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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的新解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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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1 13:23: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24-8-1 23:58 编辑

注：转载文章，作者为托派，同时部分言辞欠妥，需好好考量，括号内评论为转载者所加

CR是一个充满了争议与复杂性的历史事件。有参加过red guard的老人怀念那个年代、他们会在一些重大节日时在各地的猫猫雕像下唱红歌，在集会中举着猫猫的画像；有些左派们认为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德先生，支持“小王"，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需要再来一次CR;爱国主义者们认为CR期间的诸多建设是为改革开放做出铺垫，他们认为利维坦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对CR和改革开放都持肯定态度；官方极力模糊CR的各种细节，他们的口号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并在大部分时候避免谈及这个话题；自由派极其厌恶CR, 他们认为文革表现了XX 主义的疯狂，他们认为当今中国正在朝着二次CR的道路前进。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希望能带着读者回到60年代的中国，奏响CR初期的激进主义余音，并理清它的起因和经过。笔者将在文章中回答三个核心的问题：

1.CR为何爆发？

2. CR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

3.研究CR在今天依然重要吗？它能对我们今天的斗争带来什么启发？

1.CR的起因是什么？为什么猫猫发动了这次革命？
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CR的起因是党内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政治局公开宣布猫应该对大跃进的失败负责，并警告它不要搞个人崇拜。猫猫对此感到警觉，因为此时正值苏联的去斯大林化，猫在中国也被当作斯大林一样对待，被排挤、边缘化。（相关懂史学的朋友们可以看一看这一句话有没有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据此认为，猫的动机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笔者部分同意这一点，但简单地将CR认为是权力斗争，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响应了猫猫的号召，并发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广度和深度都空前绝后的社会运动。（部分托派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属于高层官僚内斗，并不是工人运动的产物，与此类托派不同的是，作者明显发现了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参与）

事实上，CR并非凭空产生或仅仅是毛的个人野心，CR应被视为对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回应。（转载者注：部分托派认为中苏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对猫和党内领导而言，对党内左派而言，以及对广大体制外的工人而言，cr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cr中起到作用的不仅仅是猫一人，而是整个党，尤其是地方基层干部。

和世界上其他所有政党一样，党分为不同的派系，它们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简单来说，它的右翼由政府官僚和党内温和派组成。他们自称是“现实主义者”，与左翼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相对。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刘少奇，他是共和国主席，曾说过的著名言论有“剥削有功、劳资两利”。另一位右翼的著名人物是邓，他将在cr后实行他著名的改革开放政策。而猫作为xx主席，自称是左翼的领袖，而实际作用相当于一个中间派的角色，调节着左右两派的矛盾。（在历史上一段时间起到这个作用）

那谁是党内左翼？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事实上，党内存在着大量的左翼，即使他们不像是苏联的左翼反对派那样是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派别，但他们确实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如果要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影响，就需要对中共党内左翼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认识。简单来说，他们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确实是革命者，是社会主义者。（这就体现了一个派性问题，也即我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符合我要求的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话看起来很矛盾，那么它是什么意思？

列宁于1913年曾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按照这个标准，党内乃至当时全中国的左翼是三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段不知所云，此标准从何而来？）

正如右派所说，大部分左派是唯心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这既有积极的含义，也有消极的含义。这样的信仰使他们忠于革命理想，也相信人定胜天，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的，然而这种观点也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发生了对立。（此观点泛泛而谈，没有说明具体分析中央和地方的不同左翼团体的差别，属于笼统的介绍）

党内左翼是由一些党的基层干部、退伍军人、老革命们组成的，他们非常熟悉阶级斗争，很多人都是从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中一路走来的，他们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赶走了蒋介石反动买办政府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革命理想主义者，从中国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思想出发，又受到了来自俄国革命的列宁主义党建学说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在工人中的斗争经验，（这是由中国革命败退至农村的现实导致的），很难说他们对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懂得多少，甚至很难说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大多数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建立在工人权力，生产社会化和产业民主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转载者看来，这两种解读很难说是冲突的）（详见下文）但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理想在党的基层中影响依然很大。（历史上中国革命力量对此的研究的确很少，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很大，）

