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什么发生在广东？为什么发生在东莞？
广东之所以发展起来，乃是因邓小平与老叶家私相授受性质的政治交换，可也是汇集全国各地资源培植异类的显性结果；广东之所以乱，乃是改开后遗症；广东被树为典型其政治意味强过经济意味，兽性被张扬，人性被打压，社会性被拟制，唯个体差异性被发扬光大，她穷的已经只剩下钱了，其结果，即便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往全球化、国际化走一小步，今遭遇经济危机，便被烤为一抔焦炭现了原形。
所谓东莞现象，它仅仅是这抔焦炭最先自燃的一个点。
三，岭南：政治交换导致最奇特离奇的权力结构
在中国广东有独一无二的权力结构。
广东，她是改革开放桥头堡，她是排名第一的经济大省、政治大省，可她是老叶家的根据地。想当年叶帅发动军事政变有无奈因素，他与王、张、江、姚积怨已久，早已无法化解了，可当他打倒四人帮后通过华国锋扶邓小平上桩，老邓屁股刚坐稳，反手立即把华国锋赶下了台并由此开始反攻倒算，最典型的例子乃苏振华，那么大的海军司令，就因为搞不搞军事演习拌了几句嘴，居然被鼓捣进医院作弄死！耿飚，那么大个军委秘书长在香港驻军问题上被邓小平打狗欺主，他跪倒在叶帅面前抱着他的大腿放声大哭，转而以超龄为借口被逼交出权力，却又把权力交给了比耿飚还大半岁的杨尚昆！须知：叶剑英、汪东兴与四人帮乃个人恩怨，没什么道路斗争或政治摩擦，华国锋与四人帮甚至连私人恩怨都没有，说他们打倒四人帮为右派开路犯不着，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须知：彭德怀称毛泽东老毛，其他人叫毛泽东主席，唯叶剑英一人喊“主公”喊了一辈子，他喊毛泽东为“主公”，也就把自己降为“家奴”，对主席是绝对服从的。须知：文革中第一个对刘邓出招的不是江青、林彪，恰恰就是叶剑英，而第一个密告刘少奇的恰恰就是邓小平，第二个是周恩来，这些事都被历史割去了，篡改了，而那一代唯一经历过蒋、共所有大事的政治家，非叶剑英莫属。须知：邓小平上台后无论党内职务还是军队职务，他都不是第二把手，他前边不但有个华国锋，而且还有个叶剑英。须知：叶选宁是康世恩秘书、习近平是耿飚秘书，叶选宁的妈妈曾宪植是周恩来秘书，尤其叶选宁还亲身参与过打倒四人帮秘密串联，曾宪植乃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并把南京反复杀过几遍的曾国藩、曾国荃家族的直系后人，他们对这些红墙内的杀伐秘诀及豪门恩怨，不可能过于陌生的。类似的例子被胡耀邦披露不少，那一段凡得罪老邓的、掌握他不法证据的、不按他意志办事的，都被装入火车拉到云南大山里有计划地一批批秘密枪毙！这一切不可能瞒过高层所有人，尤其不可能瞒过爪牙遍地的叶帅，可那时的叶帅原罪已成，即便想推倒老邓恐怕也因身体状况而有心无力，更何况那么做恐怕会扼杀自己的政治人格。实际上，恰恰就是那几个月，叶帅突然就从精力充沛旋而发展到无法视事归隐岭南，这不是没有根由的。归隐岭南，这实际上也是政治表态，是妥协避让。同时，还有一点现如今也不再是秘密，那就是在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之中，对家乡抱有深厚感情的当首推叶帅，无人能出其右，而老帅的告老还乡，客观上就不能不成为对邓小平的政治提醒。
咱捉摸他的心迹，叶帅一看邓小平竟是这么个人、他这么做事、走这么个路线，那时叶帅后悔了，心，凉透了，他晚年听人一说起主席或者一看到主席像就流泪，与此有关，那是责备自己葬送了红色江山与社会主义成果，愧对主席。由于对邓小平深感失望，又对他的绝情感到齿冷，外界的传说是叶帅与老邓达成了内部交易：我搞我的华南，你做你的太上皇，井水不犯河水。于是，叶帅就回老家广东梅州养老去了。但是据知情者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在当时，老邓担心被分权，巴不得叶帅走远点儿；叶帅则担心老邓翻脸无情，危及自身及家人，他也想躲得远一点儿。也就是说，他们俩客观上形成了一致，想法却不相同，但由此老邓除去给优惠给政策再不碰广东则是事实，叶帅再不去中央找麻烦也是事实，两个人，极不寻常地达成了默契。
