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很重要

　　三、解决组织权力异化的方案为什么难产

　　在文革早期，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度曾经给很多人设想改造官僚组织的想象力，其实，这个方面也不乐观。毛泽东曾经讲过“巴黎公社如果今天还在，肯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列宁创造了苏维埃，但是今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了。”

　　在公有制实现之后，组织的权力及其运用，确实是一个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短期解决方案。毛泽东本人倾向于认为要建设一个组织渠道之外的第二组织和第二领导权，在四清时期曾经设计要在农村重建“贫下中农协会”，在工厂通过选举建立工会，毛在内部讲话中间提到，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最好不要党委副书记兼任。这个设想后来证明不可能成功，参与这两个新成立组织的成员和负责人，在好的情况下也是由原先的“亲体制力量”例如党团员、积极分子等组成的，经过文革运动的检验就知道，党团员大多数当然地成为了保守派，也就是说，这些亲体制力量是所有成员中间问题意识最淡薄、批判和监督意识最少的成员，因此，无法履行哪怕是修修补补式的组织改进功能。后来，造反派出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就一路支持这一批有政治眼光、问题意识敏锐和批判精神很强的群体，这个支持力度很大，到了1966年冬天的时候，当党政当权派已经有走向全面罢工的趋势，毛泽东拒绝后退，支持建立第二指挥系统，造反派被设想为新的指挥系统的一个成分，同时，军队支左(要求军队成为第二指挥系统的支柱)和结合“亮相干部”(就是要求前党政系统官员以承认错误、公开检讨和得到造反派承认为条件)，这就是“军、干、群”三结合革委会产生的内在逻辑。

　　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之后，当权派对于造反派力量的不兼容程度已经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也不兼容毛、周和文革小组等顶层文革派)，多由亲体制力量组成的保守派则往往冲到第一线充当镇压底层文革派的打手。这样的态势，使得文革“演习”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一月夺权”中，毛作出的决策实际上是已经把党政系统的当权派边缘化了、同时等同于省以下政权全部“作废”了，此时，继续推进文革演习的话，那恐怕只有一种手段：就像自由派说斯大林搞过的“大清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选择了撤退，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造反派的力量，维护政治博弈态势的继续，借以实现规划的“左中右都得到各自的教训”。

　　我给文革期间表现特别突出的派性下一个功能性的定义：派性就是不兼容对方的政治利益和要求。以此而论，当权派的派性是最大的，其次是保守派的派性，再其次是造反派的派性。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内部也发展出不兼容对方政治利益的派性，老造反有“唯我独左”的势头，新造反派原本就有联合当权派和保守派跟老造反“扳手腕”的势头，在老造反的打压和批判之下，新造反派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组成政治同盟的步伐加快了，清华的四一四派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由于同盟内部加入了强大的“反文革派”，因此，四一四派也就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最后，重新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兼容“团派”的新立场，两派的不兼容程度逐步提升，终于走向1968年的“百日武斗”。毛泽东最后派了由“工宣队”这样的利维坦去清华终结事实上的“霍布斯丛林”，清华的事态演变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矛盾冲突和派性提升到了最后必须强制终结的地步，这其实就是文革命运的一个隐喻。

　　不过，文革的认识价值却因此提升：如果你要解决组织内部的权力对人的压抑，会遭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问题的空间？没有文革，这些基础性的重要问题，一个也回答不了。因此，我又倾向于推测：毛本人预先知道文革会失败（或者称之为“强制终止”），但是，他争取一切机会，把造反派支持到足够强大，让反对派全部出场表演并暴露出一切底牌。这样，通过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有可能作为一个分析问题的起点，设想新组织、新权力的可靠的场域。

　　这样一来，文革对于追求人类解放事业，或者更低调一点“实现组织和权力服务大多数人的革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新东西?首先：文革说明，当权派不能实现自身的革命，而且，亲体制力量也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因此，寻找并组织第二领导权是必须的，在文革演习中间出场的是造反派。扶持造反派的后果是：遭遇到第一领导权(当权派和亲体制力量组成的同盟)的强烈反弹，从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乃至于在大街上机枪镇压，1976年之后较为制度化的公检法出场，都全面上演。说反文革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惜一切，当然有依据，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这里面还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作用，保守派中间有很多普通民众毫无特权，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第二领导权”是洪水猛兽必须去之而后快?为什么许多普通人认识不到“第二领导权”对于新权力的重要性?鲁迅小说《药》中间，影射革命者如秋瑾被杀之后其鲜血被华老栓当做“药”去救治自己的儿子有无共同之处?如武汉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很多头头也坠入社会底层，但也只是部分觉醒了。

　　四、人类早期的政治经验不见得完全过时

　　在谈到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除了极右翼的之外，大概还没有左翼的中华帝国主义(王小东算不算都成问题)。假如作为一种左翼的宣传策略争取群众，让那些毫无问题意识的人警醒，显然有一定作用，同时还比较安全，甚至还可以争取资本家中间的同盟军。这种策略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戚本禹在评论网络上大量的反帝反汉奸言论时说“反汉奸掩盖主要矛盾”，这种偏向恐怕不能说没有。

　　另外，我对于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和墨家思想并不那样消极看待，这三家都是以“前国家时代”“前私有制时代”的社会经验作为出发点，批判地看待当时社会中间出现的“私有制”和“国家形成”两大支撑统治阶级优势地位的变化项。诸子中间只有法家是正面看待国家形成这个事态的，而后世被指为法家的那些人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则是把国家政权的职能扩张与民众的生存需要相联系看待的一种政策视野，这远比儒生的思想更为进步。即便是后来的儒家思想被官方正统化之后，儒家也仍然不完全肯定现实，所谓复古取向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惕戒：用前国家时代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性关照国家时代的不完善性。

