者对这个主题阐述得不比第一个主题少。作者本人的文学天赋无需多加证明，他在无数读者面前给自己戴上了遭受可鄙迫害的受难者的光环，又举出大量的证据，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来描写这个主题，这会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人民产生深刻影响。

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和苏联官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直接表明官僚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克里姆林宫无法反驳索尔仁尼琴的论点，便肆意诽谤和中伤他，将他从他的祖国驱逐出去，这反倒了提升了作者论点的可信度，促使他竭力诋毁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克里姆林宫用索尔仁尼琴的反动思想“证明”苏联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表达的自由终究必须“受到控制”，以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索尔仁尼琴”， 无论他们有没有天赋；这便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要详尽地驳斥索尔仁尼琴对十月革命的诽谤，需要写一本大书。我们期待革命马克思主义战士会写出这样一本书。这将再次证明谁才是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后继者和传承人。这里我们只能谈谈最关键的地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在这方面，道德家索尔仁尼琴一开始就是个大骗子。他用几十页篇幅细述了红色恐怖。却只字不提首先出现并引起布尔什维克回击的白色恐怖！

只字不提革命派在1917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当时他们释放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被他们关押的囚犯；比如卡列金[19]将军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对当权的无产阶级的报答，就是立刻发动恐怖和暗杀的浪潮！只字不提为了复辟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数千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和战士遭到了背信弃义的杀害，全国上下被卷入战火陷入一片血海。只字不提针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武装袭击——不是像莫斯科审判中的受害者被指控的那种莫须有的袭击，而是像暗杀沃洛达尔斯基[20]和暗杀列宁未遂这种真实的袭击！只字不提外国军队的干涉，不提从七条不同的战线进攻苏维埃！作为“道德家”和“民族主义者”的索尔仁尼奇提出了这种片面的分析，使他的精神高度大打折扣。

再提一些事实：索尔仁尼琴试图证明太多的事，但结果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试图将革命早期的“法律和法制缺席”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同样的缺席作个类比，于是援引了布尔什维克的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21]的一系列法庭讲话[22]。但这个“证据”能证明什么呢？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期，不存在严刑逼供，被告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辩护——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这些审判很少是政治迫害性的，而是革命审讯，当然，有时候这些审判依据的是间接的或不充分的证据，革命时期常常如此，但这与斯大林上演的司法闹剧差了十万八千里。

索尔仁尼琴自己引用的两个审判很好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斯大林反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

В·В·奥尔登包格尔[23]，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老工程师，莫斯科自来水公司的总技师，遭到了想要开除他的党支部的迫害，因为他对政治非常冷漠。他被逼自杀。索尔仁尼琴对这家工厂里的腐败卑鄙共产党阴谋家异常愤慨。直到你读到索尔仁尼琴叙述的结尾，才会发现他正在谈论的审讯是苏维埃国家组织来替奥尔登包格尔辩护的，这是一场反对迫害他的党支部的审讯，审讯的结局是对他的迫害者们判刑，这场审讯证明了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自由选举奥尔登包格尔参加苏维埃，反抗党支部压制不同意见的压力。

第二个审判中受审的是一位拒不服兵役的托尔斯泰主义者[24]，在内战白热化时，他因为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而被宣判死刑。这场审判以更戏剧化的方式收场。负责看守这个死刑犯的士兵们无可非议地认为判决是荒谬的。因此他们在兵营里组织了一场士兵会议，向市苏维埃提交了抗议书，要求推翻判决。他们胜利了！

所以我们有能够选举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技术员参加苏维埃，而不理会党支部（它的成员在最好情况下是极端宗派分子，最坏情况下是彻底腐化的野心家）反对的工人。我们有反抗法庭判决、组织大会、干涉“国家大事”、拯救犯人的士兵。索尔仁尼琴描写的正是革命时代与反革命时代的根本区别——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让他从斯大林时代中找出类似的例子，来证明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本质是一样的吧！

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会顽固地否认苏维埃政权在镇压问题和政治决策上犯过错误。当时的领袖们无上荣幸地肩负着这样一个重任：在来势汹汹、嗜血残暴的强敌面前，在辽阔的国土上，破天荒地建设一个为工人和一切被剥削者服务的国家，而他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依循，除了一边摸索、一边发展自己的理论，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如今，我们知道在内战结束后继续加强镇压是错误的；在1921年取缔了其它苏维埃政党，从而使一党专政体制化，这也是错误的；禁止党内的派别组织也是错误的。在当时，所有这些措施都被认为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而采取的临时手段。它们的特征是：过高估计了反革命造成的紧迫的威胁，而反革命实际上已被打败、被击溃；而在越来越多地依赖行政镇压、却越来越少地依赖群众有意识的参与的政治气候中，这些措施会给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活动造成士气消沉的后果，对这方面的后果却估计不足。这些措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扼杀了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导致了官僚独裁的建立。但当时这一切都还是无法确知的。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一点。所以第四国际才得出了所有必要的纲领性结论。

但是，今天谴责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必须留意到当时还存在着另外的真正出路。他们必须注意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即孟什维克主义）应对此承担重大责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血泊中扼杀了德国革命，先是为斯大林、然后又为希特勒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们必须考虑到，由于德国革命未能无情和有效地保卫自己，结果德国工农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如果白色恐怖获胜，俄国将会有几十万工农遭到屠杀，造成成千上万人遇害的匈牙利霍尔蒂[25]白色恐怖——仅举一例——与它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这样看来，公道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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