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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人阶级反对“砸三铁”的斗争 在1989年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在对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没有在国有企业中完全确立起来。1992年，统治阶级企图通过所谓“砸三铁”一举完成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结果遭到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92年初，这种要求“砸三铁”的呼声得到了中国大陆报界、新闻界的支持。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破三铁、改体制的宣传。然而，未隔多久，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便层出不穷。最激烈的反应来自被解雇的工人群体。国有工厂工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靠工厂、依赖于工厂、隶属于工厂的心理和观念，因此当突然宣布他们被解雇时，他们惊呆了。一些工人做出了激进的反应。例如，1992年3月，天津某厂因亏损严重，被迫解雇了上千员工，结果该厂的二千余名工人及家属集结在天津一座立体交叉桥上，迫使天津环线分路陷入瘫痪。1992年春，中国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力推行“砸三铁”，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危机，不少工人因不适应辞退、待聘、减薪、救济的状况而爆发严重不满情绪，有些工人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行为报复工厂的领导人。此外，在锦州市、秦皇岛市、合肥市等也相继发生了工人因被砸了铁饭碗而报复厂长、领导的事件。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破三铁的活动终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李强，150）
工人阶级赢得了反对“砸三铁”斗争的胜利。但是，正如1989年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没有一个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成熟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仅凭自己是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的胜利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革命政党，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只能处于防御的和被动的地位。而统治阶级，由于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就能够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推进资本主义“改革”，逐步地蚕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权利。要扭转这种趋势，要把目前这种分散的和单纯被动防御的斗争转变为统一有组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尽快形成一个有正确理论指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五）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Marx,1967,101)任何历史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不免被它自身的生活方式腐化。如果仅从本阶级的后代中选拔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统治阶级的统治能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趋于退化。只有经常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优秀分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统治阶级才能保持生命力。 现代学校教育使现代的统治阶级能够以系统的方式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杰出人物，这些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组成为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通过参加现代社会的管理，培养统治社会的能力。所以，中产阶级既是下层社会向上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又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军。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有“一般干部”1091万人。如按大学文化程度计算，1987年，中国有知识分子659万人。（李强，279）中国中产阶级的实际规模当在两者之间。 中产阶级不同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主要靠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少量工人谋生或谋取薄利。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业主，通称为个体户。1990年，城镇个体经营者总数为671万人。（李强，322）中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属于所谓“工薪阶层”，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与无产阶级不同。中产阶级出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凝结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地位，使中产阶级能够脱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进入特权阶级的行列。小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也许会上升为私人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现代社会的管理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只有经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才能胜任。 官方学者不承认中产阶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八十年代，所谓“脑体倒挂”的问题曾经喧嚣一时。即使根据官方学者计算，1988年，“脑力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也仅比“体力劳动者”低5.8％。这是北京市的数字，不包括农民，也不考虑中产阶级的各种物质特权（如较大面积的住房、出国机会等）。官方学者公然抛弃了恩格斯的观点，即“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他们盗用劳动价值论，说什么“知识劳动或复杂劳动可以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大的价值，因而知识劳动力的价格应由它所创造出的价值决定。”（李强，266） 官方学者不懂得，没有什么抽象存在的价值，只有与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离开了价值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劳动价值论对社会的说明力就等于0。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力价格是 与 供求决定的。而中产阶级的劳动力，如前所述，是凝聚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是特殊的劳动力。它不象其它劳动力那样只要在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中就能生产出来，它必须经过正规学校教育才能生产出来。而在资产阶级社会，能够受高等教育，是一项社会特权。中产阶级由于有了这项特权，就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社会的科学、艺术和文化，垄断了“知识劳动力”这种特殊劳动力的供给。就象地主凭着私人土地所有权能索取地租一样，中产阶级凭着私人占有的知识也能获取垄断收入。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和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丝毫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 实际上，在“改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发动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参加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统治阶级越来越依赖于中产阶级来完成专门的管理和技术职能。所以，中产阶级不仅享有社会特权，而且在收入上也逐渐向上层社会靠拢，到九十年代初，所谓“脑体倒挂”已经颠倒过来了。（见表2.2）
表2.2 1992年7月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月收入(元) 服务人员 193.5 辅助生产工人 224.5 直接生产工人 226.3 一般管理干部 237.3 中层管理干部 237.3 高级管理干部 278.0 技术人员 281.0 资料来源:李强,262.
中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却常常以未来的统治阶级、候选的统治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这种眼光。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地位又是矛盾的、动荡不定的，它摆脱不了社会竞争，而竞争就不免产生失败者。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朋友有一次给笔者来信说：
昨天有一个来我这里登记住房的客人，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系，是西威厂的主管，他和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有时候真想到死，死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他管理100多人，工资是令人羡慕的三千多块钱一个月，然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来没有星期天，每天上班12小时，下了班也没有知心朋友。他的同学都发达了，他也不想去找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他说，感觉早已麻木。深圳人都是在戴着假面具生活。比如，为了公司，他不得不陪人唱卡拉OK，逢场作戏，为了管好工人，不得不严肃......
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做到让所有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一个压迫社会中，人生价值是用能否进入统治阶级来衡量的）。
〔1〕官方经济学家追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撰了一个“隐性失业”的概念，说国有企业中所有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时都可以折算为“隐性失业”。这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工人自由的增加纯属一种浪费。从工人的观点看，“隐性失业”根本不是失业。否则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索性把“隐性失业”都变成“显性失业”呢？ 〔2〕陕西省的老爷们为了满足个人享乐......不惜花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国家困难时期，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丈八沟高干招待所......名为疗养院，实际是省级干部的休息、游玩、享乐的地方，占地数百亩，有高级洋房、亭台、楼阁，富丽堂皇，还设有游船、树木、假山、餐厅、舞厅、礼堂、名贵树木、奇花异草等，......在西安地区，夏天才能游泳，可是，我们的老爷们有改天换地精神，冬天也游泳，在他们的创造发明下，动员工人同志在丈八沟这个“安乐窝”里修筑了个“暖水游泳池”。......这个游泳池烧一次水，光用煤就一、二十吨，价值几百元，有时个别领导干部星期天带着老婆孩子来游泳，工人同志就得专门烧一次水。......记得我们西北工业大学同学去年在宝鸡参加农村社教时，......有一户贫农一家几口人，可全家的家当就连五元钱都不值，这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呀！然而这般老爷游泳一次就花几百元！......这个“暖水游泳池”里装的真是水吗？我看不是，完全不是，而是装了一池劳动人民的血汗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材料汇编（第一集）》，7－9） 〔3〕1991年各类产品国家定价的比重，农副产品是22％，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21％，生产资料销售总额是36.6％。（《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一期，5） 〔4〕据我的个人意见，在学运领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决定发动绝食时，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他们当时恐怕至多是想通过绝食对政府施加一点“道德上的”压力。所以，当人民真的走上街头，民主运动真的发展为一场革命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不是被吓倒了的话）。他们不知道怎样，或者根本不想去利用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革命能量。 〔5〕天晓得这样一次“人大紧急会议”，即便召开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说人大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就是在人大里面，即使在革命最高潮时，反对派恐怕连简单多数也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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