由于两个老人的这个默契，一是叶家后人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受到了重用，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叶选廉、叶选基都被安排的不错，其旁系林若、谢非等，也没受多少难为，尤其，邓小平在军队和军工领域，极其罕见地与叶家共生分治，再没动老叶家根脉；第二，由于获得了中央大力扶持与能量灌输，广东发展很快，她几乎集中了全国资源以求自身发展，三十多年来一直走在最前列。其实广东走得快还有个因素，那就是无论叶帅自己还是华南人都有浓重的世俗物化风格，这就是多年来被吹得发紫的“务实”。由于务实，她最先淡化了无产阶级理想；由于务实，她不但“遇到黄灯绕着走，遇到红灯悄悄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而且“先干后说”或“只干不说”；由于务实，他们对中央的指令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由于“务实”，他们还招降纳叛，凡不被当局所容而又有利用价值的，都一律兼容并蓄、来者不拒，统统划拉到广东，在邓小平能够容忍或者说耽于自身实力不得不容忍的前提下，保护起来。这一点，在六·四体现得很充分。从时间上看，六·四发生时叶帅已去世三年之久，可那时老叶家已发展的根繁叶茂，一是经济，二是军队，三是高层，其实力不容小觑，因他们家后代很争气，这是有目共睹的。那时实际已形成政治上的南方派系，老叶家要想保护谁，邓小平也不得不拿捏一下成败得失与远愁近忧。而这就形成怪现象：改开全国开花，却在广东结果。
六·四中第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就是习仲勋。想当年学运失控，最先力主开枪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薄一波，薄老的意思是有限弹压、开枪示警、拿几个跳得最高的自由化极端分子杀鸡儆猴。薄一波的提议遭习仲勋坚决反对。这时老邓犹豫着，他讨厌学运，几乎每次被打压都少不了学运，甚至他儿子邓朴方残疾都缘于学运，由此，他恨不得马上就调兵剿杀学运，但这么做，他却不能不顾忌对学生开枪的后果和历史评价。那几日就僵着这么个局。在当时，中央有中顾委、中常委，名义上两者平级，但由于嫡系、资历等历史因素，中常委只是中顾委的传声筒，这是勿庸质疑的，可当时无论中顾委还是中常委，内部意见都不统一，更多人闭着嘴巴不说话，也是事实。然而，当时的赵紫阳总书记乘接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机在全面人民面前把邓小平惊天一卖，老邓可就发疯了，他不但乾纲独断将薄一波提出的开枪示警兀然升高到血腥镇压，而且反戈一击，把习仲勋扣起来关入地下室，惨遭毒打。此情下，老叶家实在看不过眼，就动用自身影响力先营救出来，再接入华南，从此习仲勋至死再没离开广东半步！
第二个被保护起来的是赵紫阳势力。赵紫阳出卖了邓小平，被圈起来一直圈到死，也没个罪名，没个说法，据说是守着巴掌大的一方天地捉蛐蛐捉上瘾了。有个绝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不容忽略：搞政治历来是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尤其是碰到邓小平这样颟顸的独夫民贼，事实上在北京邓小平对赵系人马出手够阴够狠，以至于蒙混过关的自己人温某衔命上门宣布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措施，都是闭着脸不苟言笑，至今让赵家人谈起来还很有意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紫阳曾两次入主广东，他在广东的巨大党羽集团和狗腿狗毛在这次历史性翻覆中均有惊无险，不但安全着陆，而且还保留着政治生命和政治经济舆论上的发挥空间，有一段时期逆势复壮，与老叶家形成共治，这是意味深长的。实际上，主导中国达三十年之久的改开模式恰恰就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模式，这就如现今风行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一样，历史总有它物质性的一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到六·四后的操作层面，老叶家深知邓小平为人之决绝阴狠，不斩尽杀绝不可能，为此，他们网开一面，把广州变作收容站，把涉险而又不致马上处理的赵氏家奴留下来不少，至于因避险需要从北京调过来的，那就更多，条件是暂时识相点儿，别太鲜活，别顶风而上，别惹老邓，好歹这也是为抵御老邓而壮大自身实力。这些人形成了舆论界的南方系，至今活过来好多年了，影响极坏，老叶家早就不理他们了。
