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先锋队腐化变质？

HAD

“如何避免先锋队腐化变质？”
乍一听是个好问题，但却并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许初心是好的、是符合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要求的，但这个设问的方式实际上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精密性要求，以至于在理论上完全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合格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不妨让我们先回到“先锋队”一词的定义上看看吧。毕竟，任何一门能被称之为严谨的知性的实证科学，无一例外都被要求对其提出的每一个概念进行严格的理论定义；而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就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亲自界定为一种反知识学（或者说反“科学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1]，就更不能免俗。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回答，不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卢森堡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左翼反对派”还是干部本位的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者，无一例外都像费希特一样追求一种仅仅从自我出发的先验哲学——“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实际上，在这里拿费希特和他们作比都是一种对前者的侮辱，因为人家好歹率先提出了一种“哲学即科学”的知识学要求，这种要求呼吁扬弃康德那“人为自然立法”的、只关于现象（人对自然的认识）而不几乎讨论自然本身的“自然哲学”，从而突破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狭隘框架；而上述诸君则完全停滞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各种历史神学的对垒里，以至于通过这种卑劣的回溯性建构、超历史地彻底抹杀了“先锋队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它最初被提出时所内蕴的充分开放性：“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2]的一个方面”，是“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在“1917革命序列”[3]初期那充满断裂带和想象力的历史语境里，“先锋队”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指向。即使是被广泛认为是先锋队理论集大成者的列宁，也不能做到毫不含糊地准确指认它：
“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



看到了吗？在这里，列宁很显然地把（被后世广泛认为是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与决定“拥护”他们之前就已经独立存在着的先锋队分开来谈了。然而，他在仅仅几年之后就在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4]
而且在此期间，列宁关于先锋队问题有很多像这样前后矛盾的论述。
这意味着，任何把先锋队和党完全锚定起来、围绕着老掉牙的“一党专政极权——民主自由”二元对立去谈论所谓“腐化变质”问题的做法，都是一种连知性科学高度都没达到的、庸俗意识形态的主观主义呓语。如果借用臭名昭著的某B站大Up主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底下群魔乱舞的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是认识阶段尚处于康德乃至前康德的“小宝宝”；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甚至连正视问题本身都做不到，而只是机械地服从于深入自己脑中的唤问、无意义地输出一种纯粹立场攻击。就连建构一个完备的意识形态体系，对他们来说都完全是一种奢谈。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大部分高赞回答还是做到了超越这一层面的。他们立足于一种知性、实证的一般社会科学角度，或正或反地试图为题主的疑问给出一个理性化的解答：从具体历史里个别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的成功抵制出发，细致地给出了在一国范围内国家机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政权制度、群众组织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排规避可能的“腐化变质”的方案；或者相反地，用另一些党在另一些特定历史时期内失败的案例（有些头铁的甚至借机开始直接冲塔了）对问题本身或是前者提出的可能性给出一种悲观的预期，而这其实符合一般来说的人文科学对一种“理论”或概念所提出的可证伪性要求。总而言之，他们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一个不是指向具体的共产党，从而把这个问题从理论领域矮化到了历史学乃至历史哲学领域中去。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在这部分答主眼中，“马克思的理论不能奢望事先掌握关于其对象的真理，因为其对象在本质上是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事先认识它，而只有通过自身服从于其对象的历史性，从而使自身成为理论而获得一种历史性，才能认识它。”


然而，在这里，他们所遵从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提供了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而是一种按照某些已经存在之“原则”行事的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所基于的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对现实的承认；所做的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武器去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用资产阶级学术的视角把实存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做一种“西西弗斯推巨石”式的东西去“研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和“胜利是一时的、失败是必然的”于这种形式上的对立之中构成了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一体两面的对子。
但是，“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严格地说，这些学科只是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学科，但算不上是科学，不过由于它们使用着一些‘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脱离它们假定的对象的特殊性而独立确定的）而自称是科学罢了。它们如同任何真正的科学一样，自以为有一个对象，其实，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是某个特定的现实，而且这个现实还是许多互相竞争的‘科学’你抢我夺的对象：这是没有构成科学事实、因而不具有统一性的一堆现象而已。这些先进学科就它们目前的形式而言，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实践，因为它们往往只具有技术实践的统一性（例如，心理社会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许多门类）。只有理论才能提出这些学科是否具有科学资格这个前提问题，才能批判意识形态的各种假面具，包括把技术实践伪装成为科学的假面具在内。这种理论是（不同于意识形态实践的）理论实践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的独特之处。”[5]


