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无害化处理

　　今天官方纪念毛泽东的时候，刻意地淡化毛泽东的阶级属性和人民性，试图进行“中性化”和“无害化”处理，这是在毛后中国业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的统治阶级（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之后，官方接纳毛泽东符号的最上限。

　　官方讲话之间反复提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不能说跟毛泽东没有关系，但显然，突出这三点是为了掩盖毛思想的根本性内容。从这三个所谓的“活的灵魂”去阐释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第一步，主要跟“两邓三胡”(邓小平、邓力群、胡耀邦、胡乔木、胡绳)关系密切，我把这种无害化处理之后的成果称为“邓胡记毛泽东思想”。这个邓胡记毛泽东思想所要否定的是与文革相关的思想和实践，例如阶级斗争、走资派、特权阶层等概念体系，以及由这些概念所支撑的“对劳动者也必须政治化”的要求。邓小平提出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字面上构不成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正面针对性，只有把这个中心思想与“恢复劳动者的纯粹劳动地位”为此需要实现“对劳动者进行非政治化”的改造之后，才直接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等价起来。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实际上是切割“当权派”与“共产党的合法性”之间的联系，把整个当权派放置在“受审视”的地位加以考察，这是非常厉害也特别有威胁性的处置方式。废除了阶级分析法之后，就把整个当权派从长期“受审视”的被告地位上拯救出来了。因为马克思其实很少涉及组织和权力领域，所以，这一批人就采取一种宣传策略：说毛泽东思想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临终之前的谈话中间还念念不忘“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农划等号”，这才是毛思想的本质特点和内容：要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中间去寻找其内在的追求，评估此人在未来的革命或者政治活动中间将会站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去推动社会前进，换句话说，毛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寻求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制度追求和政治倾向，以此为依据去确立各项政策和策略，组成统一战线或者识别敌我。换句话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毛思想的根本方法，那种与阶级分析法紧密相关的个人政治倾向才是毛思想关注的焦点，寻求和识别变革社会和政治的推动力量或者反对力量，才是毛思想的关键问题意识。

　　不过，对于毛思想的表达方式，我提一点个人意见。毛本人使用全套的马列概念来表述他自己的思想，我到是觉得这是需要超越的地方。马列特别是马克思致力于从政治过程中间得出政治结论的方法，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经济主义色彩”，这一部分在中国革命的社会背景和毛时代都是缺乏对应性的。毛本人从领导革命开始，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学的标准课题：如何动员农民参加红军?如何激励红军战士英勇作战?如何能够源源不断地动员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战争?统治阶级的经验和管理方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毛泽东想要推广的方法，却又遭遇到多数干部的反对，因此，中国革命在思想上首先要完成一场管理学的革命，这个革命的超过或许可以称之为毛氏管理法，毛本人最接近的表述是群众路线，相应地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就是一种精英路线。在建国之后，问题就变成怎么动员民众的人力物力进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

　　所以，毛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色彩和管理的问题意识。毛本人极端重视路线斗争，生前以十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来总结共产党历史，这个总结背后的问题意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推广毛氏管理法在党内长期遇到多数干部的阻力。文革的时候，无非是引入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为路线斗争的奥援。重建毛思想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在管理问题意识基础上通过政治分析进行。考虑到今天听众群的知识背景，可能需要把这样的分析建立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的综合基础上，这样，才能与听众接轨。美国学者斯威齐提到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所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都不是激进思想资源，但是综合之后就发生了质变。今天，如果左翼能够在西方已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积累进行综合，有可能产生很激进很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能够顺利地与听众接轨;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毛思想的再造需要从这样的综合出发。

　　二、底层民众对于毛时代的制度感受

　　毛本人批判走资派，也仅仅是从走资派迷恋那种资本家管制工人的种种权力样式和挟制方法出发的。拾荒人提到“鞍钢宪法”，这个宪法实际上就是否定正规化的科层组织或者官僚制，打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绝对分工，本质上是试图建立一种在“高度认同”基础上的“强制管理最小化”的干群关系，毛说“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内在的“高度认同”是不可能存在的。

　　罗马拾荒人提出的这个“人民的制宪权”的概念很有意思，其实，破除了官僚机构作为依仗之后，文革期间普及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看起来不那么醒目，但是特别重要，今天回顾，这等同于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官僚制规则的创新，这恰好是今天的两大迷信，绝对不容许触犯的天条。还有，马宁提到，文革没有创设新的制度，其实也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当时在基层权力组织中间，大量使用“以农代干”“以工代干”——把普通工人和农民提拔干部职位上，但是不改变他原先的工人、农民身份，还有就是靠近基层组织的官员必须下到基层蹲点“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也算是制度化了的成就。不过这些制度各地执行的力度不一样，河南兰考县张钦礼那里要求县委常委级别每年下生产队劳动日数不少于120天，公社干部下去的时间就更多了;而大小队干部原本就不脱产，两级干部的误工补贴不容许超过2%。

