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要消亡了吗？—— 懒澡的杰基

HAD

4月7日，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也就是所谓的“婚姻法新二十一条”，引发了巨大争议。有自媒体嘲讽其为“男惊条约”，认为新二十一条不仅对男性损害极大，使男人“惊诧”，更是要钉到耻辱柱上的“不平等条约”；这显然是男性视角，但女性也不见得满意，有女UP主认为这会阻碍通过婚姻实现的阶层流动，底层女性会因此更加弱势。这事在网上吵了有段时间了，咱先不谈谁是谁非的问题，二十一条的争议，能从侧面说明当前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遭遇了重大挑战，婚姻作为一种两性结合的方式已经无法调和不同方面的利益，单一性的原则再也不能适配不同阶层的人群。而最高法的解释不过是给这种落后版本打的补丁而已，它并不能扭转核心家庭日渐式微的趋势，相反，新二十一条如果真的实行，恐怕还会加速这一过程，更多的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近代以来奠定的家庭范式将进一步走向崩溃。新二十一条所反映的并非我国特色矛盾，传统家庭的没落和多元家庭的发展是全人类普遍的历史进程。无独有偶，3月份的时候，爱尔兰举行修宪公投，旨在修改宪法中“家庭组成”的定义和“母亲在家庭中的职责”的表述。其中第一项拟将家庭定义从传统上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扩大至包含同居伴侣及其子女等长期关系；第二项则要删除“母亲不应迫于经济需要从事劳动，而忽视她们在家庭中的职责”等表述，意图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改变她们在职场中的劣势。然而两项公投皆遭否决，爱尔兰总理为此辞职。类似的改革这些年并不少见，同性家庭等多元家庭的合法化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中推行，但相应的，保守的思潮也日渐增强，这也表明了家庭变迁的曲折性。实际上，家庭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变化是根植于经济生活中的，而这里的经济生活，不单指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阶级斗争。可以说，家庭变迁是近代以来潜藏在阶级斗争中的一条暗线，家庭和人的亲密关系在阶级斗争中得以重塑，而阶级斗争的结果，往往也反映在家庭的变迁当中。



PART 1
所谓的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也称为小家庭，与之相对的是包含旁系亲属，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尽管在当今世界，核心家庭是绝对的主流，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晚近的历史概念。核心家庭的普及与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封建庄园截然不同，更依赖社会化分工与市场交换，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取代了原先的家庭内部生产，使得家庭丧失了经济单元的作用，生产活动的组织不再依赖家庭内部分工，每个人都以个体的身份参与劳动生产和市场交换，那维持庞大家庭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另外，与资产阶级的崛起同步的是封建贵族的衰落，欧洲的贵族越来越难以负担维持庞大家庭的成本，贵族家庭的规模随即变小甚至趋于解体；而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开始普及，逐渐成为主流。


在东方也同样如此，无论是外部商品的倾销，还是作为一种舶来品的工业文明的传播，都使得传统的封建宗族难以维系。总体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全新的生活，进而导致了旧家庭的解体。这是我们当前普遍的核心家庭的起源。然而核心家庭并非是均匀普及的，它是资产阶级，或者说市民阶层的家庭范式，其目的是作为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继承和再生产的手段，因此核心家庭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对于更为广大的无产阶级来说，原先隶属于封建庄园经济的大家庭是解体了，但这些进城打工的失地农民很快发现，他们连活下去都很困难，组建稳定的家庭完全是一种奢望。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但与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却出奇得短，死得过早以至于无法产生后代。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困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除了随着城市化而急剧下降的工人寿命以外，还有极端拥挤的居住环境，以及仅够工人勉强温饱的极低工资，都让排他的核心小家庭难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间建立起来，超过一半的无产者除了让自己活着之外，无法维持代际更替。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核心家庭是市民阶级专有的；而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家庭关系不仅是奢望，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丧失，还引发了恩格斯所担心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状况，恩格斯还暗示因为住房的过度拥挤，乱伦和鸡奸的情况并不鲜见。没错，我们从恩格斯留下的著作和通信能看出来，他有明确的恐同症，对于尚处萌芽状态的同性恋关系，这时还远未发展成同性家庭，而且往往是以丑恶肮脏的面目示人的，恩格斯对此表现出了明显的鄙夷态度。从马恩的通信来看，马克思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确定的堕落。当时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工人阶级中之所以出现淫乱和违反性别规范的行为，是因为无产者道德堕落。主流社会通过把原因归结到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规避了生产关系上的矛盾，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对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训，乃至于建立暴力设施，对“道德低下”或者“精神错乱”的无产者实行直接的惩罚，比如济贫院和早期的精神病院。有些改革家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危机，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家庭范式，通过组建稳定的核心家庭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