阿尔都塞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是本文在开头就已经强调了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是且只是一种反知识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它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科学”概念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实证”，而非人们常用乃至滥用的英美分析哲学视角里的对应术语。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叙事里，一般科学（Wissenschaft）是在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之下的，在其中才有所谓精神（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的区分；这在费希特和狄尔泰那里都已经有所阐明，而谢林和黑格尔已经在实际地从事进行这些区分的哲学工作了（黑格尔甚至还深度地参与了科学工作本身，例如第二次数学危机）——即他们各自体系之结构内部的“ABC”。
而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是马克思的科学概念，只有在这个叙事上才是可理解的：德古的那帮老逼登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工作视作为知性科学中的一种，并认为它们缺乏这种对根本的“一”（即“体系”）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则建立在对这种叙事的“否定之否定”上，在继承了这一要求的同时把它颠覆性地改造为了一种对“统一的科学事实”的要求（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全局性”和“批判性”）。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知识学是一切范畴得以可能的前提，因而它本身不是任何范畴（或者类似的东西）——在一个范畴，或者一种操作还没有被知识学的运动给演绎出来之前，对它们的使用都是非法操作；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来说，尽管它和这种知识学处于同等的地位（即在认识论层面高于一般的知性科学），其方法却不再是任何一种概念演绎、而是实现了理性上的非理性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当中，不存在某些规律——既不存在某些绝对规律、也不存在某些所谓的有条件的规律，而仅仅存在某些斗争的倾向；这些倾向作为某种特殊运动态势下的运动的倾向表述，彼此之间发生偶然的相遇、并且可能被另外一种偏向压倒；这些偏向直接互相发生着不充分决定和俘获状态，最终由于阶级斗争的基本态势而发生过度决定。任何幻想着可以构造某种“阶级斗争”的逻辑学（或者构造某种“革命”的政治学）的理论，都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将历史科学安置在资产阶级哲学的难题性之下、并对之进行构造和俘获，从而只能意味着一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必须基于这一点去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正统主义、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进步主义、经济主义、技术主义、人道主义，并击碎一切忠于任何象征秩序或是实在秩序进行所谓“革命”的幻想——承认腐化论在本质上要比承认异化论更加反动和倒退！要知道，后者只是在逻辑上先验预设了人有一个本真状态，前者则断言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由于无产阶级是全人类唯一有潜质完成解放事业的部分，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全人类的先进分子）也不能摆脱“屠龙者终将为龙”的所谓历史周期律——天呐，这在事实上除了肯定剥削社会秩序的永恒性之外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克林顿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恐怕要开始尖叫了：笨蛋，问题在于摧毁（旧）秩序！


因而，我们也就可以这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前辈提供一种“纯粹的历史辩护”，因为这在理论本身看来是无效的、从而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注定是无力的。具体而言，二十世纪国际共运所遭受的重大挫折，究其根本从来就不是先锋队“腐化变质”，而应该是先锋队被篡夺权力。然则，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达到这个结论：
首先，党并不总是先锋队，而只是一种得到了先锋队授权的组织；
然后，党并不总是“党”，它面临着被国家机器反噬的危险；
最后，“腐化不可避免”。