　　干部的群众化和劳动化，虽然不是很高雅的制度，但是却有助于打破干群关系的疏远和对立。不过，文革走到这一步，也仅仅是在基层“面对面”的管理层次上带来正面的结果，在权力和组织的上半截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曙光，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上，没看出来有建设性的成就。

　　其实，公有制社会确立之后，组织的普遍化成为一个显著现象，每一个人都在组织内部劳动，受到上级的监督和考评。毛时代的基础性制度是什么?自由派很喜欢的答案是专制，前官方正统派的答案是大锅饭养懒汉，自由派的答案突出了中国的宏观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不一致(至于微观的劳动组织内部的差异，自由派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正统派的观点突出了毛时代干群关系中间干部对劳动者缺乏强有力的挟制手段这一特点，这两种事后对于历史的归纳，跟普通的工人农民的感受有极大的差别。在老田的口述史访谈中间，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对于毛时代的制度感受，可以借用贺雪峰教授的“熟人社会”概念来表达。当时基层的管理中间，稳定就业制度和工资基本不动的状况，使得绝大多数工人的基本利益恒定，不受干部管理权力的调节，正统派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不变的内容逐步变成不受关注的方面，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肯定如此。当时留给普通人的是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在今天的乡村中间，没有了集体组织和共同劳动，同样的问题意识依然存在，这是一种相对平等的主体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会自发地形成一个舆论网络，这个舆论网络中间对社区成员进行高低排序，排序较高的成员会自动拥有较高的影响力或者“权力”。在毛时代的工厂中间，基层干部班组长车间主任级别也一样放置在受到所有成员参与建设和维护的“舆论网络”中间，这其实才是最根本性的制度感受。邓小平上台之后，试图强化干部的权力促使其加大对于工人的挟制力量，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将能够促使工人多干活、干好活，结果如何呢?我访问武汉国棉一厂的厂长张保新，他说开始车间主任也很高兴，结果，那些奖金拿得多的人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白眼，有些工作原本不是在任何的职责范围之内，从前车间主任看到谁叫谁去干就行了，现在，被叫的人说你叫某某(奖金拿得多的人)去干吧，结果，车间主任反而指挥不灵了。主任定奖金的制度只是执行了一个月就立马终止了，迅速把这个权力交给全体职工讨论决定，最后的后果是确立和差别极小的等级分配制度，这个差别比工资级别差异还要小得多。结果，邓小平设计的奖金制度在经过熟人社会的舆论网络改造之后，客观后果是更进步拉平了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人与人的所得差别比以前更少。

　　在文革期间也一样，大批判之所以常常以道德批判的方式进行，是与基层组织内部熟人社会经营的舆论网络的内在规则保持一致。群众力量的兴起及其在政治场域中间进行表达，就出现了以熟人社会内部舆论网络中间的“道德标准”代替一切其他政治社会标准，把这个突出成为压倒一切的内容，有人说文革期间“四人帮”鼓噪“禁欲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瞎说，四人帮这些人因为身处高位，早就脱离了熟人社会的制约，但是，他们当时选择支持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大批判活动，既然是群众参加，当然就是群众按照自己的经验和阅历去参加的，所以，熟人社会的标准就成为最高标准，用这个标准衡量，绝大多数当权派都是通不过的。问题在于：这个对于有优势的群体来说是一个“过高“的标准，绝大多数干部通不过，对于需要组织和智慧等基本社会职能而言，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到了1967年夏秋之交的时候，毛甚至说“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站出来也好。”管理事务的专业化，要求管理中要有一种“专业的人力资本”，而建设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就需要一个数量最低限度的管理专业人力资本，黎元洪没有别的重要性，就是拥有一些专业人力资本。

　　其实，专业人力资本这种个人化的资本，与政治活动的公共性要求是有冲突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间规定：公社社长要有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和任免;但是在实践中间：社长主要是由组织部门考核任命的;而且由于公社范围远远大于熟人社会的最大边界，社员大会根本就很难召开，更不要说就社长候选人进行投票选择了。社员大会选举，这是自由派人士很高估的代表性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与组织部门考评相比，更难实现对管理专业人力资本的识别和考查。

　　而且，在基础性制度是一个熟人社会的情况下，群众造反活动在工厂里头刺激当权派行动起来，组织保守派力量与造反派对立，客观后果一样是促成了基层干部更注意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感受，以倾听、交朋友的态度去重新厘定干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实现毛老人家那个“联系群众”的短期目标。在熟人社会的网络中间，文革运动不管造反派胜负如何，就已经加强了群众对于干部的影响力和制约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