这完全是因果颠倒。马恩指出资产阶级的道德不仅是虚伪的，更是一种骗局。造成无产阶级家庭崩溃，以及他们所鄙夷的“性堕落”行为，这一切完全是雇佣劳动所带来的“绝望的症状”。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因此无产阶级要做的绝不是接受资产阶级的核心家庭，反而是要推翻它，因为此时的家庭是私有制完成再生产的必要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毫无疑问，马克思知道这种主张如石投水，将在当时的社会中泛起怎样的涟漪。但我们能看到，从一开始，废除/扬弃家庭的运动就伴随着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它还包含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探索和解放。基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家庭正在与私有制解绑，亲密关系的建立逐渐从父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广大无产阶级中间，多元家庭开始逐步替代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小家庭。然而如同我们一开始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曲折且漫长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婚姻应当建立在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不过作为一个恐同症患者，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他无法想象真正废除私有制以后家庭形式的多元化，相反，他认为在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以后，理想中的婚姻，也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最终会实现。


PART 2
历史似乎在印证恩格斯的预言。在马克思和他相继过世，古典自由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工人运动高涨，作为积极的阶级斗争的成果，不断上涨的工资使得工人阶级收获了完成自身以及家庭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在西方，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和阶级自觉不仅使得稳固的工人阶级社区得以形成，还让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家庭的想象貌似成为了现实。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与性别规范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模式而奋斗的，在斗争占优势的时期他们确实成功了，使得只依靠男性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在经济及政治上的胜利，为工人阶级社区代际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然而之所以说这种家庭模式只是貌似实现了恩格斯的理想，因为这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模仿而已。这种资本主义下的家庭，远谈不上建立在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它并不是恩格斯所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它把女性固定在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上，女性的（市场）劳动参与率陷入低谷，而男性工人的自尊和男性气质则要仰赖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原本的性别秩序被进一步固化。家庭主妇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因为事实上降低了工人维持再生产的成本，故而甚至间接地支撑了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与性别秩序相互支持，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塑造了相对稳固的家庭结构。工人们追求这样的家庭结构，以便把自己和流氓无产者、移民劳工或者底层的黑人无产阶级区别开来，主流的工人群体因此逐渐中产阶级化了，妇女外出工作、性少数和多元家庭的实践遭到了排斥和污名化，体面的工人开始在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上趋于保守


这一趋势反映在了理论构建上。考茨基就说：“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样的观念，即社会主义提议废除家庭。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废除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歪曲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可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主张被修正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这点胜利又会让他们裹足不前。如果说西方的工人家庭还谈不上是对恩格斯理想的真正实现，那社会主义阵营的工人家庭能否堪称是恩格斯想象中的典范呢？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其落后的工业难以支撑本国无产阶级过上体面的家庭生活，而更为彻底的阶级革命也使得布尔什维克毫无必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建立一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范式。对于革命的先锋队来说，充分动员女性对俄国革命的成功和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废除/扬弃家庭”的要求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就有了不同的新内涵，它不再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手段，而是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手段。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工业革命以来的家庭不仅不再是生产的单元，甚至不再是再生产的单元，家庭在生产生活中的性质被进一步改变，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似乎看到了曙光。