对于第一点，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先锋队和先锋党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应当单纯指“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它是一个在无产阶级消灭它自身之前会一直相对稳定地存在的东西；而后者则是前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经历的形式，从而也就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高级形式（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党是领导无产阶级政治阶级斗争的组织），并作为自身所处时空环境的“领跑者”——在这里，有必要表扬启发列宁的那群古典社会民主党人。这群没有“先锋党”说明书的先锋党人并没有对历史上的“政党”（比如英国的辉格、托利等精英主义协会）按图索骥，而是通过自己的斗争设计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先锋党”概念。这一概念同时也常是共产党或其他群众政党热心选择的存在形式（即大众型政党模式）：

一个合格的先锋队政党应当拥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应当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与保卫者，并给自己提出一些更“大众化”（应当有领导革命、把握此类战术的觉悟，并直面大众型政党的潜在问题——寡头化和组织部霸权）的要求。它的主要力量应来自对相当数量劳动人口的号召与动员，且应当成为一个主要依靠各类群众组织支撑自身运转（以规避政治献金与游说对选民的背叛）的诚实组织。这意味着阻碍群众加入政党的门槛，有且只有对党内纲领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党内只有政治同路人之间的关系，其领导人也应当从平等的选举内产生、从而形成党的组织部，由此得到群众的授权。
只要简单丢掉一句有关“先锋队”的意识形态纲领，你便能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地发现此类架构或变种产物（这何尝不是社会主义者在斗争中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改良的体现呢？）。而代表辉格与托利的旧时代，则只能在“商务委员会”，“贵族俱乐部”，“XX王室”等一看就能让人想到密室交易的阴暗场所中，才能瞥见他们曾存在的遗产。这种更替的发生无疑是因为，这一存在形式最有利于组织群众，且适配基于大规模动员的近现代政治——因此，对于那些呼吁发起再造新世界的革命的狂飙突进人士来说，他们常不谋而合地试图成为这种“先锋党”（不论有没有考茨基的指导，列宁的教诲或其他）。

根据上述特征，这种政党显然属于一种阿尔都塞所界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下简称“AIE”），而且是政治的AIE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列宁和阿尔都塞都提出，必须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的AIE中进行革命活动，争取到政治AIE将是无产阶级的极大胜利；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这种先锋式政党的AIE来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一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必须存在于一定的AIE之内、从而存在于政党的AIE之内；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这只能表明，要么无产阶级根本不够成熟，要么它的先锋队没有做到掌握自己的党。
说到这里，让我们以二战后的法国工人运动为例吧。诚然，法国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诸如奥古斯特·勒科尔[6]这样真正代表工人阶级革命诉求的领袖人物，甚至在五十年代的某一时期由这一派系所主导；然而，自战间期以来便深入骨髓、积重难返的社会党化趋势和护党主义幽灵，最终还是在“法国人民的好儿子”多列士那拙劣的个人领导下击败了法国党内的反建制力量，从而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促使法共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反动的戴高乐政府和资产阶级调和主义一边、一劳永逸地葬送了法国革命。在当时的法国，各种先进的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在“红五月”的浩大斗争里工人群众和激进学生更是自发地组建了很多具有先锋队性质的组织，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但是，由于这个的的确确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又通过这种组织术统摄了大部分左翼政治力量（包括法国总工会）的法共在关键时刻拒绝开枪，这场席卷全法的赤色狂欢最后在黯淡的黄昏里无疾而终。一种吊诡的场面出现了：谁都可以是先锋，但偏偏不是法共；谁都想要革命，偏偏没有法共。

poser168

要避免先锋队变质，这本身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怎么办？
给真正的工农群众发武器，就像王洪文在上海做的一样，可惜太迟了

redusa

这篇文章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前辈提供一种“纯粹的历史辩护”，因为这在理论本身看来是无效的、从而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注定是无力的。具体而言，二十世纪国际共运所遭受的重大挫折，究其根本从来就不是先锋队“腐化变质”，而应该是先锋队被篡夺权力。然则，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去达到这个结论：
首先，党并不总是先锋队，而只是一种得到了先锋队授权的组织；
然后，党并不总是“党”，它面临着被国家机器反噬的危险；
最后，“腐化不可避免”。