第三，对那些与赵紫阳亲近或因“罪大恶极”需要马上处理者，老叶家也是能救一批算一批。当时的海南省省长梁湘就是这时犯错误，他不但偷偷将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大军、二军送出国，还派人一船一船往外送。梁湘从属叶家，算正宗叶氏派系。尽管被抓住把柄的仅仅500块钱，但老邓却从经济角度入手给升高到党性高度，没办法了。
六·四，就这样被老叶家硬生生地敲开个缺口。
邓小平能够容忍吗？老叶家有这个实力吗？
有心人可以想一想：那一段台湾每隔五分钟便通过广播喊话一次，呼吁老叶家再度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并顺手打倒邓小平，这能让老邓怎么想？又让咱老百姓怎么看？老叶家，对此从没回应半个字。正是老叶家这次对台海喊话的根本无视，使老邓又找到了对老叶家的信任根基，尤其，老邓想政治翻盘，就不得不拿广东说事了，因为所谓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路线成果，已在广东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
及至后来，老邓被渐渐边缘化，度过了政治上最虚弱的三年。这三年几乎陈云、李先念说啥他就同意啥，江泽民不但被扶上总书记位置，他还明目张胆地针对邓小平改开搞社教，这是很有深意的。邓小平为了翻盘，他不得不以88岁高龄向老杨家借力并借用广东地盘发表讲话，不惜扬言政变对第三代进行军事威胁。而这，又使得广东风头更盛，后遗症彻底消除了。至于此后是不是走了一条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老叶家既不在乎，也不关心，或许这就是以后被无限拔高的“务实”吧。究其实质，那一年春天实际是老人政治大翻盘，邓、叶、杨以各自实力盘整重组，以军事政变作威胁再次强奸中国。
我的意思，中央把广东作为改开样板有被动因素，而且有双重被动：第一，为政治交换不得不把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倾注给广东；第二，邓小平改开为政治翻盘不得不大力扶持广东。而这就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由于中央顾忌老叶家而不敢对广东鲸吞，也由于老叶家内力深厚且只拿不喊，不计小节，所以长期以来，继任者越来越难办：一方面是广东尾大不掉且越长越大，一方面是中央对她不断地蚕食挤压空间，这方面李长春做的最出色，汪洋最弱。在这一斗智斗法的过程中，广东或曰老叶家，她也陆续释出了部分空间。其现实状况：政治纲领归中央，宣传归南方系，经济发展归地方裁决，面对民族资本、官僚资本、港澳资本、西方资本，实际是老叶家与赵紫阳势力共谋，而组织则碰到一事说一事，大致是中央截取高端，本地点定基层。其他省的省委书记那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动见观瞻，唯广东省省委书记实际上类似形象大使，别说直属部委及厅局办，在重大经济决策上，若有个处长听招呼就不错了，当然，你闲来无事吹吹牛、撒撒谎、溜达溜达，甚至从大街上拉个小妞泡一泡，老叶家也不计较。同时，你若和老叶家合作的好，他一定推荐你进常委，而且一推荐一个着，既准又稳。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抓走私：中央反走私反到海南，倒了一片；反到福建直捣黄龙；反到江苏则先给省委书记分权；反到山东交予地方，抓几个狗腿狗毛枪毙了事；可反走私反到广东，那就仅仅象征性地挠了挠背，喊了几声完事了。