十月革命后，柯伦泰出任新政府的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她是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她同时也被西方女权奉为先驱，著名的“杯水主义”就出自她这里。柯伦泰在苏联政府早期负责社会福利和妇女工作，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就是在她的主持下推进的。国家机构承担起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集体食堂建立起来，集体幼儿园、托儿所也建立起来，再生产性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当中。不仅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组织，在未成年的抚育方面工人国家也取代了家庭的功能，可以说一百年前的苏联，在社会化抚养方面的实践，比现在的设想还要激进得多。柯伦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国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全面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庭束缚。不再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靠丈夫，而是靠自己工作。”




从早期苏联的实践来看，可以说被剥离了再生产功能的家庭不仅堪称恩格斯理想中的典范，是一种基于爱情、平等和自由的结合，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恩格斯的设想，为性少数与多元家庭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然而从来没有抽象的自由。列宁之所以支持柯伦泰改造旧家庭，在于苏俄内战需要动员妇女的人力资源。内战结束后，苏联便取消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日间托儿所这样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设施。列宁死后，废除/扬弃家庭的理想主义更加孤立。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生育政策。俄国革命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样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如此。毛泽东也论述过社会主义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家庭将要消灭。”建国后的公社化运动无疑促成了旧家庭的改造，但这段历史同样表明了这种集体化的曲折性，通过运动强制剥离家庭在农业生产和再生产上的功能，显然并不适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反倒只有国营企业通过“企业办社会”，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


改开以后，集体化的路线被逆转了，农民又回归到了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生产经营的落后状态中，从大的历史趋势来说，这无疑是反动的。但这种反动却是对经济现实的某种再适应，是更长远进步的一个环节。配合小农经济的回归，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再工业化进程。我们重新走了一遍典型的资本积累之路，重建后的小农经济再次被工业化大潮摧毁，而因此快速变化的家庭形态也在城乡之间、新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以及父辈与子代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经过四十年的加速追赶与融合，如今我们也获得了和西方一致的，同样建筑在资本主义之上的现代性。在废除/扬弃家庭的运动上，我们殊途同归了。




上世纪60年代，左翼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五月风暴、嬉皮士、日本学生运动，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同程度上动摇了既有的权力结构，“造反有理”的观念深入人心。其中又以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发起的斗争，对性别秩序的冲击最大。到了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支持者的理论逐步完善，在对性别规范发起批判的同时，他们进一步将性别解放和废除家庭联系到一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私有制、性别秩序乃至国家暴力等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女权主义对父系家庭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家庭内部的权力与支配关系，但女权主义尤其是激进女权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视角，没能彻底理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忽视了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家庭的塑造作用，逐渐沦为身份政治。延宕至今，与性少数一起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