HAD

可能内容有点多，但是希望各位网友能够耐心看完，此篇文章对于历史社会主义的先锋队问题有着很独特的见解
https://mp.weixin.qq.com/s/ExWanOaG2oVUSrS_F7DXiQ

HAD

或许，仅就国家机器本身的不可信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不能实现从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向其中心地带的决定性突破，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先进工业国无产阶级对落后农业国的引导和帮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甚至“社会主义在一国率先取得胜利”在长远来看都是难以设想的。毕竟，夺取政权的革命仅仅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而已！
进一步地，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革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运行的逻辑从“保全自身的前提下全力输出革命”，蜕变成了“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保存和扩大既有革命果实，并靠单纯的、抽象的制度优越性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那么先锋队在这里必然会失势。我们必须要知道，先锋队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为且只为无产阶级革命、劳动者主权（生产关系的去剥削化和民主化）和人类解放而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它的经济核心追求是劳动生产率，以创造尽可能多的用来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但和平竞争的根本追求却是“纯粹”的、“去政治化”的“生产力”（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利润率），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去政治化，对于要求“政治挂帅”的先锋队而言简直就是在宣判死刑。这么做的结果，必然是让以前就没能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国家机器）彻底消灭的资本主义残余全面地死灰复燃，从而在上层建筑（AIE、镇压性暴力机器、政权和党）内部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失去权力。而取代他们获得统治权力的自然是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此时，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文把高呼“利润挂帅”的柯西金改革作为苏联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里，这篇充满暴论的文章的篇幅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但是，笔者还有一点没有做说明。熟悉罗莎·卢森堡的读者会注意到，本文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干脆转引了罗莎在她那篇（堪称马克思主义原神的）《论俄国革命》里引用过的列宁的话：“腐化不可避免。”[11]看上去自相矛盾，对吗？明明我们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已经痛斥了腐化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这意味着这里的引用和其他答主在知性科学上的理解当然是不同的——前文不止一次强调，先锋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特殊产物（作为它的特殊形式的先锋党就更是如此）。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即使是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例外。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自行消亡”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随着剥削阶级不复存在，先锋队的职能就会日趋萎缩；它在极广泛地把群众教育和组织起来的同时，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消灭它自己……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辩证过程。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仍然残留于它的按劳分配原则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父权制的斗争中，过去的先锋队可能会被打倒、被更新、被视为“腐化”的那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先锋队的“腐化”和衰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自由人联合体最后的绊脚石之一。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题主提出的这个问题本来的范畴；但是，我们还是深感有必要在文章的最后把它讲清楚，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对反动意识形态和一般知性科学的最终驳斥：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根本没有什么人性可言！

最后，让我们用列宁同志的一句话做结尾吧：
“大多数叫喊工人腐化叫得最凶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受资产阶级道德腐化最深的人！”

HAD

那么，在我们已经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最后结局的情况下，就可以回过头来提出这个问题：苏联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的呢？

