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劳工三权”与左翼

2.罢工的形势与特征

看完具体案例，我们再来看看宏观。利益冲突是阶级社会中普遍现象，而劳资冲突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典型的利益冲突之一。但劳资冲突并不一定发展成为罢工、集体停工这种工人的集体行为。现实中个体的劳资冲突，多是以仲裁和司法手续解决。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是15.5万件，2011年是131.5万件，其中涉及劳动报酬争议占一半左右。只有当劳资纠纷无法通过体制程序解决，并且涉及到相当数量的工人的集体利益时，才会发生工人的集体行动。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国因为各种社会矛盾导致每年发生数万乃至十数万起群体事件。根据人权观察的说法是，中国每天有250起到500起抗议事件。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几个原因包括：征地拆迁、劳资矛盾、环境问题和群愤性事件（如城管问题引起冲突）等。据信劳资矛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是罢工）约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5%以上，环境问题与劳资问题的群体性事件合计占30%以上。据社科院的一份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1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罢工行为的增长率是最高的。罢工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现实的普遍的现象。《中国劳工通讯》针对罢工事件统计显示2013年是656起，平均每月55起左右，2012年382起，平均每月32起左右，2011年181起，平均每月15起左右。根据全总2012年调查显示，2012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围绕工资纠纷的百人以上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目前没有找到总工会的全年数字，而且有意思的是，官方机构和国内媒体更愿意使用“集体停工”，而非“罢工”来描述罢工事件）。

为什么我们看见和网络上宣传的成功的罢工并不多？因为这些罢工成功，所以我们看不见。工人呢罢工是为了现实的经济诉求，如果罢工的目的能迅速达成，一般情况下罢工就会很快结束，也无必要借助外力和媒体。只有当工人预计罢工会进入僵局，或者即将失败时，才会更多地求助于外界（把事搞大）。所以网络上能介绍的罢工往往是旷日持久或者达成一定规模的，而很多零星成功的罢工并不为外界所知。

工人集体抗衡资本的手段除了集体停工，还有群访、请愿、占领工厂等行为，可将它们统称为罢工。诸如，往往是到了企业欠薪、关门、搬迁、拖欠社保基金，或者公司长期未调整工资时，才进行罢工。而且罢工的经济诉求往往是直接的短期的经济利益。有些情况其实是已经无工可罢了，而不得不集体出来讨薪、堵路等挑战秩序的手段。这就要从中国现阶段的罢工性质出发。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目前罢工和工人运动规模、水平仍然不高，中国劳资矛盾和工人运动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水平。工人集体行动主要是依据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和所谓日常惯例捍卫自身权益的防御性抗争，而非积极主动的进取型罢工。

譬如，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一大罢工诉求热点是反对缩短加班工作时间，因为这会影响收入。而不是在维持现有收入条件下，缩短工作时间。再如富士康工人的自杀事件，即是异化条件下类似早期工人零星捣毁机器的自发抵制行为。当他们无法忍受生产流水线工作时，但又无法直接毁掉生产设备时（或者在意识上不敢作为这种违反秩序的行为时），那就只有毁掉资本家拥有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自己。

绝大多数罢工仍然是自发的、松散的、温和的、短暂的和非组织的。所以，无论这些罢工成功与否，它们大都如政府希望的那样的被限制在工厂区内，而不与外界交流，也就是不影响到现行的社会秩序（统治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纯经济性罢工。

马克思对劳资冲突的分析，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议，即使是在物质生活资料及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与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起来（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是“公平”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所以才需要工人的联合行为。

年轻时代的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在分析劳资冲突与罢工时曾说，“当一无所有的工人单个人反对富有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是彻底受奴役的。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如果资本家找不到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那么，任何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

罢工既分类型也分阶段，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罢工在现实世界中很少，绝大多数罢工都是经济性罢工。工人集体行为的直接和短期目标都在于他们自身共同的权益要求，主要是经济诉求。但是当工人罢工在一个阶段内形成一定组织和规模，并提出了更高的政治要求与权利要求，罢工的性质才会转变为政治罢工。

今天体制内外的自由派所谈的“罢工合法化”问题，其都是着力于谈通过“经济性罢工合法化”从而避免出现不和谐的“政治性罢工”。而左翼（特别是青年人）幻想的罢工，往往是那种只有在政治教科书里才会出现的经典案例的政治罢工，政治组织充分进入、组织极其完善和带来重大影响的罢工，并直接挑战统治秩序，在现实历史上中（即使在工运高涨期）类似的罢工也是凤毛麟角的。但无论多激烈的罢工，本质上都是改良主义行为，哪怕是全国性的总罢工都不会自动转变成为革命，因为罢工只是暂时性突破现行秩序，而不是推翻根本性的政治制度。

而现实条件下，还有一种从纯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转化中的“社会化罢工”，即罢工仍然是经济诉求，但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劳资双方对弈，而有其他社会因素介入。在网络上得到关注的罢工其实都是已经“社会化”了。就是由于罢工的持续时间、规模、组织程度和外力介入到某一程度时，其变成了社会热点事件（至少是网络上的热点事件）才得到外界关注。（但这还不是政治化，因为毕竟不与明确的政治诉求相联系，即使要求放人、罢工合法化和普选工会也都不是政治诉求）。只有当有明确的政治组织或者政治意识和诉求介入时，才谈得上一场政治型罢工。

这种罢工社会化现象，在港台等地其实很明显，如不久前香港发生的码头工人罢工，总共300多工人，罢工期间众多左翼和自由派社运组织和团体支持，而且职工盟领导的罢工不把罢工着力点放在封锁港口和停止生产运营上，而是忙着示威游行、吸引媒体注意力和各种选举呼吁。而且不成功的地方是最后虽然实现9%左右的加薪，但是有近三分之一的罢工工人被解雇。以经济诉求开始的罢工成为一场涉及更多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的社会运动，变得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另一场2012年在台湾发生的华隆罢工也有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