很巧的是，进入70年代，当女权主义与同性恋解放运动渐成气候的同时，西方也正好面临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长期的凯恩斯政策，再加上粮食和石油供给的冲击，美国经济在70年代陷入滞胀，连带整个西方世界都遭遇了利润率危机。产业利润率长期低迷，工人运动也因此走入低谷，难有作为。凯恩斯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崛起，产业加速向国际转移，工人阶级原本看似稳固的核心家庭也不得不发生重大变革。长期的利润率危机和通胀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成本，他们再也负担不起一份工资养活全家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家庭主妇因此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西方世界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开始上升。同时家务劳动日益社会化，只是西方背景的社会化不同于苏联早期的集体化，更确切地说，是市场化。经济危机下，源源不断的过剩劳动力，以及外来的廉价移民劳工涌入新兴的家政服务市场，一方面家政工人解放了无偿劳动的家庭主妇，使得她们走出家庭；另一方面，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失业率高企。这两方面的相互运动重塑了西方工人阶级的家庭，男性工人供养全家的模式日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双职工家庭。而随着代际再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不婚不育的一人户家庭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多，全社会都有了原子化的趋势。在核心家庭崩解的缝隙里，多元家庭逐渐发育。白色家电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70年代以来，家务劳动的电气化水平愈发提高，相应的，消耗人的劳动也越来越少。这也构成了核心家庭变迁的物质基础。女权运动和性少数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在运动中没有达成，却最终通过经济生活的重大变革而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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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没有一个显著的男性在外挣钱、女性在家当主妇的家庭占主流的阶段，在工人阶级中间，一开始就是双职工占主导。而在改开后，如同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样，社会主义的传统接驳了资本主义的需求，在加工贸易低利润率的背景下，双职工模式进一步泛化，成为进城农民工自觉追求的目标。现在回过头看，这种男女都挣钱的双职工核心家庭，其结构并不稳固，在应对外部变化时比较脆弱，只是核心家庭进一步演进或崩解之前的一种过渡状态。而这个过渡状态还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加速了。独生子女使得中国核心家庭的规模进一步缩小，总体上提供给家庭成员的支持和资源也在减少，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被迫社会化，这个过程远比其他国家更加深刻和迅速。另外，计划生育在弱化家庭生育功能的同时，也降低了家庭的养老能力，家庭的再生产功能发生结构性失调，代际更替周期被进一步拉长，维持核心家庭的成本和收益逐渐滑向失衡。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80后90后结婚需要原生家庭付出不小的经济成本，买房买车彩礼嫁妆这些都需要花钱。这还不算完，因为夫妻双方都上班挣钱，新生的小家庭生育后代必须得上一代人轮流来带，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城市白领是这样，农民工夫妻更没得选，往往是把小孩扔给老家父母了事，这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进一步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我们看，如果没有原生家庭总动员，没有双方父母的无偿劳动，新生的双职工小家庭难以完成其自身的再生产活动。如果说原先西方范式的核心家庭，需要家庭主妇的无偿劳动来支撑的话，那么在我国，这个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就来自于上一代，可以说，正是上一代的退休老人支撑了当今的资本主义，同样也是老家农村的上一代，支撑了如今大城市的繁荣。

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理论上，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隔一代就少一半，而且高企的再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推迟婚育年龄，代际周期拉长使得新生小家庭准备生育时，上一辈老人年龄已经很大，带不动小孩了，而上一辈的养老压力又会进一步推迟年轻人的婚育年龄，形成恶性循环，直至核心家庭走向式微。于是95后00后就不结婚了，这里面固然有房价和就业的原因，但双职工核心家庭的结构本身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源头。年轻人不婚不育，一人户家庭开始普遍，社会趋于原子化。我们不仅在废除/扬弃家庭的运动中与西方殊途同归，还后发先至了。我们回过头看，发现工人阶级兜兜转转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工业革命早期的状态中。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产业发展与阶级斗争辩证运动后的结果。在这一螺旋变化中，结婚率稳步下降，生育率一跌再跌，核心家庭趋于崩溃，无产阶级的代际更替发生障碍，传统秩序被破坏了

这种破坏又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之爱”腾出了空间，尽管它并非是以恩格斯所设想的形式呈现的。在核心家庭逐渐减少的同时，那些完全建立在亲密关系上，而非再生产任务上的家庭形式蓬勃发展，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性少数群体的家庭。目前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40多个，遍及六大洲。而其他形式或者层次的家庭关系也不断出现，举个例子，比如被称为同居圣经的法国pacs协议，本来是为了性少数缔结民事伴侣关系而发明的，结果现在主要签署这个协议的却是主流异性恋。因此pacs关系也成了介于恋爱和结婚之间的一种准婚姻关系，但少了很多权利义务的约束，缔结和解除都比传统婚姻更为随便。前两年在法国签约pacs的人数已经超越了传统结婚的人数，pacs跻身主流家庭模式。

新家庭的实践在我国也不少见。比如在苏南地区就流行一种叫“并家”的婚姻，男女之间不娶不嫁，男方不给彩礼，也不必准备房车，而是两家商量以公平的原则分摊新生家庭的成本，而生育的后代也往往会提前商量好，比如生二胎就一个冠母姓一个冠父姓。亲家之间走动也比一般家庭更为频繁，所谓并家，不单指男女新人之间合并，还指亲家之合并，两家合为一家。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新生家庭再生产成本的问题，还解决了原生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可以说是一种生育率下降背景下的再适应。