在直接谈这一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完整地说明（刚刚谈及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的意义所在。从非常概括的方面来说，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外部使用国家（包括但不限于军队、警察、监狱、劳改营、情报部门、外交部门等）来进行反对（仍然广泛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在内部则用他们创造出来的种种新型非国家组织（与革命时期相比革新了自身组织方式的先锋党、实行最广泛民主的苏维埃、在生产领域直接联系工人阶级的新型工会、社会化抚养机构和新型学校机器、负责进行意识形态和习俗革命的群众组织，等等）来进行反对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在描述上是矛盾的，而且在现实里也是矛盾的，因为国家与非国家的这两者在一些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换而言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夺取政权后所必须进行的两种阶级斗争，彼此之间永远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有时一方成功的条件甚至可能是另一方成功的障碍。
斯大林正是在这方面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两难困境：旧资产阶级的残余和新生产出来的准资产阶级（包括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反动学术-技术权威），在生产领域利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新一代专家构成的权威；在财政等具体行政事务上，他们则利用自己专业人士的身份，诱导先锋队配合其使用同样的国家机器来阻挠乃至取消种种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方面，他们作为拥有特权的“专家”社会团体被再生产出来，成为新资产阶级的强大后备军；另一方面，更危险地是，他们使旧国家机器（尤其是AIE）的官僚群体日益去政治化、日益茁壮并且日益“独立自主”，即日益趋近于回归十月革命发生前的模样。然而，此时斯大林对这些情况的解决方案却是摆烂：他几乎完全忽视了新资产阶级很可能将要产生的问题，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主要还是反对旧阶级的斗争，甚至倾向于认为阶级斗争在苏联已经不再存在。这就直接导致了AIE阵地的丧失，从而意味着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放松，继而就不能不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但斯大林毕竟不是傻子。于是，似乎有一种机制起到了某种兜底的作用，它单纯地依靠镇压性国家机器代替了这一已经几乎不存在的专政，代替了已几乎不复存在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于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反动分子的阶级斗争。更确切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仍然得到了保留，但却是用镇压性国家机器靠行政方法来保持的；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苏联的先锋队只好用花言巧语把政治警察说成是无产阶级群众最重要的武器（因为他们后知后觉地发现似乎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从而把对外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机械地迁移到了内部。固然，斯大林建立的这个国家确实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旧式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没有相应的非国家组织（它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得到发展）；斯大林在建立这个国家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代价是产生出一大批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他离去数十年之后最终葬送了他的努力。
一言概之，当时苏联的最大困境所在，就是始终带有深刻的资产阶级烙印的国家机器。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渗透并最终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即便是再精妙繁复的制度设计，对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先锋党来说都是徒劳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包围之下，军队、监狱、警察等镇压性暴力机器是无法被消灭的（尽管它经历过夺取政权期间的大规模摧毁，但很快会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中被重新搭建起来，因为革命的“紧急状态”从未终止）；而对AIE的革新、更换和消灭则比镇压性国家机器要更加困难（上文已经悉数谈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严格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政分离（换句话说，真正兑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不建立一种同社会主义国家框架下的经济组织（工会）和政治组织（党）在职能上相独立的群众组织（以在前两者不断遭到逆向灌输的情况下独立实行AIE的职能、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残余相对抗），先锋队就难以避免地会丧失对先锋党的掌控，从而通过这种丧失一并失去它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和对社会的统治权力（就像它从前通过这种绕过阶级民主的一党专政和表面顺从的国家机器来直接控制政权、实行统治一样）。一言概之，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竭力削减资产阶级力量的“剩余”、阻止其再生产，并主动创造自己的阶级力量对资产阶级残余的“剩余”，以此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阶级专政。

