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托派秋火要为其翻案的胡风的真面目

越梓流

1943年2月，姚雪垠抵达重庆；4月，即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成为胡风的部下。一个文艺理论权威，一个当红作家，就这样“碰”在了一起。而此前他们之间的来往——确切地说是来而不往，仅限于姚雪垠在一篇文章中毫无恶意地提到过胡风的“沉默战术”，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章是“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的“天书”。就在1943年的辞岁晚会上，冯雪峰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作一般性批评时，提出了“只有在《七月诗丛》中才能看到大时代中民族生命的火花”（大意如此）的意见。这意见引爆了会场，与会者一片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为“宗派主义的说法”。“那时候，我在朋友间说话是多少会发生力量的，倘若我首先号召朋友们来一次自我检讨，大概会收到一些效果。”姚雪垠在后来写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这样说，“然而非常不幸，我跟着朋友们一起哗然……”
不知道胡风对姚雪垠的“哗然”怎么看怎么想，只知道在其后不久的文坛“整肃”中，姚雪垠毫无疑问成了胡风要“清算”的“首犯”:从1944年7月到1946年3月，按胡风指示和受胡风影响的文章一篇篇相继出台，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曾广为读者喜爱因而一度畅销且长销的作品，无一不遭到杀伐性批判；《希望》杂志更是一马当先，炮制出“色情文学”、“倡妓文学”一类词语惊众骇俗，意在以“扫黄”的名义把姚雪垠打翻搞臭。姚雪垠为之痛心，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因为他明白他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他“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朋友”，所以他躲开了他们抡来的棍子，悄悄回到书斋，从“帮助自己的改变和发展”角度，对胡风的《希望》做出最善意的理解。他提醒自己“一切论争的最后目的都是为着实践”，要求自己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可是却不知道写什么、该怎样写——这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威猛的进攻在高高挂起的免战牌下偃旗息鼓，但曾经的“战火”却在被动挨打者身上烙下了磨洗不掉的伤痕：一顶“色情作家”、“娼妓作家”的帽子扣在头上，摘不下，甩不开，姚雪垠从此声名狼藉。直到1946年下半年，还有不明真相的青年在报纸上骂他；直到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姚雪垠都要为他的“色情文学”背上包袱。根据上面的分析，证明胡风派对我完全失去了批评的公正立场，只是在骂街罢了。他们对这部小说除误解、造谣和诬蔑之外，既不曾指出它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个字提到它的优点……

“抗辩”很长，之所以不厌其烦抄录，是想说明后来胡风遭受的各种不公正批判形式，差不多都在这里进行过预演。在“抗辩”很客气地整体氛围中，却安插进一个很不客气的词语——“胡风派”。姚雪垠在文中说：“关于‘胡风派’这个名词，有朋友劝我不用，为的是免得别人说文坛上真有派别。其实胡风派的存在尽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盗铃。我们希望胡风派能放弃过去的狭隘作风，为整个的联合战线而努力。我提出‘胡风派’这名词，毫无恶意，我认为宗派主义是巩固联合战线的一大障碍，不如揭破了的好。两年来，文坛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芜、臧克家、SY等，没有不被胡风派加以诋毁的，全不顾现实条件，全不顾政治影响。青年本是热情的，经胡风先生一鼓励，一影响，就常常抛开原则，不顾事实，任意诬蔑，以攻击成名作家为快意。一般纯洁的读者见胡风派火气很大，口吻很左，就误认胡风派是左派的代表，于是风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坏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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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一文记叙，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整风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胡风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包括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朱光潜、陈白尘等……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姚雪垠和碧野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把他们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批评他们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更有甚者，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其后，众多蜂拥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不久，胡风又推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等论文，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这种煞有介事的姿态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等纷纷提出质疑。1944年底，姚雪垠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回应。
姚雪垠的挑战，引起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寄给胡风。此时，胡风等人认为“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并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从一桩“莫须有”的流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在文坛上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几乎被“进步文艺界”抛弃了。了解姚雪垠被胡风“整肃”的这段经历后，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了。姚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狂放骄纵”，与所在的武汉作协的领导关系没有搞好，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报复。


　　这跟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同丁玲被打成“右派”似乎有所不同。胡风的最终“罹祸”，除了他的个人性格，还与他自持甚高，不满足于“有职无权”的边缘化处境，其“坚持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同当时的主流文艺思想格格不入，并试图挑战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者的地位等原因有关;丁玲也是如此，她在左联比周扬还老的资历，她在延安时期与周扬因《三八节有感》产生的“缝隙”以及对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派不满的言论等等，最终使她成了周扬借政治运动“定点清除”的首选目标。相形之下，姚雪垠只不过是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一名专业作家，无职无权，他被打成“右派”，纯粹是官僚主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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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梓流

托派秋火10年前搞了“法统”：鲁迅—王实味—胡风，说他们反对官僚特权集团云云。但这只不过拾自由派的狗哨，王实味和胡风最早就是自由派的御用文人高华介绍给大众了。至于这个法统也是自由派最早提出的，不过开头是胡适，就算要提鲁迅也要忽略他晚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隐秘战线

越梓流 发表于 2024-6-7 11:08
托派秋火10年前搞了“法统”：鲁迅—王实味—胡风，说他们反对官僚特权集团云云。但这只不过拾自由派的狗哨 ...

鲁迅真的太惨了：右派都用他当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