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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8-25 01:50 编辑
3、日本
日本在1920年的投资，表5—7按平均递增率估计为466.4百万美元。在考察其投资内容前，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估计的可信性。1920年以后，对日本在华投资有些日本人的研究材料，主要是关于东北的，其全国性估计，有下面四个，[5]可作比较。
折合 按平均增长率推算*
年份 百万日元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井上准之助 1924 1,385.8 692.9 699.9
日华实业社 1926 1,832.0 916.0 879.0
日本大藏省 1927 1,753.4 876.7 985.1
小田切满寿之助 1928 2,539.6 1,269.8 1,103.9
* 指1913—1930年直接投资与借款合计之平均增长率，即1+0.12067
从上述比较看，除1927年日本大藏省的估计似属偏低外，我们按平均增长率的估计，大体还是可用的。日本人的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1920年这段期间，是日本经济繁荣也是向海外资本扩张最有力的时期。进入20年代以后，因有1920年的市场萧条，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27年的财政危机等，海外投资能力就大不如前10年了。这是就日本的经济实力而言，其在华投资却未必如此，从现有材料看，1920年以后未减低。这是因为，日本在华的投资，自始就是建立在政治军事侵略势力之上的。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这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九一八”事变也是这样。世界大战一开始，日本就出兵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关于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四条，关于在东北和内蒙的特殊权益七条，关于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二条，关于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租借与他国”一条，又第五部分关于其他权益七条。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除第五部分外，袁世凯全部接受。二十一条后来曾由中国政府声明作废，但这期间，日本始终是按它的既得权益办事的。1917—1918年，日本寺内内阁派西原龟三在中国的活动，即所谓西原借款，就是以二十一条中关于东北、山东、福建的权益为根据，收买和进一步控制段祺瑞政府。关于这时期日本谋取在华权益的活动，下面讨论美国投资时还将提及。
日本在华投资以企业投资为主。企业投资中60%以上在东北，东北投资中又有60%以上集中在南满铁道公司（满铁）。据金子文夫的最近一项研究，1917—1920年，日本在东北公司的数目增加了5.2倍，其实收资本额增加了2.7倍,即世界大战后小公司增加了,它们平均每家资本38万日元。但满铁仍居统治地位。
满铁于1906年成立，资本2亿日元，到1920年底增为4亿日元，实收309,156,000日元。它投资的企业，铁路约占50%，航运约占10%，矿业占30%，公用事业约占5%（行政、旅馆、文教等除外）。铁路收入最大，铁路的利润，大战前每年约1,000万日元，1920年增至4,855万日元。满铁每年向日本政府上交红利250万日元，1918年以后增为350万日元，主要来自铁路。兹将南满铁路自开办以来历年经营状况列如表5—8。
表5—5：南满铁路的收支和净利（1907—1920） 单位：1,000日元
收入 支出 净利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 9,769
12,537
15,016
15,672
17,526
19,907
22,275
23,217
23,532
27,815
34,458
44,993
67,061
85,317 | 6,102
5,161
5,818
6,543
6,908
7,847
7,914
8,345
8,175
8,436
10,859
17,038
30,529
36,760 | 3,667
7,376
9,198
9,129
10,618
12,060
14,361
14,872
15,357
19,379
23,599
27,955
36,532
48,557 |
资料来源：The Manchukuo Yearbook,1934,P.578.
航运方面，日本借欧战之机，在华势力大增。1913年，进出中国各口岸的外国轮船总吨位中，日本占31.9%，1916年增为37.5%，1918年再增为43.2%，1920年为36.8%。②[6]不过，其航运业投资已主要不在满铁。满铁仅保有港湾、码头、仓储设施及部分轮船，主要航运事业已移交给1915年成立的大连轮船公司。该公司主营沿海钱，有轮船27只，79,000吨，按每吨200日元计，价值不下1,500万日元。在关内，则主要是1907年合并四家日本公司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该公司在大战中获利甚丰，纯利由1913年127万元增至1919年的563万元，1915—1820年共获纯利1,940.6万元（这时期日元与华币元基本等价）。1920年日清有轮船15只，34,531吨，[7]又有日商天华洋行成立，经营长江航线，据说有轮船3只。
矿业方面，日本投资主要的在东北，并集中于满铁。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1915年改用露天开采，年产量由数百万吨增至数千万吨，满铁投资不下5,000万元。1917年，满铁根据二十一条取得鞍山铁矿的开采权，假名中日合办振兴公司，资本14万元，实际全由满铁经营，并由满铁贷款500万元。同时，设立鞍山制铁所，耗资3,769万元，1919年一号高炉投产，出生铁32,126吨，1920年产76,094吨[8]。满铁以外，大仓洋行经营的本溪湖煤铁公司，设于1910年，资本200万元，年产煤20—30万吨。1915年建成炼铁厂，资增至700万元，年产生铁约10万吨。此外，东北尚有日商经营之小煤矿十来处。
大战后，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坊子、淄川等矿，继续经营，据说投资500万日元，不过鲁大公司是1923年才正式成立的。日本在关内最大的矿业投资是汉冶萍公司。该公司早已由日本贷款控制，大战开始后，日本竭力要求增加生铁和铁矿石运日本数量，以解救日本制铁所（即八幡制铁所）之原料饥荒。此时铁价猛涨，而汉冶萍以借款合同约束，只好低价供应，遭受巨大损失，其事将在第三节的汉冶萍公司子目中申论（并见表5—24）。