HAD

进一步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而且它本身必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一种不只是国家的特殊“国家”。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有旧形式的国家的内容，也包括一种排除国家的组织，因为他的某些AIE（特别是党、工会和各个群众组织）被先锋队改造成了能够控制和最终取代国家的非国家组织。
因此，列宁知道，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机器（党和苏维埃；这里的头号难题是保持和密切它们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确保其具有掌控行政的国家机器以及消灭“官僚主义”倾向的能力、而不是反过来被掌控和侵蚀），一套全新的工会系统（“共产主义学校”），一套全新的无产阶级学校机器（“手里掌握着未来，即一代代的青年”的教育系统），最终培养一批又一批既能干、又忠于革命的人（实现先锋队在AIE中的再生产），以在每种新的AIE中进行革命的新政治。
然而，列宁并没有来得及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旧AIE的遗留部分实际上不是在向群众反复灌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让庞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它们应该成为新的AIE）发挥功能，而是继续向群众反复灌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旧意识形态，甚至在人们给它们提供了新的成分作为反复灌输的命令和任务的同时，依然反复灌输与之相抵触的旧意识形态。”[10］即使晚年的列宁绝望地建立起了一套工农检察院体系，也无济于事（它本身很快地被旧AIE所同化了）；列宁一手推动的综合技术大学的实践也失败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跌跌撞撞中，斯大林接手了苏联。他没有沿着列宁的思路继续下去，而是开始采用简单地跟资本主义类比的方法来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无疑归根到底在社会中起决定作用；于是，在斯大林眼中，社会主义也是由当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所决定的——因为它有助于产生出充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而这种人的发展和增多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同时，斯大林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挥效率的结果。然而，斯大林这样单纯用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式的这两个数据来表示“社会主义”的特性，实际上是忘记了这一阶段苏联的生产方式本身的不纯粹、同时忘记了上层建筑在生产关系中的角色（仅仅只用恩格斯所说的一句“反作用”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是完全不够的）。只用“经济基础”来解释，一切就还是经济决定论的；忘记了上层建筑，也就会忘记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从而忘记上层建筑过去是如何在维持统治阶级权力的过程中发挥各种积极作用的。这样一来，付出的代价就是在生产中忘记阶级斗争，而陷入了一种纯粹的对劳动生产率的追求，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滑向计量经济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例如，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的主张中，斯大林认为主要的问题就只在于生产的发展；而在生产发展的问题上，他则把理应作为先锋队一部分的干部看做是一种单纯的“资本”）。阿尔都塞的学生和战友巴里巴尔就说过，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官方的“正统”解释，早在第二国际的某些社会党领导人（例如“教皇”考茨基）中就占了统治地位；在列宁短暂地摆脱它的影响之后，这个幽灵终究还是阴魂不散地被斯大林请了回来，在许多地方被清楚地提了出来并得到了本不该有的巨大发展。

显然，社会主义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力的发展衡量，而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来衡量。那么就可以看到，很显然，它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发展。
有人在这里可能会问：既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那么斗争的各阶级在哪呢？资本家阶级在哪里？虽然我明白列宁所讲的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条件，但的的确确看上去似乎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家阶级了呀！殊不知，阶级斗争并不限于以对垒形式存在着的社会阶级；恰恰相反，是阶级斗争创造了阶级（无产阶级最初就是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被野蛮的剥削所创造出来的，这正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苏联，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化和国有化确实消灭了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但他停留在了这里，不再进一步地斩草除根，最终埋下了隐患。因此，我们必须把问题改变一下：不是找出现成的资产阶级，而是找出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会产生出资本家阶级（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更为重要）。在阶级社会（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围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疑还处于阶级社会），生产本身就是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并不先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只要存在就有可能会创造出资产阶级（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还在的话）。但是，产生资产阶级的过程是否最终得到实现，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局：这种资产阶级当然可能被产生出来，但他很可能处于一种羽毛未满的状态，并不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复辟。

HAD

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共就连是否能够被定义为一个先锋党都不好说。虽然法共确实是一个准大众型政党，它的组织却沉湎在19世纪的成功内，行动则淹没在20世纪初的公式内——因此，它实际上不过是一具“比较厚重”的历史木乃伊而已：既没有一个能够动员革命的激进政治纲领，也做不到落实（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党内激进派的政治意志、更不要说发起革命行动的历史实践。虽然名为共产党，法共却流于最一般的平庸政党一层，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先锋党。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的流产更准确地说其实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看不上这个党（就连它内部仅有的因历史因素而留存下来的先锋队，也由于令人汗颜的原因丧失了对这个党的控制权），从而不能通过这个貌似强大的政党AIE去获得一场革命所必需的政治意识形态、群众动员和领导力。而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留恋，在十多年后让法共本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在自己那荒谬可笑地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边缘化，最后沦为了第五共和国选票统计面板上的一小团色块儿。
而这种有名无实的所谓“先锋党”的软弱无力和带头投降，在后来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和尼泊尔内战（后者的闹剧至今仍在上演）里，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党与先锋队的成功结合（为一先锋党）虽然是革命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历史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形势；是先锋队选择了党，而非党天然地结合了先锋队。否则，我们就会滑向一种纯粹灌输论的考茨基主义（自倍倍尔逝世之后，它就已经在事实上过时了），甚至进一步衰变为伯恩施坦主义（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和理论角落里的革命，以及在实际斗争中的妥协、让步、蜕变）。而这在标记出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之处的同时，也暗示着明面上的列宁主义把党和先锋队直接挂钩的论调并不是一个历史科学的范畴（就像列宁对已经教条化了的第二国际“辩证唯物主义”出于党派性而进行的捍卫和肯定一样）——对列宁来说，进行这样的绑定不过只是一个成功执政的先锋党对于这一既成事实的确认，而并非对“先锋队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的正式回答。它并不是、也从不是一个被规定好了的已经结案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给出的这个答案更是早已随着柯西金改革和苏联解体而烟消云散；之所以显得已经结案（以至于“党即先锋队”的错误概念如此根深蒂固），是因为联共（布）后来的历史沾染了我们对它更早的历史的想象，从而形成了一种当时确实为它所需要（以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权力仪式）、后来却蜕化为一种意识形态蒙蔽的历史哲学（甚至历史神学）。

