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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到小农经济 在前苏联和东欧，集体农业已经基本上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了。所以，在这些国家，农业私有化遭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坚决抵制。另一方面，当邓小平政权开始“经济改革”时，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由于这种前现代的技术条件，又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因而劳动人民没有控制生产的权力，（事实上的）私有化成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办法。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在中国，农业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农民的欢迎（尽管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受到了抵制）。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改革”的性质。由于“改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前现代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是要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的。所以，决定整个“改革”的性质的，和对农民群众的长期生活状况（区别于“农业改革”的眼前的、直接的效果）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城市“改革”或工业“改革”，而不是农业“改革”。 （三）小农经济和农业停滞 “农业改革”在最初几年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78－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62％，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4.95％，特别是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90公斤，第一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长期粮食紧张的状况缓和了。 官方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归功于“改革”。“农业改革对1978－1984年的产出增长有显著贡献，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4％（林毅夫，95）。”在官方学者看来，“农业改革”的成功证明： 家庭经营是最适合于农业这种规模经济不显著的产业的经营形式......以农户的劳动力为主，土地、资本在家庭内部作基本的微观配置，直接生产者与决策者合而为一这样一种资产运作层次，在农业中是典型的。在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 在官方学者看来，“家庭经营”可以说是“产权明晰”的完美典型，所以，他们对“家庭经营”的迷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承认农业中存在规模经济： 在农业中......土地是可分的，各种流动的投入物如化肥、农药、种子是可分的，就连拖拉机也可以通过制造较小的型号、匹配较小的马力而实现其可分性......所以农业中生产要素具有假不可分性的特点，规模经济不显著。（蔡方，97，101，108） 但是，化肥、农药、良种要发挥作用，往往要求有良好的灌溉，这就要求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这是在“家庭经营”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办不到的。至于使拖拉机“实现其可分性”，官方学者忘了说明，这样做，（相对于作业能力）的生产成本肯定是要大大增加的。 官方学者举出日本和台湾为例，作为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也可以取得农业现代化的证明。实际上，日本和台湾的经验，与其说是证明了家庭经营的成功，倒不如说是证明了家庭经营的失败。日本和台湾的农业效率极其低下，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根本不能生存。1970年以前台湾95％的农产品可以自给，1970年以后自给率下降到90％；日本政府每年花1万亿日元（折合800亿元人民币）补贴水稻生产，尽管如此，农产品自给率还是从1955年的87％下降到1980年的72％。（孟繁琪） 孟繁琪认为，在苏南稻麦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500亩；在华北小麦玉米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1000亩。他指出： 若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不当，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由于受过小经营规模容纳生产技术要素能力的局限，很难采用较高性能的劳动资料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在活劳动机会成本一定的条件下......亩均作业总成本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呈显著的负相关，实质是劳动资料性能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组合结构比例不断优化的过程。（孟繁琪，57） 所以，农业也和其它产业部门一样，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小农经济不是象官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 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1978－1984年农业“超常规增长”的原因，看看“改革”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功效。这方面缺乏全面的资料，但是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案例，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安徽省凤阳县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县之一。这个县1977年粮食产量18.29万吨，这是“改革”前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19 89 年搞包产到组，粮食产量增加到22.35万吨，1980年搞包产到户，又增加到25.5万吨。当地农民说：“在合作化的时候，我们整天干活，天天干，一年到头地干，但是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干。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大伙儿都觉得没劲，生产搞不好，表面上我们在干活，实际上是敷衍了事。现在，我们一分钟都不浪费，多劳多得，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有的是时间。”这说明，在合作农业搞得不好的地方，承包制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 但是，农业生产和其它生产部门一样，只有生产积极性还不行，要把生产搞好，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凤阳县以种植水稻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有一半的水来自当地的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是五十年代发动群众建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库，稻田得不到灌溉，也就不能应用良种，生产技术与合作化以前比没有什么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生产水平也不会比合作化前有很大提高。 (Hinton,1990,53,58) 凤阳县的情况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全国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合作化时代搞起来的。正是合作化时代进行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才使“改革”初期农业有可能“超常规增长”。“改革”的功劳，只不过是由于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把这些基本建设的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常规增长”不仅不说明“家庭经营”优越，反而证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既然“超常规增长”是合作化时代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的结果，那么要把农业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就必须进行新的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但是，“改革”使中国回到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状态，不仅不能积累和发展生产力，反而导致生产力退化。（见表3.1） 表3.1 "改革"时期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退化 1979 1987 (百万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 45.003 44.403 机灌面积 25.321 24.825 机耕面积 42.219 38.393 资料来源:Liu,1988,38. 合作社解散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乎停止；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面对数量极多、规模极小、户自为战的“经营主体”，很难有所作为，加上小农经济自给性强，吸收新技术愿望低，农业技术推广陷入“网破、线断、人散”的瘫痪状态。（孟繁琪，57） 另一方面，“改革”使农业机械化受到了严重挫折。在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在合作农业下，曾经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但是现在改革了，所有村民都分到一份口粮田，余下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土地被分成数不清的小地块，机械化变得毫无意义，只好让位于分散耕种。农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大部分先进设备，重新捡起耙子。银行要张村还贷款，村长告诉银行：“把机器拿走吧。”但是银行一直找不到买主。所以直到现在，那些施肥机、碎土机、喷雾器、机灌设备、收割机和烘干机还扔在机器场上，任凭日晒雨淋，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Hinton,1990,15) 黑龙江省的一万个村庄中，只有181个保留了对农机的集体所有和集体 和 管理。有20％的村庄把机器承包给个人，另外80％则干脆按牺牲价格把机器卖给了有内线的人，比如队干部，他们的亲友等。平均来说，卖价只相当于机器原价的三分之一，或者假设这些机器已经折旧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些机器就是按半价卖掉的。无论怎样计算，都是集体财产的重大流失。那些买到机器的人，因为得来的便宜，也就不愿意花钱做大的修理。他们的机器，主要是拖拉机、犁和少量的收割机，都是用到需要修理时为止，然后就扔掉了。 改革以后，大部分机器都不能象原来那样发挥其全部功能。机器卖了以后，破坏了各种设备之间的配套关系，新的所有人不能用机器完成任何完整的工作，也不能进行农田连续作业，（我所到之处）差不多都是这样。(Hinton,1990,103-104) 土地家庭承包以后，由于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出现了土地无限细分的趋势。1986年全国农户户均耕地9.2亩，每户地块平均8.49块，平均每块耕地只有1.02亩，与1960年部分亚非国家农户平均土地规模相比，中国只有后者的14.23％。（蔡方，99，102）1991年，全国农户户均耕地比1986年又减少了13％。（《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5期，6）耕地如此细分，不要说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的规模经营要求，就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都无法实现合理经营。 小农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它不能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也不能容纳现代生产力。在短期，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集体农业的一些问题，能在量上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种量的提高是建立在集体经济所创造的本质上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在长期，小农经济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且不能再生产合作化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比较优越的生产力，在把合作化时代遗留下来的生产能力消耗完以后，中国农业只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1985年，中国粮食减产3000万吨。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人均粮食产量则从390公斤减少到380公斤。（《中国农业经济统计资料1991》，32－33；《北京日报》1994年2月7日）“超常规增长”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农业进入了长期停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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