广东好搞吗？广东不好搞吗？广东人长期被称为“广东猴”，啥都敢吃，啥都敢做，大局意识不强，个性不弱。这方面胡耀邦当深有体会。老胡去出席广交会，整个的会场用粤语，曾当场被搞得下不来台，因为他没有一句能听懂。对广东人更有体会的是孙中山、蒋介石，想当年两顿大炮，陈炯明两次都差一点改变历史。老叶家在广东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威望，他们家作为客家人实际上是北人南移，所以思路有别当地，长相与当地不一样：广东人是典型的马来人种，颧骨高，瘦小，脸黑；叶家人是典型的蒙古人种，高大俊朗，肩宽背厚，区别还是明显的。请千万别认为广东人胆小或老叶家魄力不够，他们建国初公然发行地方货币，还搞出了“方方事件”轰动全国，海南甚至撤下朱德像，让冯白驹与毛泽东并列，当时海南属广东，这件事影响很坏，毛泽东笑笑过去了。几十年里，叶剑英、陶铸、赵紫阳、黄永胜、丁盛似乎没在这块地上搞出什么，甚至赵紫阳两次回锅也没搞出什么名堂，其经济总量还不到辽宁三分之一，这是很难篡改的。习仲勋对广东的贡献在于提出建深圳特区，任仲夷崛起在于他代表赵紫阳势力掺沙子，可广东实际上崛起于林若、谢非、叶选平，所谓下级安排上级，就是那一段发生的事——世纪末，三个辽宁的经济总量还不如一个广东，这是典型的整体翻盘。林若、谢非、叶选平基本按自己的节奏行事，他们向中央越拿越多，可邓小平、李鹏为亚运会筹办向广东借钱一分都借不出来，他们不得不向江泽民、朱镕基开口，那还得阮崇武做工作，换取了二十万吨煤炭指标。现如今欧广源、梁广大、李灏、陈开枝这所谓“广东四老”吹牛吹得那么大，他们有这个魄力吗？
老叶家背负原罪，可他们雍容旷达，低调务实，求共生而非专断，图地方发展而非家族富贵，甚而刻意融入民间，口碑还是不错的。
南方系属于赵紫阳势力，属于“四老”这一帮，不属于叶家。 四，阿宁：最最难以评价的政治异果
最难以评价的是叶选宁，这是个奇人。
请不要认为老叶家当家说事的是叶选平或邹家华，错了，拿职务或年龄论资排辈不符合老叶家实际；亦请不要认为老叶家谁当家经历过一番腥风血雨，勾心斗角，实际上他们一家人团结的堪称楷模。而真正能代表全家的不是别人，它恰恰就是独臂将军、被称为“太子党领袖”的总政前对外联络部部长叶选宁。江泽民每每碰到叶选宁，总是抢先作揖打招呼：“哦，老板。”这份殊荣，普天下仅此一例。
评价叶选宁不容易：他参与过打倒四人帮的秘密串联，却亲自打招呼解救过毛远新的生存危机；他在部队经商热潮中领导凯利收益无人能出其右，却也使军队凝聚力及地方经济大受干扰；大家谈论太子党，可很少有人知道太子党领袖就是他，而且唯此一位，能穿梭豪门调和鼎鼐的唯有他，因彼此恩怨情仇太多了，盘根错节，有许多家族不来往，关健时叶选宁必会出面调停；邓小平三十年前就断言“叶家老二不能用，用必天下大乱”，可老邓对他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用，因为他与世无争，整个人反而形成对红墙内年轻人的巨大磁场；当年叶帅隐居岭南带走所有子女，却偏偏把他留在北京，当是感觉他心眼够用；他麾下联络部迅猛发展，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秘书陶驷驹违规搅事，被一招拿下；黄光裕挣钱多了想闹事，同样被一招拿下；联络部不用军委一分钱经费，但待遇最好，成就最大，风头压过参二、参三，至今不减；江泽民因其干练欲让其入主总政，被婉拒；全国人大居然出现了一位超龄常委，那就是他，其原因不是恋栈，而是国家想多用他几年；他右臂功能全失，左手书法堪称大家；作为残疾人他本可避税，他根本无意这么做，反而退休好几年拿地方待遇，工资比军队大约少10%；他在北京住的时间不如广东多，在广东住的不如港澳多，有时候碰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当地视察，则不是患了流行性感冒怕传染领导，就是忙于杂务无法脱身；他极少抛头露面，那是怕群众围观，被传入红墙引发猜想；尤其，他关健时刻使巧劲送老习上桩，却也经胡德平一番劝说用两封亲笔信启动倒薄：第一封信写给老薄，劝他就王立军事件向中央检讨并引咎辞职，这封信被老薄拒绝后，他才发出第二封信，直达中央政治局，因老薄显然已遭西方构陷并被汉奸抓住了把柄，身边发生了这种事，共产党丢不起这种人！至于倒薄被汉奸卖国贼无限上纲、无原则扩大，则另当别论。