既然我们已经澄清，先锋队是激进革命纲领的现实代表、而非党本身，是一种站在现代、却呼唤未来的超越型概念；那么，“腐化的先锋队”一词，即使不考虑它那昭然若揭的理论纰漏，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营销革命情结”——即无视当今的主动性，单纯地用已然逝去的“革命序列”的往事来沉湎、来聊以自慰，最后成为其他答者口中的笑谈或“明目张胆的特权阶级”。
当然，这种修辞并不止针对一类人：对于“营销反革命情结”的小子们来说，他们怎么就能保证自己能够跳出和“共产党官僚”一样的懈怠、无聊与成为笑话的尴尬呢？毕竟，所谓的“特权阶级俱乐部”，无非还是从对合格的大众型政党的要求来斥责某一具体的政党组织（要么说它对党外民众不开放、要么说它支持反民主政策、要么说它本身实行组织部霸权）；这些（尤其是最后一点）都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老生常谈的东西，而丝毫没有触及先锋队本身。

然则，基于第一点的结论，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的理论分析了。
尽管党和先锋队并非同构的关系，但诚如列宁所言，如果一个共产党不能做到“有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不能得到“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拥护”，那它就一定无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言下之意，显然至少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党和先锋队的构成是高度重合的。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再度分离开来呢？
因为先锋党究其根本仍然是一种政党的、从而是政治的AIE（尽管它曾经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场域里领导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革命活动），而AIE首先意味着一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残留。但是，问题在这一层面仍然是无关紧要的——列宁和毛都指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仍然作为国家的时候都尚且不能摆脱的东西。真正的麻烦在于：“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必须负责管理国家、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机器。因此，党和国家机器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部分的融合。”[7]在这个过程中，其他部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因为必要的原因也没有被完全消灭、甚至作为新政权的从属部分得到了保留，并以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继续行使其旧职能、以至于反向渗透了对其进行管理的先锋队政党。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不需要过多说明的。


然而，“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阿尔都塞反复地说，国家机器很难“被各阶级间的斗争所渗透”，它是彻头彻尾的统治机器；诚然，被统治阶级的斗争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只有统治阶级才行使“权力”。事实上，权力应被理解为是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剩余”：“阶级统治被认可是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而实现的，因为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才能进入那里并在那里得到承认，不仅如此，统治阶级的力量还是国家唯一的‘发动机’，是在国家中唯一能被转化成权力、权利、法律和准则的能量”[8]。这就意味着，国家机器只有在阶级统治消亡之后才能真正地消亡；但与此同时，十分致命的是，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拿到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连看似中立的法的内容都仍然是一种不在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不妨让我们讲讲老生常谈的苏联罢。在十月革命之后，众所周知，旧的资产阶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已经被摧毁，在它的废墟之上、在先锋队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了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机器；但由于种种情况，无产阶级的AIE还未彻底地建立起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工业和农业需要各种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专家等来为其恢复与建设服务；工业化极其重要，因为必须提供机器来配合农业的发展，必须提供武器让红军能够抵制任何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干预。因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面临未来的生存问题，苏俄的先锋队被迫把某些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暂时拖到以后去解决，这是一种必要的退却（它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东西，可能被共产主义的发展所取代，也可能被资本主义的逆转所取代）。列宁说过，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甚至还活着、起着作用、不断发展着并不断生产着新的资产阶级。而阿尔都塞比列宁更进一步地说，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阶段，尚不存在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只存在着某些资本主义要素和某些共产主义要素的对抗状态；也就是说，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雇佣劳动制的经济结构和广泛的群众组织的对抗状态。[1][1]这样看来，产生新资产阶级的一定条件是一直具备的；无产阶级必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新资产阶级的产生、防止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9]