　　在前国家时代，干部群众化不用追求，本来就是一种事实，而且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分家”的时代，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实也是在前国家时代的村社层次上，才可能帮助一个人确立群众中间的“领导权”，在国家时代这“六艺”与领导权基本上没啥子关系了。孟子只是部分地承认跟随国家出现的“合理合法型权威”(韦伯语，指得到官方任命相关职位的权力)，他说“天下之达尊三：德一、爵一、齿一。”道德作为领导权的基础，年长者得到尊重，这主要是在熟人社会中间产生和兑现的，正是因为如此，孔孟都很痛恨“乡愿”——这种人到处当老好人，只积累政治资本却不履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职责，乡愿相当于是用投机卖好方式获得影响力却不愿意承担与影响力相匹配的的职责。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孟思想中间，除了包含前国家时代的政治经验职位，还内涵有一种“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这种分析法的特点是以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状态和感受作为出发点去看待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这种阶级分析法的着眼点是教导“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统治阶级”，如果不妥协的话，从这条路走到底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我个人认为恰好处在儒家找不到出路的那一点上继续前进，儒家想要劝导“内圣”而实现“外王”，而毛泽东则要组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激发他们的觉悟和批判意识，这其实是“内圣”无法实现之后寻找外部压力进行改造的方案，从文革的巨大成本和失败看，内圣方案也不那样消极，就像他所说的“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没有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思想转化，仅仅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或者“换一批人做官”，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的。所以，以群众造反为主要特点的文革，却被冠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在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之后。

　　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可以借助业已揭示出来的趋势做一点展望。在1967年秋天毛已经做出决策，新成立的革委会都接纳保守派代表;在武汉，1967年一月夺权和720事件之后，造反派内部都曾经因为席位竞争导致分裂和派性斗争;在一月夺权之后，绝大多数当权派都失去了权力和地位而怨气冲天(“二月逆流”几位高官在怀仁堂会议上所表达的无非是这种怨气)，而毛泽东又感到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当权派参与新的革委会，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管理人力资本稀缺性”命题。综合起来，实际上有可能让深度参与文革的三大群体都更为满意一些，但是，主要是肇因于当权派的“派性”导致文革演习无法深入下去，不得不草草收场。

　　为了最小化派性斗争和冲突，借鉴私营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的“职能三分法”，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设计：造反派是全体民众中间对当权派最具批判意识的群体，就由造反派主导监事会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训练职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组成董事会性质的“革委会”;而业务权力则交由有经验的经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组织制度等与管理人力资本相关的考评组织只能附设于经理班子考核体系中间，多数干部可以恢复工作，但要接受董事会和监督好的稽核。文革实践中间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这样的常规权力角色当时很少讨论，监督权的扩大在文革期间有广泛的意识，毛泽东当时已经设想过“夺权主要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这意味着从当权派手上剥离出监督权和其他政治性权力，周总理在外交部进行过试点，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在文革的背景下，实际上也是以造反派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间很多人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监事会的常规视野，实际上已经意味着重建共产党组织的新标准，前造反派李宪源曾经写过文章提出“教育党”概念。

　　不过，文革实验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深度，即便是实现了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有成就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是因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识分子随着政党扩大而逐步掌握组织内部的专职管理权力，结果造成“寡头统治铁律”;这样的党组织在面对强势国家机器的镇压前景时，就会转而背叛组织成立的宗旨和纲领，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论证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目的都是告诉德国政权：资本主义自己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地要短期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出现一种怪异现象：底层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党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过于激烈的反抗，说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这种种都无非是希求一种“安全”：最后组织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纲领和宗旨变成是可以牺牲的东西了。(参阅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

　　结合文革的实践，“教育党”概念意味着由社会群体中间最具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造反派群体，接掌监督当权派行使职权的职能，同时，还由这一部分人的监事会机构接管群众的政治训练职能，并且就政治训练成绩对当权派的监督实践中间再造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设立党员选拔和训练标准——让每一个新党员都善于跟群众打交道同时能够对上保持批判意识。这意味着“党建工作”转交给“监事会”性质的机构来执行，这样，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团员多数是“驯服工具”的现实。在这样的政党制度中间，可以一党执政，但是，要彻底党政脱钩：甚至可以由党组织机构推荐官员任职，但是，只要任职就自动与党脱钩从而成为党组织批判性的监督对象。在今天中国人力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让普通劳动者接受政治训练的时间多于生产时间，这样的训练力度有可能在党组织内部建设各个层级的多套“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可以由下台干部和积极分子等成分组成，这样的监督力量就很接近于专业水平。从文革的实践出发，这样的党组织建设可以超越西方选票民主的根本性问题——“消极无能的大众”，这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间最为沮丧的关节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有能力的精英民众”，变无根的民主为有根的民主。仅仅在这一点上，文革的实践超越了传统政党的限制，这个超越能够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间，肯定可以给落实“人民制宪权”以更大的空间，但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还不是书斋中间能够想象或者演算出来的。

　　文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解决那些问题，其实与人类在当权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这个命题等价。看起来是要走一小步，其实，与最后一步也相差不远，制度建设所要超越的各种传统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胆的想象，为什么造反派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如此严酷的镇压?这只是这个沉重传统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战略和策略、权宜之计和长远之路都很难分开，以此而论，文革走过的路程与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还十分遥远。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看清楚问题在社会现实中间所处的位置及其环境的各种纠葛，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吗?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