在传统的父系家庭之外，母系家庭也在逐渐增多。这类家庭往往是因为离婚导致的，孩子抚养权归母亲，因此改姓母姓，从母居且由娘家人帮忙抚养。但有些高知和高收入的女性，也会选择找精子库受精来生孩子，这造成了一种彻底的父亲缺位和绝对意义上的母系家庭。

其他的另类多元家庭也不鲜见。有些性少数家庭同时会有多个父母，比如有的性少数人士为了兼顾感情与生育，会在保有同性恋伴侣的同时和其他异性生育后代，三个人因此结为家庭，这样的家庭中就会出现一个母亲两个父亲或者一个父亲两个母亲，他们共同抚育后代。除此之外，更多的是现象是开放式婚姻，或者说核心家庭的开放化。上述法国pacs协议就是一种开放式实践，我国没有合法的开放式关系，但并不妨碍人们这么干。这里面既有主动的开放婚姻，夫妻双方约定不排他的感情或者性关系；同时更常见的是两口子心照不宣，各玩各的，这种事情我想社会上还是不少见的。还有就是带有鲜明社会化抚养特征的家庭，比如位于辽宁鞍山，柏剑的“梦想之家”。梦想之家具体怎么运营大家可以查一下，里面的孩子跟柏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都喊他“老爸”，这完全是一种集体化大家庭的实践。

系列多元家庭的发生，既是核心家庭崩溃的结果，同时还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核心家庭走向没落。不同于以往，现在的多元家庭并非表现为一种激烈的思想运动，而是实践的潮流。不过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新家庭形式的实践，固然是工业革命以来废除/扬弃家庭运动的延续，但它们并不稳固，不具备普遍的物质基础。而目前真正顺应社会趋势的家庭形式，是一人户家庭。这是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共同造就的结果。资本主义长期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加剧了资本垄断和贫富分化，并使得无产阶级的工资总体上难有提升的空间，而再生产劳动的日益市场化又给无产阶级提供了独身的条件，劳动者穿衣吃饭清洁乃至娱乐全都可以通过市场满足。在电子厂上十二小时班，下班去大排档吃个猪脚饭，晚上刷会抖音睡觉明天起来接着干，衣服扔洗衣机就可以，偶尔休息时还可以找小妹修个车。底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不需要结婚，至于说养育后代，这根本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再看白领阶层，包括买房教育等在内的高企的再生产成本让他们望而却步，婚嫁也成了奢侈品。这种情况下，除非将再生产的成本转移，比如由上一代退休老人来承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则是由廉价的移民劳工来承担，除非如此，核心家庭难以完成代际更替，其再生产功能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的解体、出生率下跌、社会的老龄化和原子化都是不可逆的趋势，除非资本主义发生新一轮的扩张，扭转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放眼当今，这几乎又是不可能的。

那么不婚不育全民单身就是未来的结局了吗？也不是，危机中恰恰孕育着新生，马克思在《宣言》中高呼要消灭家庭，现在倒也近在眼前了。如果只是追求消灭家庭，那这目标也过于肤浅。家庭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而已，其变化根植于社会基础当中。如今核心家庭的式微，反倒正好兆示了私有制及建筑其上的父权制，乃至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从这个视角看，社会的原子化，单身家庭的普遍化也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危机的发酵和新社会的萌芽，新家庭也会在运动中重塑，而新的人与人结合的方式，新的亲密关系，我们都能在已经发芽生长的多元家庭中找到端倪。这个过程也许只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宣言》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凝炼成一句话：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liberation）。显然人的自由，不仅是从异化劳动中解放，还意味着从性别秩序中解放。“旧的事物正在死亡，新的世界还在斗争中初生。”而新世界的历史任务，绝不是在日益衰落的核心家庭中重建其再生产功能，而是要顺应再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趋势，让人与人的结合，真正建立在平等自由的“无产阶级之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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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眠

他这视频做得很快，我21号发的文章，他下月6号就发了，当然，像这种优秀的视频制作时长应该远比这长，所以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

HAD

乐不眠 发表于 2024-8-13 08:23
他这视频做得很快，我21号发的文章，他下月6号就发了，当然，像这种优秀的视频制作时长应该远比这长，所以 ...

早知道你发过了我就不发了有点浪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