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民主观下托派和自由派亲近的原因

马列托主义者

毛泽东的民主观

最近我转了很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托派前辈的文章，毛派看过应该有所反思，龙翔无洲转了一篇他认为是特色对毛泽东民主观看法的文章（见2楼），他没有就这种观点本身进行说明，只是说这是特色反对毛泽东民主观的东西，就是他认为这确实是毛泽东的民主观，但是特色（该文作者）否定毛泽东的民主观，在龙翔无洲这个毛派看来该文指出的毛泽东的民主观确实是毛泽东的民主观，只是反对该文作者否定毛泽东的这个民主观。我和龙翔五洲一样认为毛泽东的民主观确实如此，只是我不认为该文的作者是完全特色的，而是特色加自由派的观点。龙翔五洲应该很明白毛泽东的民主观，1就是康德式的强调内容，认为形式只是手段（方法），是外在的。2那么形式是什么呢，毛派认为就是文革的四大（大鸣大放等）还有就是该文指出的协商（团结-批评-团结）。那么毛时代的民主内容和形式在毛派看来是什么呢，就是对敌人（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的内容，就是毛的敌我矛盾），还有就是人民的大鸣大放和协商（所谓的形式，就是毛的人民内部矛盾），龙翔五洲引用的他所谓的特色的文章似乎是否定这种形式的，认为它不是制度，但是真正的特色否定了毛的民主内容（对资产阶级专政）肯定了毛的民主形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其实现在大鸣大放在资产阶级内部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再给工农了】）。

该文对毛的所谓民主的认识是正确的，毛的民主观现在也被特色继承，他们把这种叫协商民主，并且认为高于西方的形式民主。特色的这种协商民主和毛的实践的区别只是范围有些不同而已，当然社会基础也不同，但是理念是一致的。和马克思列宁对照的是，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和西方形式民主的不同是范围和社会基础不同，而形式上有很多一致性。


毛派看到了托派（马列主义）和自由派有些亲和性，因为马克思列宁的民主观和毛派不同，马列的民主观是内容和形式的黑格尔式辩证统一，内容就不说了，和毛是一样的(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形式和毛不一样，为什么，首先马克思和列宁一直接触到的民主形式恰恰和自由派的或者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一直采取的形式有同源性，马克思支持过争取普选的宪章运动，这个普选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巴黎公社成立时马克思支持的巴黎公社原则只是否定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内容（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肯定了很多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特别是普选。并且认为这种形式是资本主义转变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内生的，和内容无法分离的形式，是内容生出的形式，不是外部强加给内容的形式。列宁托洛茨基同样如此，我就不赘述了。


那么毛泽东的民主观和马列的民主观谁正确了，显然毛的民主观只是马列民主观的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是毛派保守趋向的产物，是不彻底的民主观。


就是毛派对马列主义的民主观是保留，取个皮毛，比如无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观还是马列主义的民主观，都强调宪法至高无上，非禁党的多党制，和在宪法统治下的民主活动。而毛泽东呢，他强调共产党或者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你看毛派搞的宪法就知道了），所有活动所谓的大鸣大放协商都必须在共产党或者毛泽东的领导下自由进行。而且禁止成立其他政党来活动。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观已经很好的实践，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上大体上是有效了。而毛泽东的民主观的实践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毛时代的实践，结果是失败的，不过毛右上台后维持了其形式（阶级内容反生了变化），到目前为止是有效的。马列主义的民主观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苏维埃民主都因为战时的情况都失败了，就是说还没有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践起来，所以还不能断定，只是理论上是要成功的，需要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践（因为毛式民主无法维护其阶级内容）
毛派觉得托派（他们误认为不是马列主义，可惜托派完全继承马列的民主观）是自由派的变种，或者认为托派和自由派勾结，而自由派看来托派还算可以沟通的，而毛派就无法沟通了，这从这两种民主观的来源就可以看到其根本了。

