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13-6-11 23:30 编辑
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逐渐衰弱,职业官员的专断趋势日益明显,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自由、企业管理与物质生活等方面,专断官僚群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为自身集团的政治特权寻找意识形态落脚点。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官僚集团并不具备独立历史前途,无力推出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又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之外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严密学说。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怎样看待富农的发展、是否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通常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应对手段,并以东拼西凑的政治辞藻为官僚层决策辩护。把这些辩护词前后联系起来,会立即发现它们经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 就国家理论而言,为了替当时普遍的群众贫困与官僚特权打掩护,并诱导工农为超高速工业化付出牺牲,苏共当权派不断强调「再忍耐一段时间,再加把力气,社会主义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时候一起过好日子」;为了至少在纸面上自圆其说,1936年苏联新宪法索性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而阶级已经消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丝毫无意放弃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是继续维持自身的特权统治。有鉴于此,官方忽尔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尔又声称「越接近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越激化」。为论证这一矛盾局面(阶级似乎消亡但专政机器仍强大专断)的「合理性」,当局不得不拼凑新理由,并写进了1939年联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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