俄国类比，他们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左翼的社会革命党：那些支持十月革命、加入列宁的政府，但后来因为列宁与德国人签了布列斯特条约而与列宁决裂的人。（这一种比较特别，其中依靠历史类比，隐晦的提出毛泽东的党内左派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列宁主义，也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信仰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位著名领导的名言中管中窥豹：

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前者代表党内右翼的观点，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否认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将指导着党在多年后大步向前抛弃xx主义，迈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而后者所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将成为CR最好的注解，展现了CR全部的优点和局限性。东方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人将以此为动力，推动CR 不断发展，冲击着这片古老的大陆数千年的秩序；而其对马主义经济基础的漠视亦会在未来将这些工人阶级中的最优秀分子抛入迷茫中。（两种观点的对立）

为何会如此？马克思说，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对于当时的中国左翼而言，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理解都来自于过去的斗争经历。除去纯粹的军事斗争，土地改革以及围绕着土地与农业的一切革命运动，是党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主要经验来源。土地改革确实打倒了土豪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摧毁了旧有的，依附于地主的长工或雇农的生产关系，但却没有带来新的生产关系。均田地的结果是回到了小农经济（直到50年代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实验才开始尝试新的生产关系，而结果苦涩）。正如党打赢了内战，拆毁了旧的社会结构，但新的社会结构难以建成。（这一段很好的概括了中国革命中缺失的部分）

什么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可以用俄国工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行为作为对比。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人在十月革命前已经组织起了工厂委员会（即苏维埃），并在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厂长逃亡国外的时候，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一个产业民主的、工人自治的公有制代替了厂长独裁的私有制，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工人阶级也是布尔什维克大部分党员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十月革命与苏俄内战，他们形成的苏维埃成为了新社会结构的基础。（实际上，在部分更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看来，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对于工人委员会地位的谨慎立场，更不用说苏联的工人委员会在历史上属于昙花一现的状态，内战导致工人委员会处于崩溃和无所适从的状态，在本人看来，文革的革命委员会和苏联的工人委员会，都是处于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了）

中国农民取得的土地，在许多地方并非来源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农民运动，而是来源于解放军自上而下的军事胜利后的再分配。即使在农民斗争高涨的地方，农民鲜少形成自己的组织。大部分农会是由党创立和控制的，不像工会是由工人在斗争中自发组建的。（这就是党存在的意义，不知道在这里指责自发性太弱有什么用）即使在有大规模农会的地方，农会起到的至多是让农民串联和交流，利于斗争的政治工具的作用，他们在打完土豪、分完田地之后历史作用就完成了，然而这使得得到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只是回到了小农经济当中，而不是像苏维埃工厂委员会一样，可以作为承担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新结构。而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当中的作用更为微弱，他们只在中国共产党早期（1927革命前）起到作用，后来无论是蒋介石、日本人还是各路军阀，都对他们极力镇压。（本人认为，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中，工人的参与仍然比较边缘化）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在49年革命胜利之前广泛普及，而革命胜利后旧的社会制度坍塌导致的权力真空又迫切需要一种生产关系来填充。诚如葛兰西之言：“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而革命之后正是这样的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怪物占领了中国。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笔者这里提到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自由派那种笼统的、借由反对斯大林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一切左翼运动政治诽谤。笔者这里提到的斯大林主义主要指的是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政治上高压、经济上采取一长制的，官僚控制指标和生产的指令经济（不是计划经济）的制度。恩格斯曾指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而采取了斯大林主义模式的中国也在革命后走向了这个方向。（在托派史学看来，苏联的模式实际上已经和斯大林本人绑定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1949年取得胜利后，党接管了一个经济极端落后、饱受三十多年战争蹂躏、上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但比1918年被各国干涉的布尔什维克幸运的是，中国得到了二战后崛起的苏联的支持。然而代价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工人阶级都无法构建自己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他们只能照搬成熟的斯大林模式：“工业国有化，国家控制经济”，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在1956年，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党宣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在公有制上打的引号是因为，这里的公有制并非十月革命时，工人委员会民主管理企业的公有制；而是将原先管理企业的董事经理和厂长，替换成了政府机关干部和公方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党内左派和猫本人并不是没有进行过激进主义的试验，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其例子，但最终经济的稳定发展压倒了一切。在最终公私合营的模式中，没有任何劳动者的位置。（历史问题导致革命艰难）