公用事业方面，投资全在东北，并由满铁经营，大约有十来处电厂和大连、抚顺煤气厂。1925—1926年这些厂组成南满电气公司和南满煤气公司，实收资本各为2,200万元和930万元。不过，象沈阳、长春、鞍山、安东等煤气厂还都是1920年以后所设。
制造业方面，东北日资以榨油业、面粉业较早，窑业、锯木、造纸、化工等都有投资。1919年，满铁试制平板玻璃成功，后设颇具规模之玻璃厂。最大之机器厂则为南满铁道机厂。但日本制造业重心不在东北，而在上海以及青岛，并以棉纺织业为主。1914年，内外棉纺绩会社在上海已设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上海纺绩会社有第一、第二厂，另有日信纱厂。大战开始后，纱业获利丰厚。内外棉于1916年设第六厂于青岛；1918、1919年设第七、第八厂于上海，并收买华厂裕源为第九厂，1919年设第十、第十一厂于青岛。上海纺绩会社也于1916年设第三厂，1920年扩充资本至400万两。1918年，又有日华纺绩会社成立，收卖美商鸣源纱厂，改为日华第一厂，1920年分设出第二厂。原来的日信纱厂，则于1916年出售给华商。至1920年，日本在华纺织业已均纳入内外棉、上海纺、日华三大系统，共有13厂，纺锭332,936枚，比1914年之165,952枚增加一倍；布机1,486台，比1914年的510台增加近二倍[9]。这时期，原美国、德国的在华纱厂均已消失，英国纱业则除收买德商瑞记外，别无增退。
这期间，日本在华纱厂的经营趋势是由粗纱向较细纱推进，并发展织布，利润极厚。上海内外棉的纯益率增长惊人，其数为：[10]
1914 26.3% 1918 251.8%
1915 53.0% 1919 385.9%
1916 73.6% 1920 815.3%
1917 178.1%
内外棉等厂利润之奇厚，得力于战时及战后棉纱价格之猛涨。兹将1915—1920年上海市场三种16支纱的价格变动按3、6、9、12月平均价制成图5—9。我国纱价原有受“大阪三品”支配之说，1917年以后进口日货大减，日本在华厂产品取得领导地位。日厂以设备略优，尤其管理比较先进，图见每当纱价猛涨之时，日本纱辄居领先地位，日厂与华厂产品差价有扩大之势。1919年6月，华厂纱短暂领先，则系受五四运动抵制日货作用，同时进口日纱停滞（以后无开市价），又使日本在华厂名牌纱成为奇货可居。这时日厂积累了大量资本，遂有1921—1922年之大发展。
图5－9 上海三种16支棉纱价格比较（1915－1920） 单位：两／包
资料来源：森时彦：《五四时期の民族纺绩业》1983年版第181—183页；原据《大日本纺绩连合云月报》第293—341号及《时报》。
金融业方面，除原有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正隆银行等活动外，1916年住友银行、1917年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也来华设行，又新设中华汇业银行。此外，还有规模较小的、总行在中国的日资银行，据雷麦统计，1916年有27家，资本580万日元，存款1,090万日元，纯利60万日元；1918年纯益增为170万日元，1920年更增为280万日元。[11]11920，在中国的日本银行，包括总分支机构，不下100家。
最后，看一下贷款投资。这时期的日本贷款，大部分可概括为西原借款，其内容言者各异，一般包括下列8项。这8项的借款当事人，除后一项是驻日公使章宗祥外，都是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
1917年1月交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9月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4月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
1918年6月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吉林—会宁铁路）
1918年8月吉黑金矿林业借款，3,000万日元。
1918年9月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四平街一洮南铁路，开源—吉林铁路，长春—洮南铁路，吉林—海龙铁路）
1918年9月山东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济南—顺德铁路，高密—徐州铁路）
1918年9月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
以上8项共14,500万日元，利息七至八厘，多为九或九六折，而参战借款只得九二。这些借款的目的是收买段祺瑞政府，确立二十一条和其他交涉的权利，而与借款的题目无关。表5—10列举了西原大借款中五种较大借款的实际用途：军费和军火费占35.7%，偿还内外债占45.1%，行政和国会支用占11%，交通部支用占4.9%，其他占3.3%，无一用于铁路、实业建设。
西原大借款之外，还有两笔日债，即1917年的吉长铁路借款650万日元，1918年的京绥铁路借款300万日元，是用于铁路建设。
表5—10：五种西原借款的用途（1918年） 单位：1,000日元
| 电信借款 | 吉会铁路借款 | 吉里金矿林业借款 | 满蒙四铁路借款 | 山东二铁路借款 | 合计 | | 行 政 费 | 1,445 | | 1,811 | 7,141 | 135 | 10,532 | | 付外债本息 | 4,082 | 375 | 7,385 | 3,268 | 1,459 | 16,569 | | 陆 海 军 费 | 6,300 | 1,000 | 12,375 | 5,982 | 22,931 | 28,588 | | 付内债本息 | 3,515 | 8,625 | 2,729 | 727 | 313,184 | 28,780 | | 交通部支用 | 4,917 | | | | | 4,917 | | 军 火 费 | | | 3,822 | 1,226 | 2,293 | 7,341 | | 国 会 经 费 | | | 329 | 206 | | 535 | | 其 他 | 238 | | 1,538 | 1,507 | | 3,283 | | 合 计 | 20,500（1） | 10,000 | 30,000 | 20,060（2） | 20,000 | 100,560 |
资料来源：狭间直树：《五四运动研究序说》1982年版第23页，原据冈部三郎：《西原借款を论ず》。
注：（1）包括从中华汇业银行临时借入50万日元。
（2）包括预支利息6万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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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5 00: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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