叶选宁，这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他为人低调，却总被惊为天人；他超凡脱俗，却被各方势力所接受。他甚至能对话英美，联系上台湾统独各派，与张学良形同忘年交，其手法的细腻周全、谨慎持重，常常令前辈政治家感到咂舌而又不得不称奇。尤其他能顾全大局且立足长远，那是很少有人比得上的。据说叶选宁离南方系最远，他本来就是文人墨客，拒绝南方系不正常，但这恰恰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最先洞察了南方系卖国求荣的狼子野心。这是个正宗红二代，太子党领袖，能容忍将红色江山送人吗？关于这点，至今令汉奸卖国贼谈虎色变的“三千伏兵”，便是最佳注释。
从根本上说，老叶家淡薄而深蕴，绝不会临时抱佛脚。即便平时，培根固本，那也从不间断。老叶家最经典的一笔，乃是叶选宁在总政对外联络部部长任上曾秘密部署太子党约三千人出国留学，这些人有的早已学成，部分已经回国，另一部分奉命定居所在国家，已在当地扎根，有些已经事业有成。他们多年来一直等待有着“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的召唤，对其他人绝对不尿。此谓之“三千伏兵”，其实际用意，就是借留学深造之名，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才，埋下伏兵。这一行动从叶选宁上任开始，到叶选宁退役许多年之后还没结束。由于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广、派遣人数之多都史无前例，因而也被视为是中共军情史上最大规模的“潜伏案”。三千太子党输往海外的高潮是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不知是不是由于老叶家不喜欢江泽民，老江得罪叶选宁据说也纯属无意，不就为接见台湾要员时叶选宁溜达出去透了透气嘛！在当时叶选宁仅为少将，老江甩脸子并不为过，可老江随后数十年间改口称之为“老板”，似乎也没有达成谅解，倒是关键时刻不谋而合送老习上桩，双方极难得地形成了共识，而这就善莫大焉。正是在这一大前提下，牵扯到国家民族的政治走向，反正叶选宁的想法是不希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在当时政坛上过早冒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应该把大批太子党生力军转往海外，一方面深造，充实自己，同时也远离国内环境，保存实力，以免过早曝光，昙花一现，影响未来真正“太子党时代”的执政大计。从“潜伏计划”实施开始，到如今已有些年头了，叶帅也早就去世了。就包括习仲勋的两个女儿，三千送往海外的太子党早已经在海外学业事业有成，并拿到了所在国身份。其中，约一半人已经返回国内，还有一半人则留在了当地，他们或者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甚至打入了当地国家政府或军方机构、敏感研究所，与军政界要人成为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或者是已经自己创下了基业，生意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人都按照当初总政联络部的部署，低调生活着，避免出头露面，即使回到国内也远离仕途官场。因为他们枕戈待旦，时时等待着叶选宁指令与召唤，试图东山再起。
现在，习近平上桩，据说已与叶选宁就此完成交接。
叶选宁功德圆满，他已做甩手掌柜了。年纪已经不小了。
五，南方系：老叶家作为东郭先生保护的赵系马仔
提老叶家和赵紫阳残余势力乃是透析广东透析东莞，而透析广东就是标注南方系出处，由此，可找到南娼起义的最确切意蕴。
老叶家与赵紫阳的合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四之前，由于赵紫阳两度经营广东，爪牙遍地，又由于赵紫阳再后来升职，因有了对地方进行能量灌输、资源倾注的权力资源，所以对广东的控制有相当程度的固化强化，但老叶家在当地根脉实际上更深更丰沛，因叶氏人马的资历普遍比赵系人马深厚一代。这一段，赵紫阳无论作为省委书记还是总理、总书记，有这个渊源，他主动对党内实力派政治老人示好是必然的，而叶帅立足老家发展感激倚重赵紫阳也是必然，就此，总体上对广东实行两派共治并以赵系为主，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现实的。