中国的经济重建过程相对顺利，借助苏联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当成功）。经济年增长率每年都超过 15%，1955 年达到 30%。1952-1957 年，工业增长了 98%。（大跃进和三年饥荒是工业增长高歌猛进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但它与农业关系最大。工业产出没受什么负面影响，甚至在农村小作坊的推动下继续增长。）

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期，中苏发生了分裂。苏联要求中国让出旅顺港给苏联海军使用，由此爆发了冲突。当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压迫，西方列强自从1840年开始不断侵犯中国主权，签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让港口给他们。而苏联的要求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毛对此表示愤怒，称这是帝国主义行为。再加上中印战争时期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以及长波电台事件，中苏决裂了。这立即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

苏联的专业技术人员带走了所有的机器，有时甚至是整个工厂。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甚至被摧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再也无法继续，因为就连计划本身也是苏联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帮助建立的。而中国百废待兴，缺乏各种专业人才，从经济学家到工程师到基层统计人员，甚至熟练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不经过新的革命运动和对传统苏联方法论的突破，是不可能产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再解读的，同时，中国这种物质条件下，连运行鞍钢宪法实际上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新的产业民主了）中国在工业项目上倾注了大量资源（苏联对五年计划提供了大量技术和人员支持，如156项目，但中国仍需独自承担其高额的财政负担）而现在这些项目都被废弃了。

党内对经济政策存在争议。刘少奇在初期占据优势。他指出，中国又处于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的孤立和包围之中。当时的情况与 1920 年代的布尔什维克非常相似。没有先进经济体的充分援助，以中国落后的经济根本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暂时撤退。刘少奇引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现在是中国版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了。这就是邓改革开放的前身。毛对此表示反对，但主张新经济政策的人占据了政治局的大多数。1962年，党决定实施中国版的新经济政策，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被边缘化。

市场被重新引入，一些行业的国有化被逆转。“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产生了一些效果，尤其是在农业部门的恢复方面，但总体来说效果不如预期。更严重的是，经济不平等快速增长，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许多工人失业下岗而党内官僚则借助各种特权大捞好处。因此它在基层遭到了党内左派和城市工人阶级的严重反对。许多左派和毛的支持者称这一时期为 “热月反动”。（热月实际上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经常用的词汇）

此外，还有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等等，诚然这些都是CR的导火索。然而笔者想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毛泽东发动CR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并不能解释为何CR得到了成千上万的学生与工人的支持。事实上，无论是一部含沙射影的京剧，报纸上的一篇批判文章，还是在某个大学里贴的一张大字报，都并不能解释为何CR得到了如此多的基层支持以及产生了如此深远的社会影响。使CR从一场政治运动演变成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运动的，正是中国建国以来诸多矛盾的不断积累，最终在毛的主动点火下产生了大爆炸。

这就是CR的背景：左翼希望反击并结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希望限制官僚特权；毛想夺回对政权的控制，反对他的 “右倾”官僚，工人们想有稳定的工作和过上好日子。

回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CR呢？人们厌倦了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寻找替代方案。CR就是这个寻找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CR应被视为对危机的回应。左翼想要解决经济危机，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拥有能够与帝国主义竞争的强大工业，确保中国的安全。他们还希望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作斗争，以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两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
（红中网提过一个不可能三角，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提升群众生活水平，同时促进工业资本积累是无法同时完成的）他们利用过去的经验（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土改与武装斗争），敦促进行民粹主义的群众动员，以恢复人民的革命精神，克服经济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唯心主义者，他们不明白在一个逐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一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经典理论）

党内左派的悲剧在于，他们试图调和民族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却最终被这样的矛盾所淹没；他们试图以民粹主义，理想主义的方式直接动员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但觉醒的群众终将与他们自己的党发生冲突，于是他们在对党的忠诚与对群众运动的信仰中进退两难。（群众是会在运动过程中超越扬弃传统的政党组织，建设新社会）在接下来的文革时期，他们终将被党内高层与广大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