正如资本主义国家的AIE，只能以再生产阶级斗争为代价来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样；而社会主义国家的AIE，也同样只能以再生产出阶级斗争的代价来生产出无产阶级的统治。而这一阶级斗争，在作为防止新资产阶级产生的必要条件的同时，也内蕴着这一产生的风险（这是由阶级斗争的两面性直接决定的）。不仅如此，国家机器（尤其是AIE）必定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何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因为它不只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与其潜在敌人斗争的一个场所，它本身也是阻止无产阶级获胜的障碍。
人人都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确是一种专政，但它事实上并不是共产主义先锋党人所说的那种专政——按照自由主义-“斯大林主义”双面一体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机器，它能轻而易举地粉碎一切对抗统治的人；但这种统治（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不是工人统治、而是一小撮党的领导人（这被他们指认为“先锋队”）的统治。的确，他们看到了事实上的专政和意识形态里讲的那种专政的不同，但对这种不同的具体认识却完全错了：专政这个术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定义，根本不是与民主对立或等同的（但考茨基和卢森堡却是这么认为的），也不是政治上的“专制”（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并把暴力和专横的意志肆意强加于人）。我们绝不能屈服于这些说法——要知道，就连资产阶级专政都并不必然借助镇压！

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更主要地是使用AIE，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更主要地表示无产阶级的统治权力；既然同样作为一种统治，它也和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并不必然依赖镇压机器。退一万步说，资产阶级在原则上其实是能够通过无限制地使用镇压机器来统治无产阶级的，因为这无非意味着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暴力保障；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实现，因为在一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单纯的暴力长久地“保障”（即使是饱受诟病的“红色恐怖”，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生产关系，且往往做不到长期持续）。那么，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简化为一小帮统治集团对暴力的行使，无产阶级要想行使自己的阶级统治职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先锋队通过AIE（主要是共产党）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前）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至于最广泛的民主，它并不是专政本身的内容，而仅仅只是无产阶级在其统治形式中所追求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最民主的政治形式）。

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特殊的暴力组织来反对本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但同时需要把国家当中不必要的、能立即开始消亡的那部分组织逐渐消灭——因为它们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的。在这里，更主要的东西仍然是强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把它作为镇压资产阶级的手段；国家的消亡还仅限于更新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在先锋队的领导下不断地对国家机器中落后的部分进行斗争——在强化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同时，必须削弱无产阶级被其政治代表及国家代表控制的倾向，因为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说，官僚是脱离人民和站在人民之上的特权人物）。这是国家本身的性质，而不是什么“先锋队”“腐化”的结果。事实上，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然）存在会有些令人奇怪，因为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重新产生的条件之一。但是，这只是一种条件，而且肯定不是一种充分条件（但它同时却是进一步推动世界革命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官僚主义，这甚至根本不是这个制度“腐化”“堕落”的证据，除非我们把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认为是如此“不入流”的（而这显然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某些官僚主义是必要的，这也是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显然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把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就根本不能实现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必然的压迫性存在，不仅因为需要用它来镇压旧的剥削阶级，而且因为一部分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那里走来的工人阶级是曾经被改良红利“收买”了的、被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蚀了的（先锋队需要通过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专政把整个工人阶级重新教育和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