第二阶段在六·四之后，老叶家保护赵系人马，决定了赵系人马必须知所进退、降低身段方能安全过关，这恰是广东实现经济腾飞、老叶家走向前台的关键时期，本阶段赵系人马没闹事，与老叶家配合良好，因而整体上陆续被再度重用，实现了败部复活，并渐渐形成南方系。第三个阶段属中央对广东一步步削权、一步步驯服的时期，这时叶家主力被提拔到北京，李长春、汪洋收权收的很难，各政治派系抢着往本地派员站桩，而大大受到削弱的赵系人马因不甘心并搅动以往的恩怨情仇，渐渐滋生叛意，滋生了大片汉奸，其中不少人致力于自觉与老叶家捆绑成“吴三桂”，可由于这种捆绑不但强人所难，而且生硬迂腐，终导致老叶家与赵系人马渐行渐远。
研究这一段南方史，在两个层面很容易产生误会：其一，很多人把舆论界的南方系混淆于政治上的南方派系或老赵家班底，这是概念本身产生了错误，是偷换概念；其二，不少人把南方系等同于叶选宁“三千伏兵”，其实这都是南方系拉大旗作虎皮，吹出来的。据我所知，南方系恰恰就是因此犯忌，搞得其门徒连叶家门都进不去了。
南方派系是崛起于打倒四人帮后在中国政坛上形成的一股政治军事派系，“三千伏兵”是南方派系叶选宁为太子党顺利上桩固权而刻意准备的政治经济势力，南方系则是老叶家作为东郭先生在六·四后收留并保护的一群狼，政治上属赵系马仔，属自由派汉奸集团。
在发展方向上，南方派系在完成历史大任后正刻意地融入民间，叶选宁的孩子，恐怕跟你走个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三千伏兵”处于秘密状态，他们作为正能量为共和国出力；而南方系图谋推翻共产党，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他们不但不寻求隐匿，而且已亮出旗帜，这从他们年初搞《宪政梦，中国梦》、图谋组建军事研究机构以及屡次在国家民族利益上恬不知耻、卖国求荣，就可以看出其狼子野心。
老叶家再不理南方系，就因为南方系一直努力把老叶家与赵紫阳残余势力一同包装成政治上的南方派系，然后鱼目混珠，把自身一同装进去，其用意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先成就一个“吴三桂”，再沉船推墙换旗，借老叶家为共产党政权彻底送葬。为此他们甚至叫嚣广东独立，老叶家能不忌讳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政治素人？但老叶家也有难言之隐：往左走必然被左派追究原罪，往右走也难免被自由派用完就扔，他们低调求岭南发展并没提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南方系老是钻这个空子，虽说邓小平改开实际就是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可两者的重合在经济而非政治，政治上赵紫阳乃是中国叶利钦，没人不承认这一历史定性，但邓小平乃杜林论者，他认为端着枪搞资本主义却依然能扛着社会主义大旗逛大街，与赵紫阳是有本质区别的。最明显的例子：若政治上邓小平等于赵紫阳，那就没六·四开枪了。南方系对此视而不见，那是别有用心。这就如南方系一直力图把老叶家包装为“吴三桂”一样，他们这帮人这么做，让老叶家除闭门不见外，还真就无话可说。因为这牵扯现实政治的一个“度”。
换一个视角，有证据显示赵紫阳对老叶家相当尊重，既如此，老叶家保护下赵系人马后，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双方合作、实现共治也可以理解，可当一方的要求显然已穿透底线，这种关系还存在吗？尤其，把关系说的这么近而且还掺杂了不少大嘴巴，老叶家怎么好承认呢？再说了，老叶家如果与南方系达成共识，他们为何力挺老习上桩？
我们即便退一步，有证据显示老叶家的叶选基出席过右派集会，那最多也不过证明老叶家有人归浅右或特色集团，而不能证明老叶家与汉奸卖国贼同穿一条裤子图谋政变卖国，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证据显示出席那次集会的除去右翼理论家还有老板，万通集团的董事长冯仑就出席了，叶选基和冯仑有交情，碰巧了相约出席不行吗？
在现实政治的关键领域，模糊倒比清晰好，尤其是关键人物。
再说了，彼此不在一个重量级，怎么对话？悔不该当初救了这些蛇啊！
六，老邓：不得不以热脸去亲老叶家屁股惹出的示范效应
