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庆棠回忆：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阿早按：这篇文字以隐约迂回方式给所谓的“四人帮”平反，在发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斗争方式吧！公道自在人心，“四人帮”不朽！】

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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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棠在《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剧照。

在文革当年，他可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超级偶像人物呢。
 
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

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早年学习舞蹈。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本文作者陈徒手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晚年刘庆棠，“洪常青”的精气神犹在。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