马列托主义者

1957年毛泽东谈“民主”：是一个方法
2014年09月22日09:0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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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共产党内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那时候，党的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还说只要蒋介石真正地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则共产党一定会同国民党精诚合作。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延安的欣欣向荣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前途。但是，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大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则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后领导制定第一部宪法的时候，明文规定了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还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一宪法诞生于1954年，正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不仅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排斥，而且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问题似乎发生在两年以后。

1956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指出这在苏联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说，毛泽东虽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错误，但他对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并不满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乃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第一个反应。此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文章并不追究“个人崇拜”的问题，只是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发生了偏差：“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

四个星期以后，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举国为之欢呼，直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实际上毛泽东所说这八个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的贡献在于，以一种生动和朗朗上口的语言将这种权利加以概括。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民本身就拥有的权利现在不知不觉地成为党的领袖颁布的最新政策，宪法的权威之上已经覆盖着领袖的权威。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终认为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这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讲话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证明。比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南斯拉夫的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指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当做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做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不足，因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这正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私下里并非没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细节是否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制度?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揣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公开的场合只是批评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有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无论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应当承认，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相当完整地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能是缘起于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种种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事件。据薄一波的陈述，此类事件在邻近1957年的几个月里波及几十个城市，在乡下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毛泽东针对这些情节说他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20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形。

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做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作者凌志军，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畅销书作家，法学硕士。


转者注：文中的【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20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情形。】已在表明作者的立场是与中修叛徒复辟集团一致的。

马列托主义者

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民主观下的托派和自由派的亲和感，同时在自由派看来，毛泽东的民主观下的特色和毛派的亲和感，

远航一号

这次马列托主义者比较认真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建议龙翔、discuss、yiou、sxm、无套裤汉等网友分别从各自角度参加讨论。在批驳马列托主义者时，请大家注意向龙翔网友学习，不骂人，不动怒，不说脏话。

马列托主义者也要按上述标准要求自己。

远航一号

说马列的民主观与自由派的民主观都是宪法至上，这是对马列主义民主观的篡改（误解）

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宁解散立宪会议。

对于马列来说，无产阶级民主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宪法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使就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来说，到底是宪法至上还是人民主权至上，也是有争议的。

至于到了共产主义。作为国家的民主也就消亡了，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宪法也就消亡了。宪法至上就更无从谈起了。

远航一号

中国的自由派懂民主的极少

他们的“大师”信仰的也都是陈腐不堪、财产权至上的古典自由主义

马列托主义者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0-1-31 23:51
说马列的民主观与自由派的民主观都是宪法至上，这是对马列主义民主观的篡改（误解）

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宁解 ...

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你和自由派的认识一个水平，立宪会议不承认革命党通过十月革命形成的宪法内容，所以要解散，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的内容，如果同意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的结果（比如该会议事实上要求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就是否定十月革命，那么这个宪法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列宁革命党建立自己的宪法后，这个宪法就是至高无上的，包括列宁也必须遵守，列宁一开始催促开立宪会议也是因为要推进革命，因为自由派们不想表明态度，革命僵持不下，你看列宁在时建立的宪法就知道了

马列托主义者

我建议你去看列宁写的为什么要解散立宪会议

马列托主义者

举个例子，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后，宪法是那些革命党人建立的，如果让封建主等参加的立宪会议，结果美国革命党人的意思无法通过，你认为美国革命党不会解散立宪会议，或者通过一个维护殖民地封建性的宪法，那么还要革命干嘛。

马列托主义者

你可能说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封建主有资格参与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关键是当时自由派不表明立场，只是说需要立宪会议来表明立场，那么你如何对待自由派呢，他们不明确支持还是反对十月革命，只是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其实他们还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所以列宁为了推进革命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召开后要求立宪会议通过十月革命的成果，其实十月革命的成果本身才是真正的革命党的宪法，只要要求自由派承认而已，他们不承认，所以必须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民主制，难道不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