中国犯了什么病？看上去似乎是广东病，根本上则是老邓病。老邓病有三大症状：共产主义理想丧失后物质上的感官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识上的唯心主义相对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经济上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和短视机会主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这三大症状已从广东深度蔓延传染全国，使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党都面临空前危机，但从根本上说，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恰恰就是邓小平理论。
抛出“猫论”、“摸论”、“不争论”的邓小平相当物化、颟顸且世俗、短视，假若不是他以自己的嘴巴、老杨家的枪、老叶家的地盘威胁军事政变，那么特色资本主义就必然被陈云、李先念关进笼子，而把仅存不多的一点儿资本主义成分做点缀补充；假若不是有九二年春天的故事，江泽民就会再度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并拨乱反正，拯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假若没有那反戈一击，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就不会走向极端GDP主义，那老邓必然就作为一个负面人物走入历史，成为短暂记忆，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权不慎滑出轨道。
很可惜历史无假设，当老邓出于维护自己去制造历史证据和虚无理论，广东便成为首选，很快便以私有观念为标志传染了中国。邓小平，他循着一条最省力的办法图谋一劳永逸，就必然把社会人心放入野狼出没的幽径上被反复锻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单纯从这段历史看广东赚足了便宜，可我们整个中国呢？我们中华民族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呢？
七，广东：旧日黄花实际上已被烤成焦炭
广东吸纳全国资源完成了自身的经济腾飞，她GDP多年独占鳌头，她的城市光华亮丽、豪华大气，她的许多地域已很难分出市区郊区、城市农村，看上去很有现代气息，可你请别忘了：广东房地产比其他省份早半个节拍，广东的所谓制造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代加工，广东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相比其他省份更典型因而就更加脆弱，反而广东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那真是举世罕见！所谓“前边有个张百万，后边十个穷光蛋，一平均，大家都是百万富翁”，那首先就指广东。二十年前汕尾海陆丰农村成立抄家队，干什么？抄村干部、镇干部、老板们的家，因为他们把老百姓的土地卖了，卖地后把钱贪污了。尤其，经济危机爆发五、六年来，企业成片倒闭的不止江浙，实际上广东更甚，若不信你就去广州、深圳看看，汪洋不是对此说过松话吗？
广东，她在经济危机的折腾中，实际上已被烤成焦炭。
经济上那种过山车感觉，连续五年，结构性缺陷藏不住呢！
伴随冰火九重天经济异象的是领导干部们纷纷“埋头发大财”。吴官正说真要把广东、上海上千万身价的厅局长以上官员抓起来，那就差不多抓完了，我们的社会承受不起。广东省长朱小舟最近有个材料在网上疯传，他实名举报有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本地置办了不小的家产，这还不说明问题吗？广东官场，比外地看上去更像贪腐共犯。
当年李长春一上任江泽民就一再叮嘱广东官员“要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答卷”。江泽民虽然不是直接以严厉批评和横加指责的口气训诫广东官员，但他这样“语重心长”的话里，显然是对广东过去只抓“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表示不满。所谓要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答卷，言下之意，过去的广东省作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只交好了“物质文明”这一份答卷。用“四人帮”时代的流行语形容，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乘着最高领导的这一指示，李长春入主广东，他仅仅从一九九八年五月至七月两个月时间里，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即立案查处党员、监察对象违纪案件一千二百五十二件，其中大案四百零四件，要案九十四件，处分党员九百零四人，其中厅级干部五人，处级干部五十五人。这成绩的确不小，但更大的不是没有，也不是没被发现，而是已经打不下去，因广东本来就复杂，而这时资本势力在本地的迅猛发展，已经能干预决策了。
这是个绝不算失败的不彻底案例，却也是广东反腐失败的开始，再后无论打出于飞、陈绍基、王华元，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拿经济说事而根本上犯错却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其他人也并不是完全没被政治所累。有一组数字令人深思：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山东籍30名、河北籍25名、江苏籍19名、安徽浙江辽宁籍均为13名、河南籍11名、山西籍10名，其他省份10名义下，无论经济大省还是政治大省，唯广东陪着四川、云南、海南、青海开了天窗，这不是很有深意吗？
这实际上就是中央对广东十年发展的整体评价。
就在这么个背景下，广东经济阵痛以及官场乱象，算来时间不短了。中央以行动给予这么个整体评价并委派业已呼之欲出的第一政治新星胡春华前去历练，其中的深意，恐怕就绝不是那么简单了。
八，东莞：介于广州、深圳间的畸形选择
东莞地理上介于广州、深圳之间。广州属于老牌大都会，外在影响大于东莞，行政组织管不到东莞；深圳属于新型融合现代大都市，外在影响也大于东莞，可行政组织也管不到东莞——这意味着东莞实际上属于新老都会文化的三不管交叉地带，亦即文化潜层意识领域上的城乡地带。省委省政府能管他，可省委省政府向来要求拿GDP、做蛋糕，这就惨了！也就是说，上头一直就逼她无论如何都必须钻窟窿打洞地把经济数字搞上去！这是逼良为娼吗？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无论吸纳投资还是政府招商引资，商家从来都遵守最优原则，选不上广州选深圳，唯有在深圳选完才考察东莞。此情下，比不了阳光的一面就必然把阴暗的一面拿来比，亦即比政府支持度、社会宽松度和资本力量自由度，东莞不得不以此弥补城市形象和硬件缺陷，长此以往不被追究，就不但把本地搞成了低端代工产业集群地，还把辖区搞成了远近闻名的性都和黑社会招摇过市的旧文化乐园。除此，官商学黑在东莞的勾结相比外地绝对要紧密一个层次，也是应当注意的。
总之，不是东莞官员及老百姓想要这么个结果，而是不幸处在广州、深圳之间，官员被逼着扒光了膀子比胆量，造成了这么个结果。
所谓GDP优先，淡化意识形态，远离政治，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所谓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经济总量搞上去，这根本也是错误的；所谓“白猫黑猫”，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所谓发展优先，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根本上都是错误的。
——这，恐怕就是东莞乱象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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